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遇乐》(千古江山)与《贺新郎》(甚矣吾衰矣)齐名,亦属词人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有题目为"京口北固亭怀古",京口即今天的镇江,北固亭是镇江北固山上登临的所在,初建于晋代。登临怀古,遥望北方失地,词人在复杂的时局中生出茫茫百感。而这"复杂的时局",正是我们理解这首词的很必要的背景知识。
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
自从宋孝宗与金世宗签订隆兴合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岁月。在这三十年间,南宋越发耽于偏安的闲适,金国越发加速汉化进程。然而到了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即辛弃疾南渡之后的第四十三年主和已久的南宋朝廷忽然兴起北伐之议。
看上去宋人似乎真的等来了北伐的良机,因为金国在不断加速汉化的过程里,早已不再是"靖康耻"时候的马背民族了。即便那位倾国南侵的海陵王完颜亮,也会以"王者之师"行"统一大业",载着满满的儒家政治理念，他甚至很有上层士大夫的风雅精神,精通书法,还填得一手好词。某年中秋待月不至,完颜亮即席赋《鹊桥仙》一首,遂成金国词坛中的名篇：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
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捻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
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这真可谓辛弃疾之前的"稼轩风",《鹤林玉露》评其"出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完颜亮真正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南侵的时候,还曾特地填了一首《喜迁莺》赐给先锋大将韩夷耶：
麾初举。
正駃騠力健,嘶风江渚。
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
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鼙鼓。
笑谈顷、指长江齐楚。
六师飞渡。
此去。无自误。
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
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
试展卧龙韬韫,果见成功旦莫。
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
这首词称得上雄姿英发,用典很有苏、辛风格。"射虎将军"会使我们想起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亲射虎,看孙郎","金印如斗"是辛弃疾词中屡见的典故。结句"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想象南宋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如久旱之望云霓。儒将风采,跃然纸上。
借取洞庭春,飞上桃花面
一般帝王为将军送行,赠诗是习见的事情,但完颜亮不赠诗而赠词,态度便有了一种微妙的不同。赠诗显得正式,赠词却显得亲昵,后者自然会在无形中拉近君臣关系,可见完颜亮的词不仅写得好,也很有几分运用之妙。
后来的金章宗更与宋代文士无异,书法追摹宋徽宗,瘦金体足以乱真,填词深得婉约派精髓,大有《花间》遗韵。如一首题扇《蝶恋花》：
几股湘江龙骨瘦。
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
金缕小钿花草斗。
翠条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
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
忽听传宣颁急奏。
轻轻褪入香罗袖。
写一把折扇而曲尽其态,如果请苏轼品评,定会说这首词深得"咏物之工"。金章宗还有许多雅趣,曾擘橙子制作杯盏,名为"软金杯",为赋《生查子》：
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
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盏。
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
借取洞庭春,飞上桃花面。
这样的词,倘若混入北宋名家的词集,不会有半点的违和感,以至于《归潜志》评金章宗"亦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而金章宗的时代,恰恰就是韩侂胄锐意北伐的时代。
仲尼去卫又之陈,此是乘车入鼠穴
宋、金实力的此消彼长还不止于此。当金国在高速汉化的过程中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时候,竟然也遭受了他族的威胁。北方的蒙古人作为新兴的他族严重威胁着金国。蒙古之于金,近乎当年的金之于北宋。金人既忙于应付北方的蒙古,势必无力兼顾南线,宋人正可以建千载一时之功，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权臣韩侂胄的肩上。
北伐一事从内因来看也有其必然:韩侂胄以政变起家,太缺乏足以服众的朝政资本,若能抓住时机建一番不世殊勋,难道不是最好的巩固权位的手段么?于是在开禧元年(1205年),亦即金章宗泰和五年,韩侂胄走上前台,任平章军国事,权位更在宰相之上,全方位筹备北伐事宜。那是群情激奋的一年,即便是韩侂胄的政治对手以及素来不屑于韩侂胄的人,这时候也纷纷站在了韩侂胄的一边。为了这一刻,辛弃疾已经足足等了四十三年。
事言无处未尝无,试把所无凭理说
贬谪多年的主战分子被纷纷启用,这自然少不了本已主动请缨的辛弃疾。但在真的进入备战的具体工作时,辛弃疾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自己设想的样子。问题完全出在韩侂胄身上:他一来绝非帅才,完全缺乏对大事件统筹规划的能力;二来私心太重,政客习气太深;三来将北伐事业看得太过轻率了。辛弃疾的真诚进言只换来了调职的结果,他已经能预见到这场轻率的北伐必将以失利收场,但那又如何呢?他预见得到,却没有半分力量来阻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辛弃疾登京口北固亭眺望长江对岸,怀古兴悲,写出了这首千古传唱的《永遇乐》：
以词说理:《玉楼春》(有无一理谁差别)
有无一理谁差别。乐令区区浑未达。
事言无处未尝无,试把所无凭理说。
伯夷饥采西山蕨。何异捣齑餐杵铁。
仲尼去卫又之陈,此是乘车入鼠穴。
词前有小序:"乐令谓卫玠:'人未尝梦捣齑餐铁杵、乘车入鼠穴。'以谓世无是事故也。余谓世无是事而有是理,乐所谓无,犹云有也。戏作数语以明之。"
《世说新语·文学》有载,卫玠小时候向乐令请教人为什么会做梦,乐令的回答是"有所思则有所梦"。卫玠诘问道:"有时候梦到的事物是身体和精神都不曾接触过的,怎能说有所思则有所梦呢?"乐令答道:"这是由情理推衍所致。没人梦见过捣碎葱蒜喂给铁杵,或者乘车进入鼠洞,便是因为既没有这种事,亦没有这种情理。"
辛弃疾不满意乐令的解释,认为"捣碎葱蒜喂给铁杵"与"乘车进入鼠洞"虽无其事,却有其理,于是"戏作数语以明之",便有了这首《玉楼春》。词中举出反例:伯夷耻食周粟,于是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为食,这种事情何异于"捣碎葱蒜喂给铁杵"呢;孔子周游列国,离开卫国又去陈国,此种颠沛流离又何异于"乘车进入鼠洞"呢?
捣碎葱蒜喂给铁杵
词毕竟是一种极不宜于说理的文体,叙事也是词的短板,而这首《玉楼春》兼叙事、说理于一身。词人用小序来交代卫玠与乐令那一番问答,继而以词的正文来承担说理的任务。他确实做到了,但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文学实验。当我们梳理词的发展脉络,会发现词序从无到有,从短到长,促进了词的私语化,也弥补了词不擅叙事的短板,但是词的说理一途后继乏人,这当然是注定的事情。
其实词的说理与诗的说理一般,以形象喻抽象则否。王国维有一首《浣溪沙》,正是说理的典范佳作：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以形象喻抽象,其字句背后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哲学如同漫天的阴霾层积、压迫而来,而这正是读者从形象中去感知,而非从理性上去推知的内容。顾随议论"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一联有一番五体投地式的评语:"前句一字比一字向上,后句一字比一字向下。有此思想者不知填词,会填词者无此思想,有此思想能填词者,又无此修辞功夫。惟静安先生兼而有之。"
两相比较,我们便易于看出辛弃疾以抽象道抽象的写法确实走错了路，使一件文学作品里的文学趣味荡然无存了。然而这样的错误正是跨界创新中的一种"伟大的错误",正要有人敢于去犯这种错误,不惜撞一个头破血流探知这条路终是走不通的,后来者才可以快马轻车地杀向另外的、绚烂的方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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