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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中国证券业正面临着更大挑战，包括股票成交量的下滑导致的经纪业务收入下降、股价下跌带来的自营业务利润减少和股权质押信用风险、IPO趋严带来的收入下降、资管新规带来的资管规模缩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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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分：引言
第二部分：市场回顾
第三部分：行业趋势
第四部分：行业动态
第五部分：结语
01
引言
最近一年，资本市场迎来改革发展新时代，证券行业在深入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积极探索金融科技服务新模式和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各家证券公司经审计的年报数据汇总，经营业绩方面，2017年证券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3,128亿元和人民币1,120亿元（母公司财务报表口径，下同），较2016年分别下跌了5%和9%；资产规模方面，2017年，131家证券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6.1万亿元，较2016年全年增加6%；净资产人民币1.8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2%，行业整体规模稳步增长。
收入结构方面，2017年131家证券公司各项业务收入占比的变化符合行业发展的规律及监管的趋势。
其中，经纪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28%，较上年下降6个百分点，作为曾经券商收入的半壁江山，风光不再。经纪业务收入比重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激烈竞争带来的佣金费率的进一步触底，另一方面是因为证券市场交易量的下降拉低了佣金收入水平。
与经纪业务表现相似的还有投资银行业务收入，2017年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占比16%，较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绝对额亦较2016年度的人民币681亿元下降25%。投行业务收入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筹资规模的下降，特别是定向增发和公司债筹资规模的下降。
另一方面，自营业务抓住了蓝筹股超预期的行情，全年实现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合计）人民币1,017亿元，同2016年的723亿元相比增加了41%，问鼎第一收入来源（收入占比32%）。此外，资管业务收入和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占比情况与上年基本一致。
2017年至今，监管机构延续了2016年以来强化监管的主旋律。先后颁布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合规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等文件，更为协调统一地对证券、基金、期货行业进行管理，特别是2018年4月27日，一行两会一局联合颁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针对资管业务中的刚性兑付、多层嵌套、杠杆不清、监管套利等问题，设定了统一的标准。
2018年，外商投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期货公司的新规陆续出台，一方面放宽了外资持股的比例限制，另一方面扩大了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券公司开始积极探索转型之路。服务上，证券公司逐渐由传统通道业务向提供研究、托管、投资交易的综合服务体系迈进；业务上，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推进，国际联动的发展模式已成为趋势，证券公司正积极发挥本土资源优势、深化跨境业务；创新上，依靠科技赋能，线上线下高度融合，创新产品服务成为不少券商的选择。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贯彻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一年，证券公司应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严把业务质量控制、调整加速财富管理转型、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增强自身投研实力、深化跨境联动协作，实现合规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国际化发展。
本报告是毕马威中国发表的第十二份年度中国证券业调查报告，是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公布的131家内地证券公司2017年财务报表而编制的。
02
市场回归
2017年，证券公司全行业实现税后净利润人民币1,120亿元（母公司财务报表口径，下同），较2016年减少了约9%（见图表1）。
行业利润较上年下降主要源于2017年两市股票成交量整体有小幅下降，从而导致经纪业务利润下降，此外，2017年受再融资、减持新规的影响，投行业务利润下降。
经纪业务的竞争持续激烈
另外，2017年证券经纪业务的竞争持续保持激烈态势，众多券商为争夺市场份额，依托“网上开户”推行价格竞争，导致券商平均佣金率仍有小幅下滑，但进一步下降空间不大（见图表2）。
业务收入结构分析
国内证券公司历年收入结构分析
从各项主要业务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看(见图表3)，由于2017年沪深两市成交量较2016年下降约7%，经纪业务占收入的比例较2016年下降6个百分点；
2017年通过IPO、增发合计筹资额人民币1.52万亿元，同比下降20%，投行业务占收入的比例较上年下降5%，其中IPO审核流程提速，通过IPO筹资额人民币0.22万亿元，同比增加34%，但是受审核日趋严格的再融资新规及减持新规落实等大环境的变化，通过增发合计筹资额人民币1.30万亿元，同比下降25%；
2017年大部分券商自营的价值投资风格充分受益于蓝筹股的超预期行情，自营业务表现较好，自营及其他投资业务占收入的比例较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另外，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占比较上年小幅增加。
