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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并不是孤立的。乾隆时代是一个大转折期，治理体系已经趋于复杂化、程式化，政治敏感神经却跟历代一样，经常会被莫名触动，这就构成一种紧张状态。乾隆在这类事情上倍受折磨，经常表现得可笑且无奈。无论是真的危险案件，还是虚惊一场，他明知不会有真正结果，也只能姿态很高地例行公事，陷入一种痛苦境地。这里谈两个案子，如下：
一，治理体系的复杂化、技术化
由于周边地缘关系已经进入「条约时代」，历代王朝最大的那种游牧入侵威胁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边疆已经固化为各种双边条约关系，换句话说，中国的疆域终于固定了。历代王朝的那种总体化的积极防御体系已经削弱，整个国家开始专注更为精细的治理体系经营。技术官僚在这个时代就拥有很大的话语权，无论是税收、水利、盐铁经济还是司法，都日益强调专业化、技术化，整个官僚集团也以治理能力相互标榜。乾隆这类统治者当然非常支持这种「去政治化」倾向。
但这不是说统治者也会成技术官僚，乾隆仍然保持着古典政治视野，一刻不停地在注视着这个国家。他的政治敏感神经包括：满汉畛域、邪教、朋党、中外交通、文化影射等等，有时候还关注那些特别伤害良知的普通刑事案件。因为这类案件是一个指标，可以观察民间对整个治理机器的承受能力。但乾隆的无奈在于，他关注到危险，却无法翻动整个技术官僚体系，于是就只能不断的去驯服、运动，让官员接受教育，明白他的底线。
二，叫魂案和「厌魅符咒杀人」不道之罪
叫魂案，刚好触及了好几个敏感点。它首先是一种【诅咒杀人】。这种诅咒杀人的危害性在于它显示了民众的无知、软弱和邪恶，由于涉及「超自然力」，它又有可能牵涉邪教和反政府、反社会活动，因此敏感的官员是知道其严重性的。实际上，《明太祖大诰》就明确规定诅咒杀人是死罪。所以「叫魂杀人」本身是犯罪，官府有必要追查。《大清律例》则规定「蛊毒杀人、厌魅符咒杀人」是【不道之罪】《刑案汇览》有收录一个【私用桃椿钉人祖坟图破风水案】，可为证明。
这个案子牵连出来一大批诅咒杀人案件，相互之间其实并无关联，只是单独的刑事案件。问题是，这种杀人方式当中有一种方法是利用别人的【辫发】来进行诅咒，由此牵涉到满汉畛域问题。于是，乾隆的神经被触发了，他必须让百姓和整个官僚体系明白：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于是佞臣就假想了一个隐蔽的敌对势力，要求全体官员捉拿妖人。官员则把压力向下传递，制造了不少刑讯逼供。
三个月后，假想的妖人并未抓到，牵连的底层嫌疑犯却已经不少，官员经受了长时间的高压，也疲惫不堪。于是乾隆认为目的已经达到，要求官员务必继续追查、高度警惕，还要照顾社会稳定和吏属情绪。案件就此终结。
三，真正的危险也只能视而不见
《清实录-高宗实录》只要仔细翻看，就会发现这种事情数量不少，像「叫魂」这种属于子虚乌有，但因为触及「满汉畛域」红线，就不得不动用高压手段。其他还有真正危险的案子，乾隆却毫无办法。
吴江地区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采生折割」案，该案与叫魂案都属于《刑律-人命-不道》规定的【不道罪】，因此有一定的相关性。该案是一个真正危险的案件，真实牵涉到了广泛存在的地下会社。
吴江县令孙儒发现一批虐待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追查中发现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相互存在师徒关系，很可能属于邪教或会社。而且，他所发现的蛛丝马迹也许还只是冰山一角，于是立即上报。
与叫魂案相反，这个案件是真正危险的，后面有很大可能存在一个真正的敌对势力阵营。但乾隆却退缩了，他大怒下令严查之后，忽然听取两位高级技术官僚的建议，决意尽快结案。两位技术官僚，一个是江苏巡抚萨载，一个是按察使吴坛，前者是皇室亲信，后者是当时著名的刑事司法权威。
为什么会退缩呢？这反映了乾隆体系的另一个边界：它没有办法真正搞定危险因素。一旦他全面追查地下反对力量，势必要动员极大的治理资源，帝国很可能会偏离轨道，造成更加无法收拾的局面，而且不一定能有多少效果。
