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21日，齊齊哈爾市國家安全局為“情報雙星——張永興、張克興”銅像舉行了揭幕儀式。經歷了隱姓埋名、被誤解等各種曲折，這對將熱血灑在齊齊哈爾土地上的特工兄弟，終於以正義的名義，與這座英雄的城市永在。
1937年1月5日，張永興與胞弟張克興等八名情報站人員被日寇槍殺於齊齊哈爾市郊外。他們是：張永興、張克興、陳福緒、喬兩忱、關奎群、王海漫、譚繼恕和藍嶽宣。
兄弟倆壯烈犧牲時，一個41歲，一個36歲。在黑龍江廣播電視臺製作的紀錄片《紅色國際特工》中，專門用一集篇幅講述這對特工兄弟的故事。因為工作的特殊性質，在犧牲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這對兄弟的故事鮮為人知，經過60多年的挖掘，才將很多碎片化的細節陸續連接在一起，那是一對智勇雙全的青年短暫而豐盈的一生。
從基督徒到共產主義戰士
張氏兄弟祖籍山東蓬萊，祖輩逃荒來到東北。1896年，張永興出生於遼寧寬甸一個銅匠家庭，兄弟五人，姊妹二人。後來和他一起就義的弟弟張克興排行老五。張永興自幼聰穎好學，16歲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在這裡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開始信奉基督教。離畢業還有半年時，他因交不起學費被迫輟學，回到寬甸成為一名教會小學的老師。1922年，張永興加入國民黨，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希望能夠通過國民革命打倒軍閥，求得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此後幾年，張永興積極參加愛國活動，通過擔任天津《大公報》安東分館經理、出版新《安東日報》、成立工人夜校等方式宣傳進步思想，也因此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
讓張永興思想發生鉅變的是“九一八”事變。在《血戰歸來》回憶錄中，張永興回憶了日軍鐵蹄下的中國東北，也講述了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成了他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催化劑。“在北平住了一星期，我已大為失望，政府方面惟有報告國聯之一途，沒有一點別的辦法。遂決心再回東北，投奔一個朋友，託他介紹到一個土匪的首領，去在勞苦的群眾中建立我理想的民族勢力。”
與這位“金”同志見面後，金同志先給張永興打起了預防針：“土匪的生活是很苦的！你的身體那樣弱，恐怕不習慣於這樣的生活。”張永興堅決地說：“觀察目前的情形，日本對於東北已具長期佔領的決心，政府方面既無收復東北的準備，人民方面再不誓死抵抗，則東北將永亡於日本。際此時機，除組織民眾武裝抵抗，實則無活路，微軀多恙，亦所深知，惟國破家亡，已無暇慮此。”
就這樣，在金同志的介紹下，張永興投奔了那位名叫高鵬振的土匪首領，高鵬振報號老梯子，曾是位劫富濟貧的綠林好漢，他的部隊後來成為遼西抗日的主力軍之一。在這裡，張永興學會了馬術。他還每天忙著造冊子、寫佈告、貼標語、對軍隊進行政治改編，“馬匪”出身的義勇軍們開始很不理解，可是這種做法的鼓動效果立竿見影，鄉間的人們看佈告，聽說是要打日本人，一個個都摩拳擦掌說：“幹！”沒過多久，張永興就幫助高鵬振的部隊完成了改編，總人數不下1300人。
張永興漸漸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的小女兒張阿麗在紀錄片《紅色國際特工》中這樣解釋：“他發現上帝不管人間事，人間事還得人自己管。”
1932年，張永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南開同窗劉進中的介紹下，張永興被“紅色諜王”佐爾格吸收進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情報組織。同年5月，張永興便扮成賣木梳的貨郎，越過日軍重重封鎖，長途跋涉來到通化與抗日將領唐聚五相見。