国内外投行收入结构分析
国外主要投资银行历经了百年的发展历史，至今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经营模式和相当的资产规模，其收入结构相对多元化，业务范围广泛，发展比较均衡（见图表 4）。
2017年度中国证券市场交易量有所下降，并且随着证券经纪业务的发展转型，证券行业经纪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也随之下降，但依然占据重要位置，而国外主要投资银行的经纪业务只是其营业收入中较小的一块。
值得关注的是，资产管理业务对于国外成熟投行的收入贡献较高，充分反映了国外证券公司吸引客户资金、主动管理资金的能力，而国内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占比较低，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发展及经营模式的创新，财富管理、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等一系列增值服务仍有可观的增长空间。
股票成交额及市场指数
相比前两年股市的大起大落，2017年市场指数震荡相对平稳，全年呈现小幅波动缓慢上升的主格局。
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于2017年11月上升至年内最高3,447.84点和11,695.00点，经过一系列震荡调整之后，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于2017年12月31日分别报收于3,307.17点和11,040.45点，较上年末累计上涨7%和8%。
2017年，沪深两市全年总成交额达人民币112.81万亿元，同比下降12%。深证交易所全年总成交额为人民币61.69万亿元，相较于上证交易所全年总成交额人民币高出人民币10.57万亿元（见图表5）根据wind资讯统计，两市全年约80%左右的股票下跌，仅有约20%左右的股票上涨，市场成交量有所下降。
国内证券市场筹资统计
2017年国内证券交易所筹资额为人民币33,858亿元，较2016年度下降30%，其中通过股票增发融资人民币13,028亿元，较2016年下降25%。通过交易所市场债券融资人民币18,644亿元，较2016年下降36%。
2017年随着IPO审核提速，2017年共438家企业在A股完成IPO，创下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总募资规模约人民币2,186亿元，占国内证券交易所市场融资总额的6%（见图表6）。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有所回落
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看，2017年的国内证券市场筹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见图表7），较2016年有所回落。
2017年A股股票市值创历史新高，截止2017年底，中国A股股票市值约人民币57万亿元，其中流通股票市值约人民币45万亿元，占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4%，较2016年上升1个百分点。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
2017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发展趋势有所放缓，挂牌企业数量增速较2016年明显降低。
2017年底，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为11,630家（见图表8），超过上交所及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总数的3倍，较2016年增长14%，挂牌企业总股本达到6,757亿股，同比2016年增长15%。2017年全年成交额达到人民币2,272亿元，同比2016年增长19%。
融资融券余额有所增加
2017年融资融券业务量有所增加。截至2017年底，融资业务余额为人民币10,218亿元，较2016年底的人民币9,358亿元，上升9%。
融券规模从2016年底的人民币35亿元上升至2017年底的人民币45亿元，同比上升30%（见图表9）。
股指期货交易情况
2015年出现了股价异常波动后，为了平稳市场抑制投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接连对股指期货收紧监管标准，通过调整股指期货的日内开仓限制标准、提高股指期货各合约持仓交易保证金标准、提高股指期货平仓手续费标准和加强股指期货市场长期未交易账户管理等方式以严格管控股指期货的交易。
2017年2月和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两度松绑部分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及保证金标准，逐步恢复股指期货的风险规模和价格发现功能，2017年股指期货流动性略有恢复，2017年股指期货的交易量、月均成交量、成交额和月均成交额较2016年均有小幅增长，但仍有较大回升空间。
资管业务规模有所回落
在去杠杆、降通道、回归主动管理的发展基调下，2017年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整体规模有所回落。于2017年底上述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合计人民币31万亿，较2016年下降7%。（见图表11）
03
行业趋势
合规经营、风险防范是监管主旋律
在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10月中共“十九大”之后，资本市场面临“强化金融监管、全面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的整体监管基调，监管新政不断推出。
2018年3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强化监管。
一个月后，经国务院同意，资管新规正式发布，明确给出了资管业务、管理产品和刚性兑付的准确定义，并针对资管产品去杠杆、规范资金池和去通道化等重点领域提出了明确的监管要求。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互联网资管整治通知 ，其中明确互联网资管业务须取得资管业务牌照，而“定向委托投资”、“理财计划”、“收益权转让”等业务模式也被明确为非法金融活动。
于2018年5月，据媒体报道，金控公司的监管也呼之欲出，未来将通过逐步试点，对金控公司进行规范要求，并在通过审核后发放牌照，实现监管全覆盖。