乾隆朝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当它雷声很大的时候，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危险。对那些真正的危险，其实它没走多少办法和资源。
历史咖啡
其实清朝有两次“叫魂案”，一次是1768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第二次是在1876年，也就是
光绪二年。
下面，咱们细致说说这复杂的1768年“叫魂案”到底怎么回事。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浙江德清县。
德清县城在一月份的时候，一座石桥坍塌了。所以这一天，一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匠，正在修复石桥。在当地民间，传言石匠有一种本事，就是“叫魂”。把活人的名字写在纸片上，然后石匠把纸片垫在木桩底部，大锤不停的敲打，就会损耗这个人的精气。
这一天，有个农夫名叫沈士良，因为他的侄子虐待他。所以沈士良找到吴东明，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施法叫魂。吴石匠知道这事情不能干，不仅违法，而且容易惹麻烦。所以，石匠就把这事情报告了官府，沈士良被抓了去，打了二十五大板。
到了四月初，德清县的慈相寺香火冷落，但是县城附近的观音庙却非常火爆，老百姓都愿意去那里拜佛。慈相寺的和尚心里不舒服，开始散播谣言，说吴石匠修的那座桥，之前还有其他石匠争这个活干，但是，最后都没抢到。于是
这些石匠嫉恨吴石匠，于是在吴石匠经常路过的观音庙做了法，只要去观音庙的人，都会遭到毒害！谣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很快就传得到处都是。
4月3日，一个名叫计兆美的人因为家庭琐事离家出走，一路乞讨来到了杭州。本来就有谣言，再加上计兆美口音不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计兆美一说自己是德清人，大家更恐慌了，怕他是叫魂的人。然后，官府一用刑，计兆美受不了，就谎称自己是来叫魂的。
到了4月8日，浙江的萧山县，几个和尚被怀疑是叫魂的，抓到了官府。
5月3日，江苏苏州，三个乞丐，被怀疑剪人辫子叫魂，也被抓了起来。（后被释放）
此后，这类事件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本来是和石匠有关的。现在谣言四起，主要目标反而集中在了和尚和乞丐身上。并且，从石匠做法叫魂，发展到了剪人衣角或者剪人辫子叫魂。
谣言很快传到了各地，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9月7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上谕，把剪辫子妖术和剃发 联系到一起。实际上，乾隆把一个谣言放大成了叛乱。
此后，各地都在抓捕嫌犯，审问妖党。但是，从地方到京城，都没有发现实质性的证据。各地官员看到乾隆如此重视，都如临大敌，纷纷上报“妖党”的线索。当然，这些线索不是捕风捉影，就是屈打成招。
但是，随着军机处对押进京城的所有嫌疑犯一一审理，发现所谓的妖术和妖党，基本上都没有根据，也就是说，风风火火轰轰烈烈闹腾了这么久，其实只是谣言。
当然，乾隆知道审理结果之后，停止了对妖党的清剿，把黑锅推给下属，是他们办事不利。总之，这个事情就这么基本结束了。
乾隆怕不怕妖术？其实不怕，他怕的谣言传播的太快，怕的是事情无法控制，从谣言变成民变，变成大规模的造反。
所以，当他知道妖术和剪辫子有关的时候，就立马想到了“剃发令”。都说康乾盛世，盛世之下，怎么会有大规模的民变和造反？
所以乾隆心里是明白的，当时不仅是老百姓的愚昧和迷信，更关键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根本达不到“盛世”的标准，大街上还是一群一群的乞丐呢！就连苏州这样的富庶的江南地区尚且这样，更可况其他地方？
乾隆知道这些，所以很怕谣言造成的叛乱，所以要捕风捉影的缉拿“乱党”。
光绪二年的叫魂案，是发生在南京。
起因也是修石桥，传言石匠剪人辫子，可以搜集人的魂魄稳住桥梁。
