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福軒是毛澤東創建的中共韶山支部首任書記，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後潛入江蘇金山縣警察局從事地下工作。電影《特殊身份的警官》是以江蘇金山縣中共警察木工支部成員為題材塑造的典型，絕大部分情節屬虛構，但某些片斷也反映了毛福軒等人的經歷與事蹟。
毛福軒烈士
第一任中共韶山支部書記
毛福軒，化名毛思顴。1897年4月29日出生在湖南湘潭縣韶山沖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祖宗三代，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全靠出賣勞力，乞食度日。父親毛俊明被清朝政府抓去當兵，在一次戰鬥中耳朵被震聾，眼睛被薰瞎。生活的重擔，過早地壓到了年僅14歲的毛福軒身上。苦難的處境，把他錘鍊為意志堅毅，秉性剛強的青年。有一天，他砍了一車柴，推到30裡以外的銀田鎮去賣，狠心的窯主卡價、壓秤，一車柴，換不到一升米。他憋不住這口氣，硬是把這車柴拖回不賣了。
毛福軒剛強的性格引起雙目失明的父親憂慮。父親哀聲嘆氣說：“命中只有半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你不要太犟了。”毛福軒反問道：“人生下來就有窮、有富嗎？”父親只是嘆氣。他帶著這個問題，經常向有點文化的人請教，但都使他失望。唯獨同村上屋堂的毛澤東給他講的道理具有吸引力。
1922年秋，毛福軒經毛澤東介紹在中共湘區委員會主辦的湖南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當了一名勤雜工，半工半讀。他勤懇工作，奮發求學，深得全校師生稱讚。在補習學校裡，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的講演對他啟發很大，尤其是國文講義中《告中國的農民》一文中指出的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是造成貧富懸殊、階級分化、農民痛苦的原因，工人貧民不是命運不好，而是社會制度不好，農民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是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等道理，使毛福軒開始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能使工農“脫出一切痛苦” , “享沒有享過的福”（《共產黨》月刊第3號，1921年4月7日出版）。他開始參加革命活動了。他在自修大學補習學校擔任勤雜工作時，任中共湘區委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的通訊員。當時湖南掀起了第一次工運高潮，毛澤東正在指揮成千上萬工人進行罷工鬥爭，許多通訊工作就由毛福軒去做。毛福軒不畏艱苦，早出晚歸，往返安源、嶽州等地。他辦事非常認真，凡屬機密信件，他都索取回執。
1923年3月，安源工人自動集資創辦消費合作社，中共湘區委員會先後派遣易禮容、毛澤民任經理，毛福軒任營業員。毛福軒在安源工作一年半，並在這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底，毛福軒從安源返回韶山度春節。次年2月6日，毛澤東偕楊開慧也從上海歸故里“養病”。毛福軒得知毛澤東回鄉的實情後，自願當毛澤東的助手。毛福軒通過走親訪友，聯絡了一些赤貧農民於1925年3月在他家所在地龍豹灣成立了韶山地區第一個秘密農協。
在軍閥趙恆惕統治下，湖南人民沒有集會結社自由。秘密農協要活動、要發展，需要有合法組織掩護。當時湖南各地流行平民教育運動，並且有合法的“平民教育促進會”組織存在。毛澤東據此聯絡許多貧苦知識分子，開辦農民夜校，以農民夜校為陣地，秘密宣傳革命道理。那時，要在山衝裡辦農民夜校，男女同學，對於長期受封建思想束縛的農民來說，很不習慣，甚至認為“不成體統”。毛福軒為衝破這個禁區，先從自己家裡做起，動員其妻賀菊英、妹毛霞軒丟掉裹腳布，赤足草鞋上夜校。在毛福軒一家的帶領下，許多貧苦青年男女農民入了夜校。至今韶山老區老農還能背誦夜校歌詞：“金瓜子並紅花，一開開到窮人家。窮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話。今天盼呵明天望，望見老天出太陽。太陽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在辦農民夜校過程中，毛澤東、毛福軒發現和培養了一批貧苦知識分子與農民。6月中旬，毛澤東在自己的臥室閣樓上，主持了毛新枚、李耿候、龐叔侃、鍾志申的入黨儀式，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軒任支部書記。