從哈巴到齊齊哈爾
1933年8月，受上級組織派遣，張永興和聞漢章一起到蘇聯的哈巴羅夫斯克（伯力）遠東地區情報部（共產國際第四情報科）學習情報工作技術。此後8個月，這名代號“波波夫”的中國學生刻苦訓練，進步神速。蘇聯情報部瓦林部長對張永興的結業考核給予滿分的評價。臨別的時候，他向瓦林提出請求，希望能讓五弟張克興也來蘇聯受訓，瓦林爽快地答應了。
1934年4 月5 日， 張永興乘蘇聯客輪迴國，先到天津，然後換乘火車去北平，安置好家庭後，即出關奔赴北滿戰場。為了掩護其情報工作，他把妻子、四女兒、五女兒、兒子帶到齊齊哈爾，幾個月後又送回北平。
張永興在齊齊哈爾的工作很有效率，四個月時間就發展了30多人，成員來自各行各業：譚繼恕是位鐵路調度，趙雲溪在縣公署工作，魏世芳是貨車司機，喬兩忱是位記者，陳國華、金萬山是養雞場業主，蘭嶽宣、李景春是日軍倉庫工人。還有眾多的力工、腳伕、鄂倫春小夥……雖然身份形形色色，可是一談到抗日，他們都表現出“東北純爺們”的豪爽仗義，紛紛向張永興發誓：放心，我們誰都不會做孬種！
很快，縣長及參事官會議的內部資料、日軍開往海拉爾的專列貨品、來自齊齊哈爾市郊日軍航空隊飛機場的新飛機照片……敵人的很多重要動態都在第一時間被“同聲傳譯”了。而這些情報的交接，在外人看來，完全是一個普通人的日常：兩個正在垂釣的“閒人”、坐著樺樹皮筏子渡江的少數民族小夥兒、開在飛機場旁邊的養雞場……
為了掩護情報員過江，張永興派吳奎群在瑗琿三道溝開了一個雜貨鋪。而蘇軍遠東軍區情報部四科也在江對面設了一個聯絡點，專門接收情報。為了安全起見，張永興啟用了在安東一起從事工運的骨幹分子許志嵐、陳福緒、蔡秀林從事情報交通工作。
1935年春節，五弟張克興從蘇聯學成歸來，成為情報站的無線電報務員。到1935年6月，張永興小組的工作已取得決定性的進展，連續向情報四科發報30次。卓有成效的工作引來了日軍瘋狂地搜捕，為了找到發報電臺的位置，日軍不惜拉閘斷電。好在張克興很內行，他提出將電臺改變密碼，並改為交直兩用，可是乾電池去哪找呢？在鐵路調度室譚繼恕的幫助下，一位擅長“扒火車”的同志在一輛貨車上將乾電池弄到了手。從此即使敵人斷電偵察，也抓不住情報站人員的行蹤。
從虛驚一場到英勇就義
根據《紅色國際特工》一書記載，當時轟動一時的摧毀581軍火庫爆炸事件雖然最後算在了趙尚志頭上，卻是由張永興團隊一手策劃實施的。事後，張永興受到了蘇軍遠東軍區情報部的嚴厲批評，因為這種做法極易暴露共產戰士的身份。
事實上，日軍憲兵隊對張永興團隊人員的搜捕一直沒有停止，並在頻繁更換的密碼中發現了一定的規律。有一天，一位日軍憲兵曹長帶著一隊憲兵、警察找到了張永興兄弟的住處。面對憲兵的質問，張永興表現得平靜機智，他自稱是收山貨的，滿滿一屋的藥材也為他做了證。就在這時，一個突發狀況讓張永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昨晚發報時，一段長長的鐵絲沒有收好，露在了外面，足有兩米。面對敵人的質問，張永興淡定地把鐵絲拉直，擰在院中的曬衣杆上。“太君， 這個曬衣繩的幹活。” 張永興微笑著。曹長看了看：“鐵絲浪費的幹活，要用麻繩。” 說罷帶憲兵和警察走了。張永興、張克興兄弟倆這才長吁一口氣。
不怕遇到鬼一樣可怕的對手，卻怕遇到鼠一樣膽小的隊友。躲過一劫的張永興兄弟在下一輪闖關中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曾經的戰友蔡秀林被捕後叛變了，幾乎沒費什麼折騰，就供出了張永興和其他戰友的名字。資料顯示，蔡秀林原名蔡文斌，解放後被人民法院逮捕，並作為叛徒被海城縣人民法院審理、判刑。
此時的張永興正在蘇聯彙報工作，遠在國外的他也聽說了國內有人叛變的消息，可是他不顧瓦林的勸阻，還是堅持如期歸國了。“我是情報站負責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丟下我的同志們不管。”