总之，谣言一样迅速发展开来，重点也放在了“剪辫子”上。一时间，从民间到报纸，都有了纸人剪辫子，妖风剪辫子的传说。
人心惶惶，官府四处查办。
发展到后来，民间把剪辫子的主谋指向了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以至于在当年7月份，皖南建平、宣城、宁国、广德地区，发生民众烧毁教堂，打死传教士的事情。
后来官府深入调查，发现此事是有人故意煽动。根据调查，所有证据都指向了白莲教。他们利用清末时局混乱，精密策划，四处行动，制造了这次叫魂事件。
当然，白莲教的这个计划最终被清廷捣毁，剪辫子叫魂事件也真相大白。
不过，谣言的威力如此之大，确实让人心惊肉跳！大家说是不是？
七追风
故事始于1768年春天，江南各地流传有奇人能通过活人衣服、毛发、指甲等一切带有人类DNA甚至是味道的东西，盗取人们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被盗取灵魂者精神涣散没过几日便会死去。这本来是一个十分荒诞的谣言，像极了恐怖小说里的桥段。
夏天的时候便广为流传，许多人尤其是外地人都十分恐慌。本来，当地人都不以为然，但是乾隆皇帝急命当地官员彻查此案，找出灵魂盗取者。相关人员都十分的无奈，只能陪乾隆皇帝玩这个无聊的游戏。
其实，这个谣言来源于反清复明，和当初对抗清朝剃发易服的义士之后。一时间，和尚、道士、乞丐、无业游民等高流动人口成了被怀疑的首要对象。许多人被诬陷，屈打成招，押送京城。一直到秋末冬初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因为被叫魂而死去的人，这个闹剧也终于没头没尾结束了。而这场闹剧的记录者，却是美国人，当时难道就没有中国文人记录此事？那么他们又都去了哪里呢。
历史密探
题主说的叫魂案，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件荒诞怪异的事件，从浙江开始到大半个中国都在疯传，用一缕头发加上人的名字，就可诅咒人至死，或获取此人财产。
于是，社会上出现很多偷剪别人辫子的人。此事传到宫里，惊动了乾隆皇帝和他那敏感的小神经，乾隆下令各地官府全国搜捕“叫魂党”。在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运动中，不少人被冤死。
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此事的起因仅仅是一个老汉与一个包工头小石匠开的小“玩笑”:浙江德清县的一个小石匠在修护城河桥时，刚从工地回家一个老头找到他，交给他两张写着名字的小纸条，让他回去把纸条贴到木桩上钉入地下，这样纸条上的人就可以被诅咒至生病或死亡。
原来老头无子女，由两个侄子照顾，但两个侄子对他不好。老头听说这个办法可以诅咒人，才找到小石匠帮忙。小石匠没帮忙，而是报警把老头送交官府，老头被打了一顿板子放了。谁也没想到，此事很快被编成了各种“叫魂”的版本流传，一开始是在当地，不久就传遍浙江。于是有了这次“叫魂”的闹剧。
别看古代没有互联网，此事传播速度确实极快，四五个月的时间从南方传到北方，穿到了皇帝耳朵里。搞得人心惶惶，看到陌生人就以为是叫魂党，在杭州有俩和尚仅仅因为看有个小孩可爱，问了句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就被人围起来差点打死。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由于信息闭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官服尤其是皇帝的添油加醋。有了皇帝做背书，谣言传播起来尤其恐怖。不要说古代，即便在现在互联网时代，很多谣言照样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甚至登上媒体新闻。
凡尘往事
乾隆三十三年的一月，浙江德清县石匠出身的吴某在重建修理一座石桥，获得了不菲的报酬。
坊间传闻，石匠能够对忌恨的人进行“叫魂”既将所忌恨之人身上物什如衣角、毛发等用纸包起来写上名字，用石锤每日捶打，所忌恨之人日久将因魂魄被叫打而散，肉身将一命呜呼。
吴某能够在众多石匠中脱颖而出争得修石桥的授权，大家都以为是他“道行”高深用了法的缘故，因此不断地有人许以重金暗请他“叫魂”仇人，都被他一一拒绝。但是架不住人一多，每天不胜其烦，于是为了使谣言止步，吴某索性将又一个撞上门来请他“叫魂”的人送办官府。