農民夜校的興起，驚動了土豪劣紳。豪紳們運用他們掌握的“教育會”和“學務委員會”，禁辦農民夜校。毛福軒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利用趙恆惕頒佈的《教育法》關於“所有地方教育機構負責人，任職一定期限以後必須經過改選”的規定，發動進步教師改選教育會、學務委員會，使各鄉的國民小學和族校的領導權都掌握在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教師手裡，從而促進了農民夜校的發展，做到了凡有秘密農協的地方就有農民夜校，全韶山約有20餘個農民夜校可供秘密農協活動了。
秘密農協活動的另一個公開基地是雪恥會。五卅運動後，湖南各地都建立了反帝組織———雪恥會。7月間，韶山黨支部以“打倒列強，洗雪國恥”為旗幟，成立了湘潭西二區上七都雪恥會，毛福軒任執行委員。至此，韶山農民運動既有了領導核心，又有秘密群眾組織，既有號召群眾的鮮明旗幟，又有組織群眾活動的合法場所，為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奠定了基礎。
7月28日，毛福軒率領韶山三四百農民及小學教師、學生，手持紅綠小旗，進行反帝遊行，組織宣傳隊，演出《五卅痛史》，散發雪恥會傳單，宣傳“如今中華是民國，有事大家要負責，禍到臨頭走不開，有事大家都要來”，“奉勸商人爭口氣，莫和洋人做生意”，“莫替洋人去做工”，“莫把糧食對他送”，號召農民與帝國主義實行經濟絕交，以求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8月初，又發動了平糶阻禁鬥爭。那時，湖南農村只種一季稻子，到了8月還是青黃不接，地主乘機囤積居奇，高抬谷價，一升米由60文猛漲到160文。有些大地主開的米店還閉集不售，悄悄運到湘潭城和長沙市去牟取暴利，農民苦不堪言。目睹饑荒慘象，毛福軒一面派人調查地主存谷情況，監視地主偷運穀米出境。另一方面派遣龐叔侃、李耿候找土豪成胥生、何喬八（何海清）交涉，要他們開倉平糶。成胥生等拒絕平糶，並派兵丁將穀米押運至銀田鎮，擬由水路運往湘潭。毛福軒聞訊，親自帶領近千農民前往阻禁，強令成胥生按雪恥會提出的平糶條件賣給農民。成見農民人多勢大，難於對抗，被迫開倉平糶。何喬八見勢不妙，鎖倉潛逃。毛福軒帶領農民捉住何喬八，迫使何喬八打開糧倉。其他小土豪亦被迫開倉平糶。這場鬥爭取得了完全勝利。
陪同毛澤東在湘鄉考察
韶山農民運動震動了省長趙恆惕，他應土豪成胥生之請，派兵來韶山捉拿毛澤東。是時，毛澤東已接到中央的指示，擬往廣州工作。於是，在毛福軒和當地群眾掩護下，毛澤東在8月28日脫險離韶。此後，領導韶山農民運動的重擔落到了毛福軒的肩上。
在險惡環境裡，為確保中共韶山支部與中共湖南區委和毛澤東的聯繫，毛福軒派了共產黨員鍾志申在銀田市創辦了“知行合棧社”，建立秘密交通站。11月，毛福軒接毛澤東的來信，建議大力組織農民協會，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輸送同志到廣州學習，培養革命骨幹。韶山黨支部對此作了認真貫徹和落實。至12月，韶山地區已有共產黨員110人，農協30處，會員8200人，成立了中共韶山總支部和“湘潭西二區農民協會”，毛福軒任總支書記，兼區農民協會執行委員。並前後派遣5批同志，計20餘人分往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教導師、葉挺獨立團、《政治週報》社等單位學習與工作。韶山農民運動推動了湘潭縣，乃至湖南省農民運動的發展。據不完全估計，至1926年4月，全省28個縣都有了秘密農協，會員達3.8萬餘人。
1925年冬，湖南各界人民掀起了驅逐省長趙恆惕的運動。毛福軒根據中共湖南區委的部署，於11月底以韶山雪恥會名義印發了“快郵代電”，請求廣州國民政府早日出師北伐，驅逐趙恆惕。1926年3月12日，在湖南人民的驅趙聲中和唐生智的軍事逼迫下，趙恆惕狼狽潛逃。
