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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所有成员都明白，突破全案的关键是王录雄。
王录雄是本案的首犯，而且是这个带黑社会性质集团的首脑人物，他虽然从不直接参与犯罪行动，但每一次行动，都是他策划、指挥并且负责接应。每一次行动前，他会将枪支发给麾下那些杀手,作案之后，他又会将枪收走。他毕竟在公安队伍中混过几年，非常清楚公安部门的办案程序，知道如果找不到那些枪，整件案子就不能算破。
此时，专案组通过外围调査以及涉案其他人员的坦白交待，基本上已经掌握了王录雄犯罪集团的情况。
王录雄是海口市人，出生于1967年，21岁高中毕业后，进人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工作，仅仅3年多后便被开除。1993年，王录雄被公安部门开除之后,立即注册了怡美贸易公司，任总经理。这间公司成立至今，从未做过一桩正当生意，他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做正行生意。做正行生意哪里有吃偏门来得快？王录雄所做的，实际是地下赌场以及地下钱庄生意。
王录雄清楚有关的法律法规，他知道经营赌场和地下钱庄都属于违法行为，但这两项买卖毕竟财源滚滚，而自己没读什么书，起步又晚，干别的买卖半点把握都没有，只有这一行还算是有点天时地利。
最初一段时间，王录雄可不敢大干，只是在海口市一些最偏僻的地方经营一些规模极小的赌档，往往是经营一段时间后便静悄悄地搬走，换一个新的地方。结果还真有点出人意料，一个小赌档每天的收入竟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希望通过赌博来发财，可他们哪里知道，真正能够靠赌来发财的人，只有赌场的老板，赌场老板永远是只赢不输的。
靠经营地下赌场赚了第一桶金之后，王录雄就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发展。这时有人向他建议说:你不要老是考虑进帐，还要考虑一些别的问题，遇到上面来査怎么办？遇到社会上的烂仔来捣乱怎么办？王录雄确实有点小聪明，一点就通。于是他将那些从赌场赚到的钱拿出一部分用于疏通各种关系，又从社会上广泛搜罗“人才”。他搜罗的当然不是那些具有留洋博士硕士头衔的人才，而是社会上的“狠人、猛人”，尤其是那些曾经进过“宫”的或者是身上有血案的。这些人都是一些亡命之徒，真正的丧家之犬，他们在社会上混日子都非常艰难，一旦有了王录雄这把保护伞，那些人就全都肯替他卖命。
王录雄麾下的第一杀手林尤波,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狂，他往往因为别人说一句话不合他的意，就掏枪将人家干掉。被他干掉的人，有的甚至是他的“朋友”——就因为人家对他多分多占说了一句不满的话。经王录雄手下师爷式的人物王国庆引荐，林尤波同王录雄相识，王录雄顿时将林尤波视为心腹，林尤波也将王录雄当成知己，甘愿为王录雄肝脑涂地。
蔡重人称“炸弹”’是个一点就炸的人物，生得人高马大，打起架来不要命，涉及几起命案。毛永忠跟蔡重是“割头换颈”的“好兄弟”，曾经一起过着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王国庆帮王录雄物色到这类人物后，王录雄如获至宝。有了这样一些人看场，社会上还有哪个混混敢来踢他王录雄的场子？
有了这些得力干将，王录雄觉得自己的“地盘”显得有些小了，便决定效法港台黑社会的一些做法，要去抢地盘，争当海口的龙头老大。为了争地盘、当老大,他与另几个“黑老大”打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其他的黑老大谁能与他相比？他的背后有靠山，手下又有一帮不怕死的“兄弟”，尤其是林尤波，凭着睡觉都不离身的一支手枪以及一杀人就红眼的本性，“赢”得了“海口第一杀手”的名头。如此一来，当地任何一股势力，听到坏脑雄的名字就绕道而行,听到瘦仔的名字就感到不寒而栗。
据介绍，为了拉关系，王录雄请人吃饭，一顿就可以花去一万元。他为了回到自己昔日的警察岗位，不惜重金四处拉关系找领导，在他重金和满腹委屈的谎言之下，关系竟通到了高层领导干部，在他的申请报告中，有大领导的批示，也有小领导的签名。为了这张报告，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后来成了一笔糊涂账。据查，有一次在龙昆南路某酒店请领导吃饭，当时1000多元一斤的金钱龟,他一买就是好几斤，5000元一只的雪山老雕配着毒蛇蛤蚧也端上桌面，什么鲍鱼、鱼翅都成了米粒之光。