但是，此举治标不治本，来人少了只是因为大家怕官而已，对吴某“能力”忌怕就更甚从前了，本来是他将人送去官府，但是坊间一传，十里八乡的百姓嘴里吴某彻头彻尾成了能差使“被叫魂”之人主动投官的神棍。加上后来附近又断断续续地发生了几例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的“叫魂”案件，一夜之间，德清县周遭县城百姓无不谈德清色变。
吴某的石桥修好后，原本因为不愿意绕远路到对面去的香客纷纷通过桥到了桥对面观音庙求香，四月天嘛，万物生息的时候，大家无非是取个彩头去拜个“送子观音”，于是原本石桥这边的寺庙便遭了殃，香火冷清。
于是别有用心的个别和尚便忌恨起了修石桥的吴某，在坊间大肆宣扬说是因为吴某对与他争标的众石匠施了法的缘故，他才能够夺得修桥的授权。
果然，因为当时坊间盛传的“叫魂”事件，有石匠又在桥那里找到了自己被“叫魂”的纸包便深信不疑。于是众位石匠不管会不会“叫魂”术都大显神通，开始在大家经过石桥后必经观音庙的路上埋下“叫魂”物什，想让大家因为有人遭殃把矛头指向吴某。
此事说来也奇怪，第二天便有怀孕的女子在去观音庙的那条路上被摔得差点流了产，经过别有用心的人一挑唆，“叫魂”的阴霾竟然成鼎沸之势，遮住了德清县与周遭半边天，人人夜不能寐，恐惧万分。 
此事后来传出去，陆续有因为“叫魂巫术”被逮捕的乞丐、和尚与石匠，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是从德清县过来的，并且从他们随身包袱里搜到了所谓“叫魂”腌臜之物，乞丐包袱里有焕然一新的衣裳，和尚包里有一缕长发，石匠包里有草纸笔墨。
初春多是流感季节，小孩很多因此伤风感冒，这便让德清与周遭地方百姓理所当然认为是这伙子妖人作祟。于是一时间内小孩足不出户，大街上，透着股阴气沉沉，人人斜眼看人，相互猜忌，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 
自满清入关中原，一直有反清复明的说法。“叫魂”案愈演愈烈，逐渐荼毒了大江南北，大半个中国，折子终于送到了乾隆桌子上。乾隆认定是别有用心之人想借机挑事儿，以民变颠覆满清江山，遂下令严查。
但是，一直到了年底，所谓人犯抓了不少，事态也渐渐冷息下来，乾隆细查，竟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水落石出。那就是从头到尾，没有所谓主使，有的只是百姓心里的愚昧而已。
于是，乾隆年“叫魂”案以无头案叫停。
其实我们回顾历史，乾隆年“叫魂”案与西汉汉武帝时“巫蛊之祸”如出一辙，都是因为个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了底层老百姓的愚昧，地方官员也有不治失察之职才会让此类案件愈演愈烈，至人人惶恐自危的地步。
古代不像现在，连君王都信奉神鬼那一套，有祭天，就连圣旨大多都会说“奉天承运”，源头如此，不怪民流愚昧污浊。
实际上，一直到民国，大多数老百姓都愚昧得很。
(吃人血馒头治病的小孩)
老北京的菜市口行刑场，不少人吃凌迟之人的肉，用馒头沾人血吃，据说可以包治百病。民国文坛巨匠鲁迅有《药》等随笔，写实记录了封建麻木下百姓的愚昧，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观之。
不书公子
1786年，也就是清朝弘历（乾隆帝）年间，江南德清地区有一位叫计兆美的人在杭州行乞，却在某个深夜里，因为口音不同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先被一大帮人团围住，殴打一顿后，押到衙门，又要拷打。计兆美屈打成招，只好说自己就是来“叫魂”的，他用两张咒纸符死了两个小孩——小孩的名字是他胡编的。结果，新的一轮拷问开始了，县官要求他供出是哪里得了这些符咒，又是谁在指使他“叫魂”的……
一环接一环，不断咬出新的谋划者。最终，酿成了一桩由皇帝亲自过问，全国各省严加查办、撸下了多位省府大员的惊天大案。美国学者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写了这个故事，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学结构的绝佳历史学术书。