反動派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趙的餘孽葉開鑫在軍閥吳佩孚支持下捲土重來。6月，唐生智第八軍在北伐軍先遣部隊葉挺獨立團的援助下與葉開鑫部在湘潭、湘鄉、衡山效縣一帶激戰，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毛福軒公開高舉農民協會旗幟，發動韶山人民組織偵探隊、運輸隊、慰勞隊，以實際行動參加和支援北伐戰爭。有一天，他和幾位農運骨幹在湘潭黃田坳附近，遇上葉開鑫部兩個逃兵，強令一個老農幫他們挑行李。毛福軒和他的同伴裝作願當挑夫，接過行李，誘使逃兵爬山過嶺。待到地勢險要處，毛福軒突然丟下行李擔子，舉起扁擔大吼：“告訴你們，我們是農民協會會員，不容許你們殘害農民、搶劫東西。你們只有趕快繳槍，才有生路。”他的同伴也舉起棍棒向逃兵撲去。兩個逃兵面對突如其來的襲擊，嚇得冷汗直冒，乖乖繳了槍。事後，大家讚揚毛福軒“有吃豹子的膽”。
湖南農民運動在北伐戰爭的推動下，有如急風暴雨，席捲三湘四水，湘潭農運“其發展亦在各縣之先。”（《湘潭縣農民運動報告》，1926年12月）8月16日，湘潭縣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開幕，毛福軒率領韶山地區30多名代表出席大會。毛福軒被選為縣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參加領導全縣的農民運動（1926年8月18日《湘潭民報》，1926年11月5日《湘潭民報》）。12月，湘潭人民3萬餘人包圍縣公署迫使縣署處決了土豪劣紳晏容秋。湘潭馬家河農民1.5萬餘人向“六大劣紳”興師問罪，懲辦綁架區農協秘書的劣紳，勒令他們殺豬130頭，擺設酒席，賠禮道歉。這兩次震驚全省的鬥爭，毛福軒都是積極的贊助者和發動者。
1927年1月4日，毛澤東到達湘潭，聽取了縣總工會楊昭植、縣農協郭詠泉、毛福軒、毛新梅的彙報。5日由毛福軒陪同到了第一區農協銀田寺，召開了30餘人的檢查會。6日抵達韶山特別區，聽取了龐叔侃、李耿候關於韶山農民運動的彙報。7日，韶山特別區第一二鄉農協組織了200餘人，手執小旗，夾道歡迎毛澤東。在歡迎會上，毛福軒說：“韶山農民運動是前年潤之大哥開拓的。那次，他領導我們辦了雪恥會，秘密農會，建立了共產黨支部，國民黨區分部，開展了平糶阻禁，奪取了教育權。這次回來考察，是指導我們深入革命，徹底打垮土豪劣紳。潤之哥是我們村裡人，有什麼心裡話，儘管講。”（《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107頁）在毛福軒啟發下，會議開得熱烈、活潑，為毛澤東瞭解、研究湖南農民運動提供了生動的材料。10日，他跟隨毛澤東前往湘鄉考察。11日晚，出席了調查會，聽取了湘鄉縣農協的經驗。他陪同毛澤東在湘鄉共考察了4天。
毛澤東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中，指出：武裝農民很重要，每個青壯年要有一柄梭標，要推倒地主政權，建立農民政權，實現區鄉自治；要引導農民從減租減息的鬥爭進到“耕者有其田”；解決土地問題“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毛潤之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央報告大綱》1927年2月16日）毛澤東這些指示，毛福軒多次聆聽，銘刻在心。回縣後，他向湘潭縣農協幹部進行了傳達，並作出了建立農民自衛軍常備隊，籌備區鄉自治的決定。據4月27日《湖南民報》報道，湘潭縣、區都有農民自衛軍常備隊，擁有槍支700餘。縣農協、縣總工會等團體聯合組織了區鄉自治籌委會，開始清丈豪紳土地，準備分給農民。
革命鬥爭在艱難中繼續
農民自動沒收地主土地的鬥爭尚未鋪開，1927年5月21日馬日事變發生了。
事變第二天，省農協秘書長柳直荀轉移到湘潭。第三天召開了湘潭軍事會議。同日，湘潭縣黨部、縣農協、縣總工會等團體向全省各縣發送《漾日電報》。《漾日電報》全文是：“反動派日伏省垣，乘我不備，於前曉攻擊工農團體，解散省黨部，慘殺工農領袖40餘人。務望各方集中一切實力，採聯合戰線，於電到時向長沙出發，以期恢復省垣原狀，而資鎮壓。湘潭縣黨部、縣農協、總工會、學聯會、教聯會、女聯會同叩。漾。”26日，柳直荀又在株洲召集毛福軒、羅學瓚等部署各路農軍向長沙進擊日期。毛福軒作為湘潭工農義勇軍領導人之一，率領株洲、馬家河一帶農民軍按時出動，奔向長沙。農軍剛到易家灣就接到撤退的命令。由於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對馬日事變採取和平調解方針，致使各路農軍進攻長沙的計劃未能實現。