上述的市场趋势和发展也将导致通道业务逐步萎缩，未来转型主要依靠自身投研能力提供主动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公司加强主动管理能力和完善风控合规，将是资产管理业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在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监管机构也在寻求新的监管模式，并利用科技手段提高监管能力。2018年5月，证监会召开科技监管专家咨询委员会，提出了“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科技监管水平，构建人力和科技深度融合的监管新模式“的目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技术来提升金融风险的甄别能力，实现穿透监管、动态监管、全面监管，届时将迎来对证券公司的监管升级。
可以看到，2018年，随着金融监管更加严格和规范，合规性依然是主旋律。证券公司应当有机调整现有的业务发展战略，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业务发展转型和运营管理。
证券公司应按照全面风险管理规范要求，尽快落实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工作，建立经营过程中各环节的合规与风控机制，力争做到合规内控能力、风险管理水平与业务发展、外部市场、监管环境相匹配，更加注重提高主动管理能力，加强部门合作，以客户为中心，主动适应监管导向，降低通道类业务规模，增强资产配置能力。
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
2018年上半年金融业对外开放具体措施陆续颁布，开放路线图愈发明确，金融业对外开放逐渐深化。
近年来，境内证券公司通过新设或增资香港子公司、H股上市、新设或收购海外分支等方式实现海外业务加速扩张。截至2018年7月，在香港市场上市的中国证券公司已有14家，在A股和H股同时上市的证券公司已有11家，一些大型证券公司正在积极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
总体来看，境内证券公司在境外新设或收购的分支机构经营较为稳健，但同时境外分支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发展定位不清晰，境内母公司管控不力，主业不突出，组织架构复杂化，法人治理不完善，主动合规意识不强等一系列风险。鉴于此，2018年5月4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针对境外分支机构的管理新规。
向全球化扩张提速的同时，外资引入方面的改革已崭露头角。
2017年11月，财政部表示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且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2018年4月，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外商投资证券公司新规，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并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该管理办法出台后的短期内已有如瑞银证券、野村证券、摩根大通等外资机构相继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控股或新设合资券商的申请。
2018年4月，沉寂近三年的新增QDII额度审批再度开闸，在上海和深圳两地试点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 和合格境内投资企业 (QDIE) 试点工作，多家外资投资资管公司获批。
与此同时，截至2018年6月，已有13家外商独资企业获取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牌照，且发行备案的产品数量已达15支。外资管理人和私募入驻中国市场将给国内资产管理行业带来新的血液。
期货行业对外开放亦进一步推进。
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为我国首个对境外投资者开放的期货品种。2018年5月4日，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这是继原油期货后，第二个迈出国际化步伐的期货品种。同时，为有序引入优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我国期货公司，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8月24日发布了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
在资本市场层面，2018年5月30日，明晟公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简称MSCI）宣布了首批226支中国A股股票于2018年6月1日被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体系，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此外，继沪港通和深港通之后，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又一标志性事件沪伦通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为了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市场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发展，证监会于2018年8月31日发布了关于沪伦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对境内金融机构而言，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将给境内金融机构带来全球布局和经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于境外金融机构而言，进入中国市场时应利用外资的业务优势，找到其发力点，进而提升协同效应，同时应深耕本地市场，吸取本土智慧，做好本地化和全球化的平衡。
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
过去的一年，互联网公司正在加速布局证券行业 – 中金、中投证券与腾讯的合作、国元证券和山西证券与京东金融战略合作、银河证券与阿里云全面合作，加上前期的国金证券与百度战略合作。互联网公司其以海量的用户数据和先进的金融科技作为竞争优势，协助传统证券公司加快互联网转型。
金融科技的核心价值还是在于“数据”、“模型与算法”、“计算力”以及“学习能力”，券商依托这些核心能力基础之上可以实现一系列能力延伸（包括业务能力、合规风控能力、运营能力）和变革驱动：