原因的开始，是当时，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已持继了一段时间。剪人发辫、控制他人的“妖术”恐慌，也流传很广。虽然各种各样的“妖术”几乎都没有能确凿地审讯出来的，但最终，
案情汇总到了皇帝弘历那里，引起了统治者对那些游离在统治秩序之外的人的恐慌：担心他们剪人发辫的“妖术”，会破坏“国家制度”（满清的剃发制度），更担心会引起谋乱；于是，朝廷把“妖术”作为一项重点来追查。实际上，不管中西方，在非文明时代里，常会有某些罪名，非常好用，只要抬出这种罪名，不需证据可以打倒对方；它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公众的恐惧之源。而这种恐慌，并不是你们以为的由愚昧的民众自发形成、扩散开来的；其实，它是上层社会根据政治目的，自上而下发起的：它想让你看到什么信息，你就相信什么信息。
比如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女巫”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罪名，他们可以用敦促女性“供认”出审讯者想听到的最变态的性刺激行为，捉巫事业让律师、法官、牧师和审讯者没有失业之虞，德 朗克尔1609年一年中就把八十个女巫送上火刑架，雷米十五年之内处决了九百个女巫，三百年间，至少有六万多人被以行巫术的名义处决——惟一的困难是如何尽量多地找到和杀掉女巫。（埃克 伯科威茨《性审判史》P179）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既有十一世纪时，欧洲基督教会会炮制或散播诸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也有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指斥洋人教堂拐骗小孩、并且用小孩的内脏器官制造药物、吃小孩的心肝等传言。
（今天还残留在民间的“叫魂”习俗。）
其实，各个社会层面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弘历皇帝追查“妖术”，是想通过事件来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并清查民间的“异见”；各级官员对“妖术”调查的积极配合，是想瞒上欺下求得自保或获利；民间对“妖术”的恐惧，则是信息掌握不全之下的盲目。 出发点不同，却殊途同归。“妖术”恐慌，从来都不是民间自发的。
现在早已是一个科技已发达到可上天、可入地、可改变生物基因的时代，不过，民间仍然有相当强大的力量，相信阴谋，相信非自然的力量。只是，现代的这种“神奇力量”不再以妖术为名，而以资本，或者别的什么为名号。
（纪实摄影作品《佤族大叫魂》。）
近年来，从“货币战争”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到共济会中的某中国明星，都被渲染成一场资本操控一切、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惊天阴谋和国家危机，一时之间妖氛满天。不要觉得荒诞，这种理论的迷信者之众，既可以从几千万册正版盗版的图书销量和数不胜数的跟风书中观察到，也可以从铺天盖地真诚而愤怒的网络评论中有所觉察，非常有市场。
《叫魂》说得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侯虹斌
对于这个问题我将从案件的起源和政治方面进行解说。
一、叫魂案的起因
1768年初的时候，浙江德清县东面城墙坍塌。县令叫石匠吴东明带领他的群对进行修缮。开工之后发现大米不够，作为工头的吴东明就回家购买大米。他刚回家就有一个叫做沈士良的人来找他帮忙。
沈士良的2个侄子对他不好经常虐待他，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听说如果石匠在干活的时候将别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贴在木桩顶部，然后铁锤击打木桩会有神秘的力量诅咒被写下名字的人，被诅咒的人不是死去就是生病，这种做法民间叫做“叫魂”。