事後，毛福軒到武漢找到了毛澤東，彙報了馬日事變及農軍攻長沙失敗後的所見所聞，聽取毛澤東對今後行動的意見。毛澤東詳細詢問了工農武裝情況和農民的情緒，分析了馬日事變對武漢政府的影響。6月下旬，他回到韶山，堅持鬥爭，準備暴動，向韶山地區的共產黨員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回湘，代表中共中央改組湖南省委，準備秋收起義。中央要求新省委“要爭取一些群眾鬥爭中出來的人領導湖南的黨”，改組後的新省委成員共9人，“三人是工農分子，三人是工農領袖，三人是真能鬥爭的人。”（彭公達：《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毛福軒因對湘潭農民運動有卓越貢獻，馬日事變後鬥爭又很堅決，因而被選為新省委成員。
1927年8月18日省委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秋收起義。毛福軒就土地問題發表了見解，堅決贊同毛澤東關於“必須沒收地主土地交給農民”的方針及辦法（彭公達：《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會後，他被派分管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工作，奔走在湘潭、韶山之間，秘密恢復各級黨及農會組織，收集失散的槍支彈藥，準備率領湘潭、韶山農民策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由於秋收起義部隊在平江縣金坪、瀏陽縣城等處受挫，省委停止了長沙暴動，各地農民的策應工作也就停止了。
秋收起義後，土豪劣紳瘋狂反撲，出動團防、挨戶團，搜捕群眾領袖。毛福軒白天隱藏在韶峰下的大石洞裡，晚上出洞活動，堅持地下鬥爭。
同年冬，他被省委調往長沙市，在壽星街以開米粉鋪作掩護，建立省委秘密聯絡點。
長沙“灰日暴動”（1927年12月10日在中共長沙市委領導下，湖南第一紗廠、長沙泥木工廠等廠工人、市民舉行暴動，旋即失敗。是日代電日碼為灰，故稱“灰日暴動”）失敗，省委書記王一飛等人被害，存者在長沙亦難立足。特別是1928年春，省委宣傳部長、代理書記任卓宣叛變後，“同志均四處逃生，組織瓦解”（毅希：《關於湖南黨的組織狀況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28年5月22日），毛福軒被迫去上海。
被叛徒出賣英勇就義
毛福軒抵滬後，找到了在上海主持黨中央地下出版工作的毛澤民，並在地下印刷廠做了一段時間的工作。
1929年11月，李維漢任江蘇省委書記，省委為加強江蘇農村鬥爭，從上海選調了一批幹部，毛福軒也被選調去江蘇。毛福軒有一位遠房族兄毛鴿春在金山縣公安局任職。經他推薦，毛福軒化名毛恩灝，打入金山縣公安局當警察，後又逐步提升為巡長，新塔鎮公安分局局長（《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110頁）。
金山縣位於江浙兩省交界處，前臨杭州灣，後靠黃浦江。1928年10月中共在該地建有縣委，組織過新街農民暴動，但到1930 年初已處於停頓狀態。同年7月，中共金山縣委恢復。9月，毛福軒的黨組織關係由江蘇省委轉來。縣委恢復時，全黨正處在李立三盲動主義統治時期，省委要求縣委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動群眾、組織武裝、籌集武器、準備暴動上。為此，縣委在朱徑鎮設立木貨店，派遣縣委成員徐秋林掌櫃，與毛福軒聯繫。縣委交給毛福軒的任務是收集敵人情報，掩護地下同志，設法取得槍支彈藥，支援地方暴動。為完成組織上交付的重任，他作了艱苦不懈的努力。
首先，他以公安分局局長的合法身份，招募了一批新警察，吸收許多共產黨員，其中有大革命時期的黨員鄒祖培（化名鄒剔臻）、龐少生（化名龐榮廷）、謝桂和等。他們都是湖南湘鄉、湘潭人。毛、鄒、龐、謝與縣委成員、木工徐秋林合組為警察木工支部，徐秋林兼書記。毛福軒將從敵人警察、公安系統獲得的機密情報，及時通過徐秋林等，傳遞給黨的組織，有效地掩護了黨的地下鬥爭。