利用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金融工具的生产、销售及售后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再造用户体验，建立证券行业的新零售模式，同时也推进券商现有网点的转型。
在合规层面，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应用，证券公司有机会通过对用户多维度数据的综合判断，构建出精准的用户画像，将用户行为立体化。依托大量的用户行为数据，券商可以对其进行加工建模，通过情景模型，甄别洗钱犯罪，提高反洗钱分析工作的效率。
以云计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在风控层面也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基于大数据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智慧债券系统能够帮助用户实现债券信用风险的监控和预警。
运营维度，通过人工智能，券商有机会为客户提供智能语音、智能客服等技术服务，提升线上运营和服务能力，从而达到优化流程，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同样原理，也可以利用机器学习和语义理解技术，让机器先对海量文本材料进行阅读、初检和审核。
区块链技术尽管很火热，但是其去中心化的设计理念和现有整体监管体系和信息保护要求法律法规仍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我们预计其仍需要一段时间证明其应用场景和价值，尤其是在核心交易和支付结算体系的使用。
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为行业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因其运行的开放性、客户信息电子化以及对信息系统的高度依赖性等因素，给证券公司带来了新的业务运营风险和技术性风险，也对证券行业监管及券商合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04
业务动态
资管新规落地，防堵监管套利
2017年，随着资管新规等各项规定的落地，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逐步加大力度，涉及体系建设、交易制度、品种创新及投资者适当性等多个方面。
截至2017年末，券商资管规模合计人民币16.88万亿元，较2016年末规模有小幅下降，相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6,939亿元，约4%。集合资管产品与定向资管产品均出现负增长趋势，而资产支持证券化产品仍保持高速增长模式，截至2017年12月31日资产支持证券化产品总发行规模达人民币16,135.20亿元，较2016年底累计规模增长了134%。
2018年4月，资管新规正式发布实施，大资管行业迎来了统一监管时代。新规主要遵循：消除监管套利、提高估值要求、打破刚兑、期限匹配、消除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等原则。
近年来，资管行业的迅速发展，由于以往年度分业监管，不同的市场监管规定各有不同，导致不同程度监管套利。新规的落地覆盖资管行业各类金融机构，设立统一监管标准和准则，有助于消除监管套利空间，减少不规范行为。
新规对资管产品估值要求提高，引导金融机构加强资管产品净值化管理，转变预期收益率的核算模式。
新规在允许部分金融资产使用摊余成本法计量的基础上，要求金融机构遵循公允价值计量，对资管产品的投资进行定期估值，及时反映出资产的收益和风险。
新规明确指出资管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严禁刚性兑付，并且做出了一系列细化安排，明确了刚性兑付的认定标准及惩罚措施。让投资者在明晰风险、尽享收益的基础上自担风险。同时，新规新增外部审计机构在发现和报告刚性兑付行为上的责任。
新规要求监管部门公平对待各类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行平等准入的市场原则，消除多层嵌套的动机。对资管业务实行穿透式监管，向上向下分别识别最终投资者及底层资产。同时，新规将嵌套层级限制为一层，禁止金融机构开展多层嵌套业务，抵制通道类业务。
未来，在资管新规的引领下，百万亿大资管行业将迎来更健康发展的新时代。
投行业务承压转型
2017年受金融体系监管趋严影响，证券公司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收入和承销规模较去年下降较大，从IPO发行数量来看，2017年成功上市的IPO企业共438家，较2016年的227家增长93%，但自10月份后，IPO审核尺度全面从严，过会率接连下降，甚至出现“六过一”、“零过会”的局面,IPO发行步伐明显放缓。
而定增融资方面，考虑到2017年2月发布的发行股票细则对于定增发行数量、融资间隔期间及募集资金用途提出新的要求，相较于2016年1.69万亿的定向增发数，2017年定增规模大幅减少25%至1.27万亿，证券公司在定价和承销能力方面将迎接新考验。债务承销方面，在金融去杠杆的大环境下，债券发行利率上升，市场风险逐步加大，2017年证券公司债券承销金额和数量有所下降，承销金额为4.52万亿元，较2016年的5.16万亿元同比减少12%。投行业务整体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
2017年证券公司投行业务成为监管关注的重点，接连有多家证券公司因承销保荐业务因未尽勤勉尽责义务被证监会处罚。据报道，2017年证监会对13家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开展专项现场检查，其中6家证券公司由于内控、合规等方面原因被采取监管措施。2018年3月30日，证监会正式发布投行业务内控指引，对投行类业务的经营管理、内部控制、合规风控等方面作出规范指引。
这对证券公司的内控体系及风险责任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旨在有序地促进投行业务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质量。
在整体监管环境趋严的大背景下，监管层也为投行业务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2018年以来监管层屡次表态要加大对四新经济（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 2018年6月6日证监会发布CDR管理办法对存托凭证的发行、上市和交易、信息披露、存托和托管等环节进行规范。新政策有效解决了“独角兽”创新企业登陆A股的障碍问题，包括同股不同权、盈利条件、VIE架构等。
众多新政策对于证券投行业务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方面，新制度为资本充足、投行业务能力强、内控规范以及具有海外投行业务经验的证券公司提供新的业务方向。