沈士良想请吴东明帮他诅咒他的两个侄子。吴东明听了后大惊失色，虽然他不会这种法术，但是他听说过这个法术，但是如果自己和这样的法术扯上关系到时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所以他将沈士良交给的官府。
虽然最后吴东明和叫魂没有关系，但是他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百姓纷纷传言说德清县修桥的石匠有人从事叫魂勾当。而且各种叫魂版本开始流传。谣言的流传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当时有一位德清县的人离开家乡去杭州发展，就因为他的户籍就被认为他是从事叫魂的，被人送到了保正家里，后来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说自己是叫魂的。还被逼编造自己害死了2个孩子，后来被移交县衙审理的时候才发现他的供词前后不搭，后来县官给他洗清嫌疑。之后吴东明的副手以及一些人不断的被卷入叫魂事件，后来虽然被证实了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大众的恐慌心理，百姓的社会安全感几乎殆尽了。
通过不断的演化，故事开始变得有独立性，叫魂的方法越来越详细，好像说的真的似的。叫魂的作用演化成可以利用叫魂谋取利益报复自己的仇人。而叫魂要用到对方的实物，提到最多的就是被叫魂者的辫子。
叫魂的事件越来越变得不可控，而且在这事件中辫子是反复被提及的东西，辫子这东西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他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被勾动了。
二、辫子引起政治敏感
当叫魂的谣言开始不断传播的时候整个社会开始不安起来，因为叫魂直接可以取走人命。社会的不安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更让乾隆放心不下是害怕这谣言之后是否有主谋想利用这一事件进行造反，特别是辫子的事情。
因为满人刚入侵中原之时，为了强制汉人在政治上的归顺。当时颁发了有关削发、衣冠与女子禁止缠足等相关法令，尤其是削发最被统治者看重。他们要求汉人像满人一样前额剃光，后面蓄发。这是汉人臣服的标志。
削发令刚开始的时候引起了汉人的强烈的反抗。辫子的问题成为了汉人誓死抵抗的有力的民族武器，为此满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段回忆距离乾隆时代已经是很久了，但是乾隆很害怕有人想借用叫魂中辫子的问题勾起那段悲惨的回忆。
但是这样的想法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公开讲，所以一开始辫子的问题官府和乾隆也只是当做一般的案件进行审理，但是随着剪辫子的案件在全国开始蔓延的时候。乾隆再也按捺不住了。
山东有很多从事剪辫子的案犯，其中有2个乞丐的供词让官府已经开始害怕了。2个乞丐交代他们用迷药洒在被害人的脸上，趁他们昏迷的时候剪掉他们的辫子。目的是供做法之用。
听说精通法术的人可以利用辫子直接去人性命和钱财，浙江和安徽就各有一名僧人会这样的法术，而且已经开始招收徒弟，势力越来越大了。
富尼汉像乾隆报告说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但是很可能是同一根源，他们手下去各个地方剪辫子可能并不是单单为了钱财，肯定还有其他目的。乾隆很赞同富尼汉的说法，于是下令各地官府立刻捉拿妖术主犯。
命令一发各地都抓了很多犯人，但是大术士仍旧逍遥法外。审理之后乾隆很失望这些人要么被官府屈打成招要么就是遭人陷害，要么就是愚昧无知才从事剪辫活动。真正的和谋反相关的主谋一个都没有。
到了10月底，历时三个月的除妖行动已经让所有官员疲惫，乾隆也是一样。虽然乾隆勒令各地不允许懈怠但是大家心理都很怀疑是否可以抓到主犯。看出皇帝心思的军机大臣建议停止这场闹剧，但是为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就把没有抓到主犯的原因归结到各地官员玩忽职守上。到了11月初，朝廷叫停了除妖运动但是仍旧要求各省官员保持高度警惕。
