胡泳
胡泳，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譯作《數字化生存》（1996）是中國邁入網絡時代之際影響最大的啟蒙讀物，著作《網絡為王》（1997）是國內首部全面介紹互聯網的誕生、發展、現狀以及未來趨勢的專著。
作者 | 胡泳
未來互聯網將向何處發展，不脫三個突出的主題：一是自由與控制的關係，即如何平衡個人權利與安全；二是如何建立數字信任；三是，數字社會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數字鴻溝與提高網絡素養。所有這一切決定了數字時代的連接是否最終會導向賦權，以及賦權的對象為何。
互聯網對全球社會所發揮的巨大影響，系經由無數個人的努力匯聚而成。個人是互聯網的靈魂，只有你我他，每一個人都努力，才能把互聯網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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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互聯網“盜火”
1996年春，中國最早的ISP瀛海威公司在中關村零公里處打出“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的巨幅廣告牌。很多人從未聽說過“信息高速公路”這個詞。創始人張樹新的豪言壯語，在寫稿還依靠紙筆的年代，聽起來像是一個遙遠的幻想。
我想弄清楚這幻想到底是遠還是近。這一年1月30日出版的《三聯生活週刊》，刊發了我的7000字長篇報道——《Internet離我們有多遠？》。在詳細介紹了互聯網的發展脈絡與社會影響後，我提出一個疑問：對於當時家用電腦只有70萬臺的中國來說，能夠一轉身就跨入信息時代，並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嗎？
1996年，我的全部心思都在推廣互聯網上。我翻譯出版了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這本書一時洛陽紙貴，成為很多人踏上網絡之旅的指路“聖經”；我甚至獨自一人撰寫了一本十幾萬字的增刊《時代英雄》，專門介紹蓋茨、喬布斯、布蘭德等15位推動數字化時代的企業家和思想家。是年底，我在《三聯生活週刊》開設“數字化生存”專欄，這是繼王小波之後，《三聯生活週刊》開設的第二個專欄。這個專欄的第一篇文章是《風雲突變，人機重開戰》，評論卡斯帕羅夫與“深藍”的國際象棋大戰。
1996年，胡泳翻譯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出版，是中國邁入網絡時代之際影響最大的啟蒙讀物。
1997年，我完成了《網絡為王》，這是第一本向中國人全面介紹互聯網的專著。亞信的田溯寧正在敷設ChinaNet骨幹網，他買了幾千本送給各省的官員，因為他覺得這是最好的可以幫助互聯網在中國普及的讀本。田溯寧後來記得，當他到偏遠省份跟地方大員遊說應該如何加快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的時候，對方讓他去找交通廳。
1997年，《網絡為王》出版，是國內首部全面介紹互聯網的誕生、發展、現狀以及未來趨勢的專著。
1997年2月，在張樹新的推動下，《數字化生存》作者尼葛羅龐帝第一次訪華，國務院信息辦組織“數字化信息革命報告會”，開啟了中國互聯網啟蒙第一課：無論在政府、商業還是公眾層面，都喚醒了互聯網意識。伴隨著中國與國際互聯網的互聯互通，中國開始全面進入互聯網時代。
這一年的秋天，我到瑞士留學，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個電子郵箱，也初次經歷網絡訂票的神奇。在異國他鄉的我渴望在網上看到中文內容，費盡千辛萬苦，唯一能找到的是一家叫做Chinabyte的網站。
1998年，我從瑞士歸來，在《三聯生活週刊》的選題會上，提出應該關注一下風險投資這個話題。但風險投資在當時鮮有人知道為何物，選題最終沒有通過。
彼時，瀛海威因為缺乏合適的融資機制，張樹新正面臨被資本方逼迫出局的困境；而拿到風險投資的張朝陽，則創辦了搜狐。這一年成立的還有新浪、網易和騰訊，商業網站正式成為我國互聯網版圖的主要力量。
1999年1月，尼葛洛龐帝再次訪華時，活動贊助商已經變成了張朝陽和他的搜狐，而瀛海威已漸成歷史。率先在中國開啟門戶模式的搜狐在中國大飯店舉辦盛大的儀式，授予尼葛洛龐帝“搜狐天使”的榮譽稱號。就在我上臺聘請尼氏為“數字論壇”總顧問之前，聽到身後有人嘀咕：“一個外國大老爺們，叫的哪門子天使？”
這就是中國互聯網的“盜火”階段。“盜火”這個隱喻，喻示著人和技術的複雜關係。從禁忌中解放出來的知識和智慧，顛覆現狀的技術精神、政治力量和藝術靈感，經由互聯網走向我們，然而技術如火，網絡既創造又破壞。
