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妈说，只要我的广场舞步足够快，我就可以把寂寞甩在身后，孤独永远追不上我。
王大妈说，你有没有看见我手里的红扇子，当扇子摇的足够好，你就可以听见时间的声音，像风声一样，很好听，想不到第一次听到的风声，逝去的是我的青春。
赵大妈说，当我和你刘大爷最接近的时候，我跟他的距离只要0.01公分。那时的音乐，是《小苹果》。
李大妈说：在跳广场舞的时候，虽然有时只是逢场作戏，虽然有许多只是雾水情缘，不过没关系了，哪来那么多一生一世。
孟大妈说：如果有另一个广场，你会不会带我一起走？
吴大妈说：你知道广场舞跟太极拳的分别吗？广场舞，越跳越暖，太极会越打越寒。
郭大妈说：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跳广场舞，跳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停下来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陈大妈说：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别人来看广场舞是浪费时间，她却觉得很重要。
郑大妈说：当你年轻时，以为什么都有答案，可是老了的时候，你可能又觉得其实人生并没有所谓的答案。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可能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跟人跳广场舞的机会。有时候搞得自己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行了。
胡大妈说：从跳广场舞身上我明白一个道理，只要你自己不放弃，你永远都有机会。
朱大妈说：厨房里有煮好的饭，另外我还学了一套新的广场舞步，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就都在广场风靡，所以我偷偷的留下了一套舞步，到有一天你需要那套舞步的时候，就打一个电话给我，我会告诉你怎么跳广场舞。
冯大妈说：每个人都有失恋的时候，而每一次我失恋，我都会去跳广场舞，因为广场舞可以将你身体里的水分蒸发掉，而让我不那么容易流泪，我怎么可以流泪呢？在你大爷心目中，我可是一个很酷的人。
不如，当我们一起老去，从广场舞重新来过？
从以上现象可以看出广场舞是一项具有传承性的集体活动。一方面是生活经验的传承，另一方面是舞蹈作为一种表演性文化符号的传承。两者内化于广场舞者的生活方式中，成为了一种集体文化氛围的再现，一种身份的传承。人们在闲暇时光与广场舞相遇，对集体活动的渴望随之唤醒并产生化学反应。
个体化时代的来临，虽赋予人们权利与自由自主地塑造“为自己而活”的生活风格，但这一过程是极为漫长的。在个体化的时代，当代人并非原子化的个体，无法完全依靠自己孤独的生活，情感依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家庭一直是个人寄托情感并获取精神所需的场所。但当该群体迈入中老年阶段，其家庭结构逐渐式微，原本的主干家庭随成年子女的独立成家而简化为夫妻家庭。家庭原始承载的情感依托、价值诉求等功能随之弱化，中老年人群的情感无处安放。加之逐渐觉醒的个体对生活有了更高要求，渴望获得情感表达与价值意义等满足。因此，在家庭场域中无法让个体获取的情感依赖，迫使个体向家庭外寻求“为自己而活”就成了必然选择。
网络化时代个体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体验成为群体渴望的交往形式。在当下的城市社区，传统的熟人关系网络缺乏，邻里关系十分淡漠。而居委会作为基层组织，行政力量有限，管理资源短缺，无法有力地组织居民活动。在此背景下，中老年群体十分渴望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但与年轻一代以网络空间为主要阵地构建关系的交往方式不同，无法以网络为核心拓展交际圈，对陌生化的现代交往模式不适应，更习惯以人际交情为关系纽带进行现实中的交往。因此，人们对近距离的社区空间充满社会交往的想象，并尝试突破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空间。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广场这一公共场所开始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这恰恰适应了人们对于近距离的公共空间的需求。在娱乐文化、健身效果、社会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广场舞集健身、交往及娱乐为一体的运动形式便悄然蔓延开来，广场舞的象征意义也由此变得更加多元。此时的广场舞不仅是娱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人们个体意识崛起的标志。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之下，众多相对松散的城市个体自发地加入了这样一种大众文化的氛围，私人生活向公共空间拓展，形成独特的社群生活。
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中国女性是广场舞群体的主要成员，她们中绝大多数在年轻时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职业或工作。一方面，退休后原本工作的时间转为空闲，作为职业女性，她们更重视闲暇时间，不想将空闲时间全部贡献给家庭；另一方面，正如贝克在《个体化》中所说，“花钱的人是拿主意的人”，钱能给人某种权力和能力，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得以坚持自己的权利，同样作为家庭贡献收入的女性更有权利去塑造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基于以上两点的共同作用，女性极为自信又自发地外出寻觅能够塑造自己退休生活的娱乐趣味。广场舞动作简单、不受年龄限制、节奏欢快，参与人数众多，与她们熟悉的集体文化氛围如出一辙，同时它又打破了中老年人因循守旧的被标签化的生活方式。类似的生活经历和观念裹挟着集体的温情和由此塑造出的信赖感，使她们遇上广场舞时感受到了观念的共鸣——身份的认同及情感的归属。广场舞为当代女性提供了生活的新选择，她们得以从年轻时无法自我选择的窘境寻求一定的解脱。通过广场舞的催化作用，本被中国传统女性遗忘压抑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再生和优化。
广场舞赋予了50、60后中国女性一次重返年轻的机会。而这实际上也恰是广场舞这一符号与舞者在个体心灵以及过往集体生活记忆中的对话。与现代社会中提倡的现代性的消极方面：理性化、个体化、工业主义和去魅不同，广场舞成功地表达了社群的情感需求、团结、信任和自主的要求。这一社群意味着；（1）团结，亦即一种亲密感，一种集体感和相互依赖感；（2）信任，与社会生活的私密和距离相对立；（3）自主，因为社群涉及对个人作为社会存在价值的承认。
但必须强调的是，传统家庭的核心地位仍未完全消失，广场舞群体自由跳舞的前提是家庭事务的妥善安排，如果家庭事务尚未处理好，其外在时间往往会被优先占用，稳定的婚姻与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生来承担着料理柴米油盐等家庭细节的责任，天赋的母性为其带来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敦促人们在投入私人生活之前，必须先安顿处理好家庭的日常事宜。我们发现，当家庭与广场舞在时间上冲突时，大多数女性都会选择离开广场去照料家事。在家庭分工中，仍是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的广场舞女性往往更为看重“顾家”的“责任”，“家优先于广场舞”是女性的基本原则。
然而，当代女性以家庭为生活重心，并不必然是传统伦理的惯常要求，而更多出自个体的价值选择。女性参与广场舞这一行动反映出在履行家庭责任之外，人们对私人时间也有着强烈的支配欲望。广场舞女性虽仍依附长久以来支撑着其生活方式的家庭，但对私人生活体验的渴望是不可磨灭的。广场舞群体始终追求用个人有限的生命来验证已有的家庭情感，为私人空间留下生活印记，从而进一步丰富业余生活、感悟生命、追求人生的幸福。这浅尝辄止般的交互体验，使人们更易体会到家庭的情感，自我内心诉求以及私人生活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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