到此为止整个叫魂事件告一段落，其实这场闹剧是谣言引起社会骚动，但是有人利用骚动做一些不法之事谋取利益，但是大众的不安心理和乾隆的政治敏感引起了蝴蝶效应才引发了这个社会的动荡。
非说不凡
发生在1768年的叫魂一案确实引起了清廷高层的极大关注，但是题目谈动摇了诺大的大清国，这个说法则无疑偏颇和失真了。
乾隆是个心思缜密却又对权力敏感的皇帝。通过叫魂案，乾隆皇帝有三大认识：
其一是摸清了帝国的廷寄与信息传递渠道的真正效率；其二是再次了解到各地官员的因循守旧且欺上隐瞒策略；其三是唤起了对于以“割辫子”为核心的政治象征的开国往事。
对叫魂的恐惧是从最富庶的江南开始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以谣言的形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剪发辫更是禁忌，“留发不留头”，往往与造反和反清复明相联系。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合法的和尚、道士、游民、乞丐以及走方郎中群体倒了大霉。本来无关的人员，却无辜被纳入到这场抓捕“叫魂者”的运动之中。
令乾隆皇帝震怒的是，当事情传到他耳朵里，问题已经由普通的谣言变成政治事件了，而地方官竟然虚瞒不报，还互相搪塞；
有叫魂事件和谣传发生的各地官员起初并没有当回事——这种民间禁忌本不足为怪。但当皇帝下令急报时，他们才意识到（或者说被迫把事情放大化）要追查到底，以至于在方法上株连广泛。对于大清普通民众来说，谣言四起的叫魂案则意味着恐慌与未知。
实际上，1768年春天是事情的萌发期，只有少数人涉及其中；到了夏天那一段，事情有点复杂；到了秋天，乾隆皇帝发现了事情的扩大化事态，在军机大臣刘罗锅之父刘统勋赴承德做例行工作汇报之后，事情就全部结束了。
朝廷与地方在这个事件中热闹了。官权和皇权几经博弈后，朝廷付出了几条无辜草民的性命和丢掉了几个乌纱帽后，从各地方发押解到北京和承德的身躯残破的叫魂案疑犯和人证们经军机处各位军机反复折腾，终于在保护了皇权的威严，又成功隐匿了关于清朝政府的异族统治对辫子所代表的权威和服从可靠性的焦虑，本来莫须有的案情终于被乾隆大皇帝重重举起后轻轻放下，他的批示中也承认又要严加搜查又要避免伤及无辜这种矛盾的要求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故而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的笔下，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清廷统治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传统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否认，乾隆此种小题大作以及彼时官僚体制的层层因循且不灵活，整体效率低下而追求媚上，不讲事实，则映射出清朝这个大帝国即将走上没落的悲催道路。
秦右史
这件事发生在1768年，这时正是康乾盛世的时代。最初的“叫魂案”起源于富庶的江南，然后迅速蔓延过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此案席卷大半个中国，震动了清廷，乾隆下旨各地官员必须严惩凶手。
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案子，居然惊动了皇帝？事情是这样的：江西德清县，一夜之间，风传有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写在纸上，然后踩在鞋里，经过九九八十一后，埋在地下，仇人必死无疑。
更有甚者，让手巧的缝制一个布偶，然后写上仇人的名字，把布偶钉在墙上，用64根大钢针，扎在布偶身上。
还有的说，一些流浪汉偷剪别人的发梢或衣角，然后藏在家里，烧香拜佛，天天诅咒。
这些传言，引起了乡民的恐慌，于是，人们相互揭发和猜忌，纷纷把怀疑对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殴打至死。
叫魂的恐慌，像石头一样压在人们心头，好比你不知道敌人从哪个方向杀过来，就仿佛有人用枪瞄准了你的脑袋，随时要你的命。