進入新世紀，網絡改變中國人生活的深度和廣度，超乎想象。20年之前，網絡意味著新生活；而20年之後，網絡變成了生活本身。互聯網像催化劑，在促進一撥撥年輕人飛速成熟的同時，也促進社會構成的改變：打破以往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人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創業機會、前所未有的話語權和前所未有的生活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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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生活的核心困境
2016年，電子工業出版社推出《數字化生存》20週年紀念版。一位讀者給我寫信說：20年前讀《數字化生存》，覺得是科幻書；現在讀，覺得是歷史書。
站在今天回望那個年代，或許我們可以真正理解到底什麼是“數字化生存”。它意味著娛樂世界與信息世界充分融合，並且開始具備互動性；它意味著計算機在生活當中從不離場，而你時刻利用這種在場並以之為生活方式和態度；它構成一種平等主義現象，使人們更容易接近，並允許在一個大而多孔的空間內，聽到小而孤獨的聲音；它使網絡真正的價值越來越和信息無關，而和社區相關。
就像空氣和水，數字化生存受到注意，只會因為它的缺席，而不是因為它的存在。1999年，為了在中國推廣互聯網，曾經有一個非常轟動的“72小時網絡生存測試”，在北京、上海、廣州尋找志願者，把他們關在賓館的房間裡，看他們能否僅通過互聯網而生存。那時，沒有淘寶、沒有支付寶、沒有快遞小哥，很多志願者因為受不了忍飢挨餓，不得不中途退出。2016年，為了向當年致敬，上海做了一個“72小時無網絡生存測試”，志願者在結束後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簡直度日如年。
今天，我們看到數字化生存成為一個過時的東西，人們充滿興奮地談論的新話題是大數據、物聯網、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太空探索等。計算機和移動設備都越來越索然無味，因為它們將逐漸消失在其他物體中：自清潔襯衫，無人駕駛汽車，服務機器人，智能門把手，乃至吞下一粒就能掌握英語的藥丸。用尼葛洛龐帝的話說，我們將住在電腦裡，把它們穿在身上，甚至以它們為食。一天一粒計算機，醫生遠離你。
這樣看來，數字化革命彷彿已經結束了。但是且慢。想想“無馬的馬車”這個在汽車剛剛被髮明出來時的說法。彷彿被遮罩遮住了雙眼的馬一樣，汽車的發明者無法預知汽車給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的鉅變，包括我們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獲得新的商業模式和創造新的衍生業務。打個比方，你很難在有馬和馬車的日子裡想象汽車的無故障保險。正如麥克盧漢所說，“我們總是透過後視鏡來觀察目前，我們其實是倒著走向未來”。
我們今天也有類似的失明，因為我們不能想象一個我們的認同感和社區感真正共存於真實和虛擬領域的世界。爬過山的人知道，爬升越高，空氣越稀薄，但我們還沒有真正體驗到缺氧的滋味，因為我們尚未攀爬到數字世界的高峰——甚至都還沒有來到山腳下的數字大本營。
這也是我認為的今日數字生活的核心困境之所在：當下關心數字商業的人數不勝數，但是關心數字社會基本問題的人少而又少。我們需要解決的數字社會基本問題複雜而棘手，比如個人隱私與社會公開性的衝突，商業與社區的衝突，安全與自由的衝突，繁榮創意與保護知識產權的衝突，日益包羅萬象的網絡平臺與亟待伸張的用戶權利的衝突等。在這個意義上，數字化革命遠未到結束的時分，或者說，“been digital”（數字化之後）的問題，比“being digital”（數字化之中）的要嚴重得多。
我把這些衝突統稱為數字大革命引發的結構性衝突，其產生的原因在於，互聯網終於由工具的層面、實踐的層面抵達了社會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層面。正是為此，圍繞互聯網的公共討論和學術話語正在發生一場從“強調可能性、新鮮感、適應性、開放度到把風險、衝突、弱點、常規化、穩定性和控制看作當務之急”的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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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太重要了
《莊子·齊物論》說：“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舊的將逝當然也孕育著新的種子。托克維爾也說過：“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令人焦慮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討論互聯網帶來的改變，首先要把互聯網置於這種焦慮、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這種浪漫化的想象之中來觀照。
