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皇城根下史家胡同往北50公里，北京市郊昌平区下苑村，华北平原星罗棋布的北方村庄中平平无奇的千万分之一。
洪晃，别人口中的“名门痞女”、“时尚教母”，已在此居住多年。
二十多年前，洪晃和两位朋友相中了这个村庄里一座废弃的柿子园，约定三户人家在这里盖房子住。一来二去，等她牵头和村里签完合同，朋友们却都爽了约。
于是只好“一家人住三家人的地方”，洪晃和她的设计师丈夫杨晓平一起，在此搭建起一座1200平方米的院落。从此，远离北京繁华市区，这里便成了洪晃最常居住的家。
在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个人微博上，洪晃会亲切地向外人介绍这里为“我们村”。归属感来自她在下苑村感受到的“有爱、温暖”的氛围：家里装修时大门敞开仍能高枕无忧，村里的超市、饭店也可以赊账。更重要的，没有了在都市中的焦虑感。
她在宽敞的院子里养狗、喂鸡、种树、腌咸菜，认真过起“农家乐”的生活。
这种生活状态，必定令许多知道却不熟悉洪晃的人惊讶。毕竟在庸常的想象中，像这样身处上流社会、戴着“名门”光环的人物，他们的家应当摩登时尚，或者富丽堂皇。
满足这种猎奇想象的地方，比如，把目光拉回50公里内的北京城中心，洪晃曾经的另一个家——史家胡同51号。
曾经的另一个家——史家胡同51号。洪晃的朋友廖文曾这样描述这个二进的四合院：“庭院深深，雕梁画栋，红灯高悬，疑是一脚踏进了半个世纪前的故人家。”
1961年夏，洪晃在院子里出生。
家族三代人曾居住于此。外公章士钊，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名人；母亲章含之，毛泽东的英语老师；父亲洪君彦，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继父乔冠华，中国外交部前部长。
妈妈章含之聪明、漂亮、做外交工作，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名媛”。从小洪晃就为有这样一位妈妈而骄傲，但16岁之后，“聪明漂亮的名人妈妈”却成为了她最大的挑战。
“我花了20年的时间向我妈妈证明我没有给她丢脸，也花了20年时间向我自己证明我能够走自己的路。”
1973年，洪晃去美国留学，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小留学生。85年回国后担任知名外企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据说当时月薪就有7000美元。而80年代，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也不过70元人民币。
90年代末，结束十年外企工作，办本土时尚杂志、做媒体人；00年后互联网兴起，又相继成为博客、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在公众视野内活跃至今。
“洪晃的成功超出了我的意料。”在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她这样评价女儿。彼时，洪晃做时尚刊物《世界都市iLOOK》正风生水起，章含之和知名报刊社长、主编们一起吃饭时，听到他们说“洪晃现在在出版界挺有名气的”，很是吃惊。
02
显赫的家世加上光鲜的履历，普通人求而不得的人生图景。
但洪晃却习惯与之疏离。
她曾在谈起家庭身世时说：“身世不是羁绊，是个话柄。总是被人提起。我不回避，但是有点乏味。”
2008年母亲去世后，外交部收回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洪晃在微博写下一句“终于把史家胡同51号还给外交部了，彻底退出中国的特权阶层。值得庆祝一下。”
至于过去的履历，她则自嘲着总结“写过专栏，当过CEO，开过服装店，还演过两个电影、主持过两个电视节目。算是一个专业的不务正业人士。”
这位“专业的不务正业人士”，不仅要庆祝“退出特权阶层”，如今还要来戏谑一番。比如她的最新小说《张大小姐》，就嘲讽了中国上流社会的精英们。
“我挖苦这些表面上很光彩的人，生活中可能有很多龌龊和尴尬的现状。”
龌龊和尴尬，在小说开篇就展露无疑：女主角张大小姐赤条条躺在小县城的招待所里，“眼睛都没睁开，光靠嗅觉就知道她现在的物质环境已经远离了她那‘起码四星级’的底线。”
小说文风与她的杂文相似，嬉笑怒骂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上流社会名媛“失节”与“堕落”的明喻。
这是洪晃第一次写小说，平时在堵车路上就能写出一篇杂文的她，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里，“什么都不干”，只待在下苑村的家中写作。书中她把女主角安排住在纽约高档酒店，为了写出真实感，她就真的飞去纽约住那间总统套房。
结果“到了酒店，一看太贵了，5000多美金一晚上，实在住不起”，于是只好和酒店磨了好几天，终于碰到一位“有同情心的前台先生”，同意开门让她进去看一眼。“我就去看了一眼，在里面最多徘徊了也就半个钟头，他就把我轰出来了。”
上流社会，这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极少涉及的题材，让洪晃来写再合适不过，因为这是她熟悉的场域，她身边好多人属于这个阶层。
“这是一个空档，没有太多人去真正描述这个阶层的纠结、困惑，以及有时候不太光彩的一面”，在洪晃看来，《张大小姐》这本书，是对这类题材的补充，“中国很少有人写上流社会的社会责任，大部分作家都写底层，（因为）比较安全，不会有得罪人的地方。”
一提到上流社会，不免让人有“批判”和“揭露”的联想，但洪晃无意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纳入更深的意涵。当被问到“小说是否揭露了精英阶层的虚伪”，她的回答是：
“我没有义务去揭露别人的虚伪性……我喜欢逗乐，不吹捧他们，也不揭发、斥怒他们，我只是想跟他们开一点小玩笑，讽刺挖苦一下。”