叫魂之势像燎原之火惊动了乾隆皇帝，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从上到下掀起了一股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乾隆对叫魂案的重视，无疑来自他的猜疑，因为大清得到的江山就不是正大光明来的，外族夺了汉人的江山。
大清本来对汉人就有一种天生的警觉，始终对汉人是既用又防。乾隆也知道，剃发易服这些政治高压，无疑是对汉人的侮辱和伤害。加之民间反清复明的活动此起彼伏，这更加使乾隆怀疑背后一定有黑手操纵。
皇帝打个喷嚏，下边的官吏都要感冒。3个月来，上至军机大臣，下到七品芝麻官的县令，都迅速行动起来了。
当这些官员折腾的精疲力尽的时候，该抓的也抓了，该打的也打了。可以说不折不扣的对妖术进行了清剿。
当这些人盘点下成绩时，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些稀里糊涂的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
官员们开始怀疑妖党是否存在，最后，朝廷刑部终于弄明白了，叫魂案不过是潜藏在百姓心内的幽灵和恐惧。是对朝廷长期政治高压下的幻觉，是人人自危的具体表现。
当这震动朝廷的叫魂案真相大白的时候，乾隆皇帝如释重负，长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叫停了这一切。
（撰文：秉烛读春秋，欢迎点评加关注）
秉烛读春秋
我家七年前抢的盐，还没吃完呢！
我们现代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在信息非常闭塞的清政府？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是啥事？我来简单的分析一下两个版本的消息：
其中一个就是说浙江德清一个石匠修桥，有一个老人，无儿无女，两个侄子又不孝顺，于是他拿来一个写着两个名字的字条，让石匠钉在桩里，诅咒他的两个侄子！
而石匠也比较迷信，这么一听，原来这个老人是巫师，他要用叫魂法术摄取他人魂魄，这还了得？于是把他送到了官府……
当时的信息毕竟比较闭塞嘛，人们传来传去，再有德清人出门，只要喊别人名字，外面的人就认为你是在叫魂，再加上刑讯逼供，于是出现一系列冤假错案！
想想我们现在朋友圈到处流传的谣言，我们现代人尚无法分辨，什么螃蟹不能和柿子一起吃，不能和地瓜一起吃，不能和茶叶一起吃……太多了，其实都是谣言！
我们现代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呢？所以这件事情本来是开个玩笑的事，最后硬是刑讯成了做法摄魂巫术，最后谣言沿着德清蔓延到全国……
这之后的一波推手是发生在两个和尚身上。
说是两个和尚到了外地，看见一个小孩，于是喊这个小孩，结果这个孩子的家长听说过叫魂的事情，于是喊来人把两个和尚围住了。
一搜，果然有两条发辫，于是就成了，他们叫住小孩以后，魂魄就会被摄取，然后剪下辫子来带走……
其实人家那两条辫子是当和尚的时候剪下来的，可是那时的人们根本就不信！
最后的刑讯一逼供，这下坏了，为了少受点罪，他们只能乱编一气，什么主谋啊，什么方法啊，什么目的啊，都编出来了。
这下可不得了了，全国各地都是这种巫术了，乾隆皇帝感觉到了深深的不安，这是他们在策动谋反啊？
于是，不仅仅人们恐慌，连皇帝也开始恐慌了，一下令，那些官员们也害怕啊，生怕自己也被叫魂，所以逮到一个嫌疑犯，就往死里审他，这样一来，就出来更多的无辜被牵扯的人，无辜被牵扯的人又扯出更多无辜的人……
于是蔓延成了全国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使用的叫魂术，杨角风也没有搞明白原理，为什么小孩发烧输液打针都不管用，找个老人给叫叫魂就好了！
我想可能是小孩的头没有发育好，有时候受到惊吓会错筋，给他划拉划拉就好了！
而乾隆帝之所以恐慌，是因为人们认为化缘的和尚和道士就是那个巫师，当然一般我们理解的巫师也是那种修行的人，他们剪孩子的辫子，辫子又是皇权的象征，说白了就是谋反啊，这才是乾隆帝最害怕的地方。
当然最后这件事也不了了之，皇帝自己也承认，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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