互聯網從誕生之初起，就一直和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圖景與修辭糾纏不休。隨著ICT（信息通訊技術）技術的使用、功能與影響日益增強，個人的與公共的生活悉被覆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無不囊括其中，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變得更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調和的。
互聯網一度被宣揚為促進參與和發展的工具，尤其給予邊緣群體全新助力，幫助他們成為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參與者；然而，在今天，許多研究者發現，各種力量有能力迫使互聯網按照自己的意願發展，以至於“同一個網絡”的夢想變成了“巴爾幹化”的現實。公民的權利不僅在很多情況下被剝奪、被侵害，而且，公共空間也圍繞各種實際存在的“不公”劃出了斷層線。
社會性與地域性的鴻溝不僅始終沒有消除，而且似乎還誕生了新的形式。例如，網絡素養成為一個社會發展健康的公民文化的瓶頸。公民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ICT技術對公共政策發言、為自己堅信的事業聚集力量、通過大規模協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個社會中展開互助。我們把從事這些活動的公民稱為“數字公民”。然而，成為數字公民必須滿足兩個要件：一是其必須具備廣泛的技能、知識以及能夠輕易地進入網絡；二是有意願在網上參與社會建設、政治進程以及對平等的經濟機會的追求。這樣的要件很自然地會把一些民眾排除在外，比如那些沒有受過教育和不存在可行的上網方式的人，這在世界各地都絕非罕見。這也表明，不斷擴大數字公民在人口當中所佔的比例，乃是各國政府的要務之一。
數字文化中充滿了挑戰。一方面每個國家和地區的先行者都在利用新技術促進社會轉變，特別是少數群體第一次獲得機會挑戰主流話語，為自身爭取權益；另一方面網上充斥仇恨言辭和排外情緒，理性的公共討論和建設性的批評甚為少見，達成共識也更加不易。加上互聯網的超地理特性對族群認同形成壓力，如何進行有意義的參與、對話，如何加強多元化的共存，都是數字公民的頭疼問題。
今天我們觀照未來互聯網將向何處發展，不脫三個突出的主題：一是自由與安全的關係，即如何平衡個人權利與網絡安全。數字社會的複雜性質令我們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與安全的概念。個體公民更加關心自己的數據為何人掌握，政府則看到電腦犯罪、黑客活動、恐怖襲擊等佔據國家安全政策和國際關係的核心。我們有可能同時在網上獲得自由與安全嗎？
二是如何建立數字信任。用戶現在可以方便、靈活地收發各種信息，這給網絡法與網絡規範造成了空前挑戰。後者的問題在於，它們幾乎總是落後於技術的發展。網絡行為如何在規制與規範下得以發生和展開？在不同的語境和社會當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數字信任？在這些方面，我們的問題比答案更多。
三是，數字社會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數字鴻溝與提高網絡素養。網絡接入權與網民素養是網絡社會的基石所在，個人因此而賦權，知識藉此而撒播，從而確保不會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進的互聯網列車。在這裡，數字鴻溝不僅意味著網絡接入權的泛化與網絡普及率的提高，還包括上網設備的成本、用戶的技能、應用ICT技術的時間與機會以及用戶使用的目的和影響等多個參數。我們常常看到，數字鴻溝的分裂帶也是社會階層與種族的分裂帶，此外，年齡、教育程度、性別等的差異也不可忽視。
所有這一切決定了數字時代的連接是否最終會導向賦權，以及賦權的對象為何。究其根本，這三大主題，共同指向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我們是否能夠生活在同一個互聯網、同一個國際社區和同一種團結所有人、並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識之中？
法國已故“老虎總理”克萊孟梭講過一句名言：戰爭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給將軍們。我想套用這句話來強調，今天我們必須形成這樣的認識：互聯網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給少數人。互聯網對全球社會所發揮的巨大影響，系經由無數個人的努力匯聚而成。個人是互聯網的靈魂，只有你我他，每一個人都努力，才能把互聯網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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