另一方面，新政策对证券公司如何迅速理解新经济企业的行业背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进行深入的尽调、保荐工作，加速储备相应人才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防范风险、强化风控、保证资本市场健康运转成为市场主要基调，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证券公司只有不断提升执业水平，审视强监管下的投行发展趋势，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核心业务，才能更好的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专业而高效的金融服务。
ISAE3402准则提升券商内部控制
随着全球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及其国际化趋势，证券公司在资产托管业务和基金运营外包业务获得空前发展前景。证券公司资产托管部门和基金运营外包部门致力于实施最严格的内部控制标准，寻求通过ISAE3402鉴证，更好地服务于全球机构投资者。
ISAE3402全称为《鉴证业务国际准则（ISAE）第3402号——对服务机构控制的鉴证报告》，是由国际审计与鉴证理事会制定的，主要针对各类服务机构向客户提供服务的内部控制、安全保障、执行效能等的审计标准，是目前国际公认的、高标准的、具有权威性的鉴证准则。
ISAE3402准则对证券公司资产托管部和基金运营外包部门益处良多。参照该国际准则，证券公司可以实现对相关业务运营条线、流程的全面梳理，并在每年的对比行业标杆评估中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完成ISAE3402准则的鉴证报告，是对证券公司资产托管和基金运营外包部门内部控制的国际化认可，展示了证券公司资产托管部门和基金运营外包部门对健全和高效的营运体系给与的重视程度，提高证券公司资产托管业务和基金运营外包业务在行业里的品牌和形象，有助于全球机构投资者了解其所关心的服务和内部控制水平。
目前，已有若干国内券商获得了其资产托管业务和基金运营外包业务ISAE3402第二类型的内控报告，向市场展示了其资产托管服务和基金运营外包服务的内部控制水平已参照国际标准执行。
资产管理新规落地实施、公募基金试点证券公司结算模式试点、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设立，这些监管变化和市场动态加剧了中国资产托管行业的竞争。
实施ISAE3402鉴证项目，能够有效地提升内部控制、优化流程和系统、提升市场形象，赢得全球机构投资者青睐。相信越来越多的证券公司会利用ISAE3402准则来提升资产托管业务和基金运营外包业务的内部控制并向其国际同行看齐。
基金行业蓬勃发展
从1998年第一支公募基金成立至今，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迈过整整20年。在这第20年，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规模再次刷新历史新高。截至2018年3月31日，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16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45家，内资公司71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共13家，保险资管公司2家。
存续公募基金数量共计5,085支，规模合计人民币12.37万亿元，对于2017年一季度末的4,208支，增长了26%，规模增长了33%。此外，截至一季度末，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达23,400家，已备案私募基金71,040支，规模达人民币12.04万亿，相较2017年一季度末的人民币8.75万亿，增长了38%。不难发现，私募基金增长迅猛，已接近公募规模。
截至目前，货币基金依旧占据半壁江山人民币7.32万亿（59%），货基总规模和占比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然而随着流动性新规的发布，对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监管加强了，目前货币基金规模的排名也已淡化，可以看出货基正在“告别”拼收益率时代。
2017年，随着公募FOF获批、养老目标基金被证监会规定采用FOF形式，这些以价值投资为理念、目标为获取长期稳定收益类的产品将为投资者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减轻投资者选择基金的困难。FOF产品也以规避风险能力强、资产配置优化、资金容量大的特点受到资金方的青睐。
截至2018年1季度，2017年度已发行的6支产品规模合计达人民币96亿元。2018年1-5月，另有8支FOF产品获批。根据企业年金相关数据，截至2017年底，企业年金投资运作规模已达人民币1.25万亿元，但企业年金基金的规模增速逐年放缓。
2017年，企业年金基金规模增速为13%，参加职工数较2016年增加了6万人，增长率仅为0.27%。由此看出，年金基金市场当前规模增长主要源于已有客户自然缴费增长，新增企业和职工的贡献相对很小。因此，需要给企业年金提供更多优惠政策，如降低企业建立年金计划的门槛从而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以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
2017年我国权益类市场整体上涨和固定收益类市场表现平平，受此影响，2017年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是10%，较2016年的投资收益率2%呈现大幅提升，主要是由于2017年度社保基金账户整体倾向于配置板块中的表现优异龙头及白马股。
2017年我国企业年金市场平均收益率为5%，表现仍弱于2017年度公募基金行业7%的平均业绩。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减缓和各种风险敞口增加，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整体下降，基金公司在具有长期性、适当性、稳定性等特征的养老目标基金上将大有所为。
证券公司积极应对新准则