写通俗小说，但并不背负太多“文学的意义”，正如她自己对这本小说的定义：“不是自传体，更不是身体写作，主人翁很瘦、很时尚。是一个时尚悬念爱情侦探小说。”
毕竟，洪晃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也只是因为在华北平原上另一个平平无奇的村庄里的一次奇遇：
多年以前，洪晃和丈夫自驾游，车子在河北松山一个叫“半挂坡”的村子抛了锚。当地村民帮忙把车拉出来后，开始对他们连环“审问”：你们来干什么的？是不是来买这片地？买了想在上面种什么东西？
问了大概两个小时，最后才神神秘秘凑近他俩，谨慎地问：“你们是想来这儿种大烟吧？”原来，那个村子在解放前就是种大烟的，所以村民们总是很警觉，怕有坏人到他们村里再干这事。
“我说这也太逗了，必须写进小说里头。”就这样，半挂坡这个地名，成为了洪晃写《张大小姐》的缘起，也成为了书中首尾呼应的关键元素。
就像决定动笔写《张大小姐》的原因是如此随性，多年来被诸多光环和标签包围的洪晃，其实一直都是自由的。
以下是洪晃与十点人物志的部分对谈：
十点人物志：您之前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杂文，为什么这次想要写一部小说？
洪晃：因为老被人家挤兑、“贬低”，说你写杂文就写2000字，到2001个字我保证你写不出来，到那儿就卡住了，像个机器一样。所以心里就觉得，哼，你不就是写小说吗，有什么，我也要写。
身边写小说的朋友很多，大家开玩笑说，你写博客就行了，别想着写小说了，所以反而就挺想尝试一下写小说。
十点人物志：为什么选择写中国的精英阶层呢？
洪晃：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是属于这个阶层，我对他们比较了解，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空档，没有太多人去真正描述这个阶层纠结、困惑、以及有时候不算太光彩的一面。
很多媒体，一碰到精英就把他们说得很漂亮，也许这些精英也都比较会给自己做一些包装，让大家以为他们的生活光亮得一塌糊涂。但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活，不管你是上流社会还是底层的，都有它非常尴尬的地方，以及不想让大家知道的地方。
十点人物志：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工作还是消遣？
洪晃：写作不是非常专业的人才能做的事，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尝试写作。写作是思考的过程，你有很多事情想得很美，但实际当你动笔去写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好像这个不符合逻辑？我觉得这事特好，我为什么就写不出来？
如果写不出来，第一，是实际上你对这个东西不了解，你不知道它的本意，第二个可能是你的表达能力有限。不管是格物致知，还是表达能力，都是需要锻炼的，而写作是锻炼这两个能力最好的方法。
十点人物志：会有第二本小说吗？写哪方面的内容？
洪晃：我想写一个女骗子。这个女骗子叱咤风云，是一个经常被别人、也自我标榜为名媛贵族的一个人，但实际上是个骗子。
十点人物志：您曾说过“中国没有贵族”，为什么？
洪晃：中国人对贵族向往得不得了，我就不知道贵族有什么好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追贵族这个概念。贵族其实是权力和责任同时的，必须是有担当的人才可以当贵族，你看英国查尔斯王子谈那么多女朋友，那么风流，就是没有担当的表现。
但我觉得中国对贵族的理解就是养尊处优，所有的责任感都没有了。那这就是一帮好吃好喝、挥霍的人，这有什么意义啊？但是中国人就特别追求这个，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很多人想要那种特别奢华的生活，但是其实那真的不是贵族。
十点人物志：您现在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洪晃：我觉得爱情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正能量，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爱的话，就没有正能量了。婚姻是一个社会堡垒，一个社会机构，它是当代人决定家庭的一纸合同。
十点人物志：女性面临事业和婚姻的双重压力，您在生活中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吗？以及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应当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洪晃：首先这是社会给予中国女性各种各样的焦虑，比如有女性会问，“我是选择家庭还是事业呢？”这其实是一个伪话题，没人问马云这事，没人问王健林这事，没有人跑到马爸爸那儿去说，哎呀马爸爸，你的家庭和事业是怎么平衡的啊？
那为什么天天问女的呢？其内部含义就是说，女人的第一任务还是家庭，所以当你去发展事业的时候，就会有人问，你当妈妈当好了吗？老婆当好了吗？你出去做女CEO、女会计、女律师，那你的家庭怎么办呢？
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对男人出去做事和女人出去做事，是不平等地看待的。女人出去做事总是要遭到别人的质疑，因为大家认为女人的第一任务是待在家里。所以我觉得作为女人，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一定要有意识地去改变这种对女人的固有印象。
十点人物志：现在的生活状态您满意吗？您理想的生活是怎样的？
洪晃：我觉得谁要达到他的理想生活，差不多也是在棺材里头了。理想是一个特别怪的东西，永远有理想是最好的，所谓理想生活应该是一个达不到的生活，那样你的生活才有意思。你要是达到了理想生活，那你就没理想了，那就很悲剧了。
閱讀更多 十點人物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