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年已八旬的奶奶，跟着我们，在永济居住。
白天我们上班，孩子上学，奶奶一个人在家里。晚上，没啥事情，陪奶奶坐坐，说说话，解解闷。
我随便地问一句：“奶，你就给我说说，你小时候的故事。”
儿子盼盼听了，也说要老奶奶讲一讲以前的故事。
奶奶从依靠着的被子上坐起来，说：“我以前的事情多着哩。”
奶奶想了一会儿，说出了一件让我吃惊不小的事情：“我小小就没了爹......”
从这儿开始，奶奶尘封已久的记忆慢慢打开，给我讲述了她曾经的往事。
奶奶出生在民国七年（1918年）的正月，属马，是黄家窑村大巷西头程家的二姑娘。父亲程步录，母亲王十七（十七--土话是喜欢之意），是从东坦朝村嫁过来的。家里只有姐妹俩，只相差一岁多，姐姐长得瘦小，妹妹则长得高大壮实。和很多孩子一样，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两个孩子在父母的关爱下，在温暖、幸福的家庭中渐渐长大。
奶奶的程家，早在明朝末年，是从外地迁移而来的，早年居住在西坡窑洞，开荒种地为生，后来迁居到村庄的西侧居住。
山村黄家窑
黄家窑村地处中条山脚下，当时村里近500口人，有上千亩梯田，山涧里流淌着一股溪流，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的村民。
奶奶的家里，是个普通人家，有七八间土坯房，可以居住，有二十多亩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足够家里人吃了。在家里，圈养着一头牛和一头驴，农忙梨地、拉车，都够用了。在屋的南院，有一盘石磨，也叫硙（wei）子，专门用来磨面的，屋的西边是碾房。这样磨面碾谷，都很方便。
过去在村里，有地有粮食吃，就算是好光景了。平常穿衣，就是自家纺织的粗布衣，鞋是自家做的布鞋，自给自足，农家生活。
奶奶7岁时（1925年），在这偏僻的小山村，依然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严守一套流行了上千年的封建礼法，奶奶在家长的要求下，开始缠脚。
缠脚，就是人为地把一双天足用长长的裹脚布，摧残成男人们喜欢的三寸金莲。
经过多年的反复折腾，忍受疼痛，脚是小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大了，小脚指折断窝在了脚心，无名指折向脚心，压在了中脚指下面，脚骨也受到了外力的束缚，不再长大。奶奶的缠足，给她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和不便。
那时，村里在祖师庙开办有学堂，有老师教孩子识字，但女孩子一般没人去送。天天在家，学个针线活。家里也不是穷得送不起，主要是那时人就是这么想的，女娃娃将来嫁人生孩子，看书识字没啥用。
山村层层梯田
就这么过了三年，到了1928年春的一天，全家人都在家好好的，忽然虞乡城里来人，说要抓父亲，叫父亲到城里去给邻村一个杀人案作证。
“不怕私盐冒犯，就怕人命牵连。” 奶奶反复重复这句话。“贩运私盐，还有个救，咱这儿离潞村盐池近，有的人会偷偷贩卖盐的。但一旦牵连到人命案上，就麻烦了，不死也得伤筋动骨，还得花钱消灾。”
“我爹程步录，身材魁梧，说话、办事都讲究公道、正派，而在这县府公堂上，父亲根本就不知道这事是怎么一回事。莫说是晚上看不清，就是白天，路过邻村，别人干啥事，自己又怎能知道？
不当证人，就先用刑拷问，残酷地折磨着父亲。一直就这样，关了四个月，活活欺负人。
屋里剩下我奶、我妈和我姐妹俩，四个女人，干着急没办法，光哭泣没有用，想着各种法子去救人，也无济于事。我妈曾引着我去送饭，见到父亲时，人已瘦得脱了一层皮，衣服破烂 ，浑身脏兮兮，哪里还有父亲原来的模样？
衙门，衙门，坏得很，只要进去了就别想全着出来。
直到有位远亲在西安当官，回来后，在他的说和下，父亲才被放了回来。”
好不容易回来了，大家都哭成一片，街房邻居也来问候，我们做着各样好吃的给父亲吃，好好补补身体，但父亲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是短时间难以愈合的。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年秋天，父亲和我们去村西地里摘柿子，他上树，我们在地上收拾。柿树长在堰边，堰有两米多高，父亲在树上一不小心，一脚踩空，从树上摔下来，腰还摔在了水渠塄上。
父亲受到了严重的内伤。但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哪能和现在比，拉到虞乡，求老中医看，给几付中药吃，顶用不顶用，先吃了再说。
我们成天在家向老天爷爷敬奉果品，磕头祈福，还到药王庙里磕头祈祷。
一年出两件事，如何受得了？外伤加内伤，折磨又受气，哪是几付中药能解决问题？没有好药，没有好医，旧社会的人得了病，干着急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却救不了父亲的性命。
从秋到冬，从冬到春，父亲一直抱病在床，且日渐加重，后来发展到吐血，最终在1929年的农历四月初二病逝，年仅三十三岁。
远处就是五老峰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讲到父亲英年早逝，奶奶已是泪流满面：“上好的光景顶啥用？我那时11岁，刚能记事。我爹埋时，用的是咱家地里长的楸木板，四块，最好的。我爹伤刚养好，又碰上这倒霉事。
我爹小时候，9岁就没了爹，从小就开始干家务，稍大一点，就经管起二十五亩地的农活。家里养了一头牛、一头驴，所活都是他干，他体格健壮，人都叫他小牛犊。那时割麦、担柴、烧水、犁地、耙耱，所都行，而正是人时，却叫人整的，只管个人去了。”
“我爹死后，家里剩下，四个女人能干啥？家里少了男人，就象抽了筋、断了脊梁一样，困难可想而知。没办法，只好听人劝说，给妈妈招个人。却遭到程姓族人的反对，告到虞乡县府：说不能招人，只能嫁人。当时不象现在，想怎样就怎样。县上也说不许招人，但能允许替女儿招亲。”
“遭到家族反对，县上又不支持，此事只好作罢。但屋里是没法停了，妈就带着我姐妹俩，住到了东坦朝村，我舅舅家。”
“村里就只有我奶一人在家看门，地也租出去了，牛也不喂了，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后来（大概在1933年），村里传染开了瘟疫，一批就死了四五十人，我奶也不幸感染上了瘟疫，前一天还好好地干活，第二天就不在啦。死的人太多，家里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人人都忙着躲避瘟疫，只能草草安葬了事。”
“有了可怕的瘟疫，我们就更不敢回屋住，一直住在舅舅家，直到姐姐谈论婚嫁时，才回到村。”
奶奶擦着泪，话语低沉，过去多少年的记忆，恍如昨日经历，一件件都铭记在心，刻骨难忘，更让奶奶感到难受的是，本该好好的一个家庭，却无端蹲牢狱受折磨，出意外父亲离世，走他乡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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