2017年3月，财政部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等4项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2017年12月，证监会决定，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除同时在境内外上市的证券公司及仅在境外上市的证券公司需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外，为增强证券行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其他证券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也需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就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对2017年度证券公司的业绩影响来看，考虑到衔接规定中对准则施行日金融工具分类追溯调整的要求，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准则的证券公司在2017年末兑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浮盈力度有所加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些公司2017年度自营业务的业绩表现。
就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对证券公司以后年度的影响来看，这些证券公司的年报披露反映，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情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金融工具准则不再存在权益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一类别，除了部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外，其它权益工具将主要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该变化将导致损益和权益的波动性加剧；二是新金融工具准则以新的“预期信用损失”减值模型代替了原准则下的“已发生损失”减值模型，该变化将导致信用损失的提前确认，以及减值准备的金额增加。
对于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大多数H股上市证券公司在年报相关披露中表示“对财务报告将产生较广泛影响”，但“对资产净额影响金额不重大”，其中部分证券公司披露了对净资产影响的具体百分比，约为0.2%~2%。
随着新金融工具准则成为普遍关注的一项重要事项，越来越多的证券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会计科目和财务核算的变更，或减值估值体系的建立健全。证券公司更需要将适当的内部控制措施前置，以确保在整个公司内部可以作出正确、一致且有适当依据的判断。
此外，证券公司还需要尽早对新准则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一个合规且可以减少负面影响的计划，并根据影响评估结果，调整关键绩效指标，协调证券公司、股东、员工等相关方利益的一致性。重大变革需要精心规划，证券公司需付出大量的努力，以迎接新金工具准则带来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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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近年来对于证券业来说， “严监管”一直是全年的主题。十九大纲领性文件中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也标志着政府对金融统筹监管和监管协调建立了顶层设计。
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2018年上半年，业务结构均衡、综合竞争力占优、资本实力充足的大型券商业绩相对稳定，而经纪业务占比较高、业务模式传统的小型券商则面临较大业绩下滑压力，强者恒强的行业格局进一步清晰，券商整体行业集中度进一步上升。有鉴于此，不少券商正在从组织架构、客户战略、人才战略、考核体系、系统改造等方面进行转型探索。
2018年也是A股市场“走出去“的一年：A股纳入MSCI指数对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意义重大、“沪伦通”的稳步推进有利于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外资在我国证券行业将可实现“由参转控”，新设合资券商牌照全面放开标志着外资券商大规模布局中国市场的开端。如何在海外资本到来的大潮中占得先机、进一步增加自身资本实力成为各证券公司亟需思考的问题；此外海外资本的实质性进入，将带来券商行业管理体系、投资策略、业务模式等成熟经验，有利于提高促进券商行业竞争，发挥A股市场全球配置功能。
在当下“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势头下，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助力券商业务转型、来自高科技领域的外来潜在竞争者、金融科技对券商合规工作的挑战等不断推进着券商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证券公司信息系统建设的投入情况也已经被纳入证券公司年度经营业绩考评，此举意味着监管层鼓励券商在金融科技领域加大创新力度。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业的融合日益加深，金融科技正在快速创新、应用和推广，证券行业竞争格局有望被重塑。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也面临着累积多年的改革难关。随着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如何将改革开放引向深入，需要不断投入攻坚克难。展望未来，三大驱动将进一步推动证券业的发展。
在战略转型方面，证券公司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扬长避短，重新定位自身发展战略、客户战略、产品战略、人才战略和IT战略，看准方向，持续投入，打造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对外开放方面，国内券商应充分研究和利用外资券商的管理模式、业务理念、风控经验、考核手段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在更大的舞台上和外资投行同台竞技；
在科技赋能方面，证券公司应早作规划，打破“烟囱式”系统和信息孤岛，有节奏的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新兴科技，以IT为抓手提升内外部竞争力。
面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号召，证券公司更应审时度势，锐意变革，持续投入，方能穿越不确定性并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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