1930年末，中共金山縣委書記丁瑞章被敵人發現，金山縣警察局召集會議，派人前往逮捕。毛福軒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已來不及通知地下黨，他便急中生智，主動要求承擔“捕捉任務”。他率領警丁到了丁瑞章住處，見其窗戶上放有花盆，暗示有人在家，於是他故意大喝一聲：“丁瑞章在家嗎？”丁聞聲外出探視，見毛福軒故出惡語兇態，便機警地回答：“在裡面那棟房子。”毛福軒立即帶著三個警丁跑到後面去搜查，丁瑞章遂乘機脫險（丁瑞章：《我在家鄉金山搞地下活動的回憶》，1984年11月）。
丁瑞章出走後，金山縣委的活動也停止了。1931年2月間，江蘇省委決定將金山縣委與松江縣委合併，成立以松江為主體，包括青浦、金山、奉賢在內的松江中心縣委，由江蘇省委委員吳國治任書記。1932年5月下旬，省委指示松江中心縣委，積極領導農民進行鬥爭，成立工會、農會，組織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中心縣委要求警察木工支部設法支援槍支彈藥。毛福軒忠誠不二，遵令執行，他經常提供情報，掩護地下工作人員，劫取散兵遊勇的槍支彈藥支援游擊隊。另外，他常率領警丁外出追剿土匪，將繳獲的槍支轉贈給縣委。當年活動在江浙邊界的有名土匪是“太保阿書”（土匪頭子阿書，號稱“太保”）的“天下第一軍”。毛福軒多次與他們交鋒，迫使他們匿居深山，不敢下山搶劫。在剿匪中，毛福軒打聽到原金山縣委書記翁明哲失掉組織關係後，已與土匪為伍，他派鄒祖培前往探詢、聯絡。由於翁等早與土匪同流合汙，喪失了共產黨人的氣節。毛福軒非常惱怒，一方面施用計謀，引誘翁等繼續接頭，一方面出動全部警丁突然襲擊，智取槍支。他將繳獲的槍支，少量上交縣公安局，“邀功請賞，獲取信任”（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毛福軒烈士卷”，鄒祖培的回憶《訪問記錄》1960年4月26日），多數轉贈給黨的地下工作人員。
1933年春，原松江中心縣委書記吳國治被捕叛變，原金山縣委成員王承昭、夏壽生亦被捕變節，導致了全縣組織的大破壞。2月27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調統室派遣特務，會同上海市警備司令部督察處帶了叛徒來到金山，逮捕了毛福軒、徐秋林、龐少生等。敵人從叛徒的供詞中獲悉毛福軒是毛澤東的同宗兄弟，好似捕到了“大魚”，遂押往南京審訊。
在獄中，毛福軒受盡了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他經常向難友講述毛澤東全家參加革命和湖南農民運動的情況，鼓勵被捕同志要寧死不屈，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有一次，特務利用同案中一個叛徒誘脅毛福軒寫“悔過書”。他窺破其詭計，在痛罵聲中，順手拿起茶壺猛擊叛徒腦袋。又一次，一個看守假裝同情革命，藉故與毛福軒閒聊，企圖從中竊取情報。毛福軒識破其陰謀，找了一根門槓，將這傢伙狠狠打了一頓。
在敵人的“老虎凳”、“十字架”等酷刑面前，毛福軒堅不吐實。問來問去只有一句話：“要殺就殺，叫我叛黨辦不到。”到監獄裡探視他的同志，見他被打得血跡斑斑，不禁淚流滿面。他卻輕聲安慰探視他的人：“不要難過，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你們要好好保重，任務還很重啊！”（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毛福軒烈士卷”，《毛福軒烈士被捕遇害經過》）探監的同志問他有何吩咐，他從容地從口袋裡取出一份遺書，囑探監同志轉給苦難中的妻子。遺書寫道：“餘為革命奮鬥而犧牲，對於己身毫無掛慮。對於家庭，上不能侍父母，下不蓄妻兒，此乃終身遺憾。”（毛迪秋：《關於父親毛福軒的情況》1973年2月25日）毛福軒在金山縣工作多年，除有一口破木箱裝幾件舊衣服外，其餘一無所有，微薄的薪資，全交地下黨作為活動經費了。
1933年5月18日凌晨，毛福軒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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