回到齊齊哈爾十幾天後，張永興就聽說了譚繼恕、魏世芳被捕的消息。他趕緊給在富拉爾基、昂昂溪一帶活動的弟弟張克興發了急電，不幸的是，張克興就在當晚回到了齊齊哈爾，一進衚衕就被敵人逮捕了。第二天，齊齊哈爾全城戒嚴，張永興被捕。至此，活動了兩年零7個月的張永興情報小組停止了工作。
日軍對張永興兄弟軟硬兼施。根據日軍士兵土屋芳雄的回憶，當初日軍利誘不成，便施以水刑，特務剝光了張永興的衣服，將他仰天綁在凳子上， 然後用水壺裡的水不停地灌入他的嘴裡和鼻子裡。不一會兒，張永興的肚子就鼓得像個大皮球，然後刑審特務又騎在張永興身上，把他肚子裡的水全擠出來。這樣反覆用了幾個小時的刑。後來日軍又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 使張永興幾度昏死過去。張永興嘴裡流著鮮血，始終咬緊牙關不說話。於是，日軍請來張永興的妻子，讓她帶著5個兒女來感化他。面對兒子稚氣的哭喊，張永興拒絕了家人帶來的毛毯，囑咐妻子照顧好孩子。“告訴孩子們，我愛他們。”
1937年1月5日，齊齊哈爾下起了鵝毛大雪，在一片亂墳崗前，警車停了下來。齊齊哈爾東線情報站的8位情報員被秘密殺害。行刑前，劊子手給他們每人點上一支菸，大家互相道別，在瑟瑟寒風中含笑殉國。
如今已經年過八旬的張阿麗（張永興小女兒）在接受省臺紀錄片部採訪時，依然忍不住幾度哽咽，父親就義那年，她剛滿10個月。
從湮沒無聞到永垂史冊
《紅色國際特工》編導張思宇告訴本報記者，張永興犧牲幾年後，他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了，5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被送進了孤兒院。張阿麗的童年幾乎都是在孤兒院度過的，在那個兵困民乏的年代，孤兒院的條件不可能太好，身體瘦弱的張阿麗吃了很多苦。
1948年，嫩江省政府民政廳將張永興及其胞弟張克興的遺骨安葬在齊齊哈爾市“西滿革命烈士陵園”內。因為隱蔽戰線的特殊工作性質，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張永興兄弟的事蹟並沒有廣為人知。
1987年，國家安全部的一個離休幹部休假團來到哈爾濱，其中便有當年介紹張永興加入革命的南開同窗劉進中。這位時年78歲的老人希望黑龍江的同志幫他尋找昔日的戰友張永興，給隱蔽戰線上的同志一個交代，給他的兒女一個交代。1988年7月7日，在國家安全部授意下，張永興、張克興兩烈士在齊齊哈爾革命烈士陵園重新立碑並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
就在“一門兩烈、諜報雙雄”被傳為佳話的時候，又一個不和諧的聲音出現了。日本老兵土屋芳雄的回憶錄《我的懺悔》中文版在國內面世，其中有關於張氏兄弟叛變的講述。為弄清事實真相，齊齊哈爾市有關部門展開了調查，市委黨史研究室、市民政局各組成一個小組走訪調查相關人員。“來自中日雙方的檔案資料都可以表明，張永興兄弟沒有叛變，黨的工作也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張思宇介紹說。在鐵的事實面前，土屋芳雄在日本發表聲明，承認關於張永興兄弟叛變的情節是記憶有誤：“張永興當時對我說，‘就像你們日本人愛你們的國家一樣，我也深愛著自己的祖國。如今，我們的國家正在遭受你們的侵略，我不能坐視不管，我為蘇聯工作，是為了挽救自己的祖國，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把你們從中國趕出去。’”1990年6月，土屋芳雄來到中國，到張永興烈士墓前請罪，向張永興的兒女下跪、道歉。
張思宇告訴本報記者，張永興的大女兒被送到蘇聯後不知去向。如今小女兒張阿麗生活在鄭州，退休前是位醫學教授。“他的幾個兒女中有好幾個都從醫，其中一個還在哈醫大工作多年，張阿麗的老伴兒畢業於哈軍工，一家和哈爾濱很有淵源。”本報記者 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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