手上有了打手，又有社会关系，王录雄财大了气粗了，不再提心吊胆小打小闹。他一面迅速在海口市“扩大业务”，又向外发展,将业务延伸到海口以外的地方。
1997年，王录雄看中了安定县城大众餐厅楼上的地盘，立即就想租下来开赌场。可海口的“老大”对安定县的影响力似乎不够大,谈了几次没有谈拢。这时，他便请领导出面。确实不一样，一下就谈妥了。租下这个场地之后，他立即购进“啤酒机”，开起了赌场。他自己毕竟早已经不在公安系统工作了，担心自己的势力“罩不住”安定县,因此派了自己的心腹干将陈扬明和王国庆担任正副总经理。
这间赌场一开，真是日进斗金。很快,赌博机就发展到了15台，场内的服务员增加到了20多人。
可惜好景不长，针对地下赌博日益猖獗的情况，海南省决定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斗争。王录雄获得消息后，忍痛割爱，将所有的赌业关门。开赌场时，他手下纠集了一大帮兄弟，赌场开不成，手下那帮人无事可干，却要给他们发工资，仅他自己日用以及手下人员的开支,每天至少都得1万余元。
这且不算，在女人方面也是极大的一笔开销。
为了将一名女播音员弄到手，他不惜金钱，一次就出手150余万元，为其构筑了一幢豪华爱巢。这种关系不可能全靠感情来维系，金钱是必须的粘合剂，除了那笔固定投资,每个月他都得支付相当大的一笔钱供“至爱”花天酒地。
除了这位“至爱”之外’他的身边还有好几个红颜知己，虽然不如“至爱”那般美貌如花，柔情似水，却也都是国色天香,美丽可人。对于她们，他自然也不能太薄了，于是分别为她们置屋，同样每月给一笔不菲的生活费。这些女人目的是为了衣食无忧，虽然明知他不止一个女人，表面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地里的争夺却是异常的激烈。为了维护同这些女人的关系，王录雄可真有点疲于奔命，有时候，往往是从这个女人的温柔乡里出来，又不得不赶到另一个女人处。
最麻烦的是他花150万替“至爱”购豪华别墅的事被其他女人知道了。对这种厚此薄彼，这些女人当然不依不饶，闹起罢工来。他斗不过这些女人，只得割地求和。岂知“至爱”又知道了他给其他女人提高生活费的事，立即就提出跟他分手。王录雄哪里舍得？不得不给“至爱”“加工资”。
当然，王录雄有自己的理论:男人挣钱就是给女人花的;女人的魅力就是激励男人拼命挣钱。于是，他每一次“做事”之前都要找他的“至爱”云里雾里一番，这是他所谓的“减压”。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不长时间，王录雄发现自己开始捉襟见肘起来。
于是，他想到了开辟新的业务:绑架。
王录雄被抓后，他知道自己身后有后台，又懂得法律，因此根本不将专案组放在眼里，一再口出狂言：“你们抓我容易，放我难。”又说:“你们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懂得法律’就算你们拘留我，最多30天之后你们就得放我。”
专案组早已经预感到王录雄将成为整个案件的难关，所以配备了一个超强的审讯阵容,这个审讯小组分别由第七大队副大队长林康、第四大队副大队长钟跃以及第六大队副大队长彭舸等负责。这几位副大队长既有着极其丰富的预审工作经验，又有着多年的刑侦工作实践，同时集中了支队最有经验的预审员组成一个预审小组,可见专案组对审讯王录雄的重视。
正式审讯之前，林康等几位负责人非常仔细地研究了王录雄的有关材料，确定了审讯方案。而王录雄显然早已经考虑过专索组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要么一言不发，要么胡搅蛮缠，要么破口大骂，有意激怒预审员。第一个审讯方案就这样失败了。接下来，他们又针对实际制定了第二个预审方案，同样没有成功。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审讯下来后,林康对小组的成员说道，“我们得想办法找到一个突破点。”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都认同林康的观点，但到底什么才是突破点，却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深夜，林康睡不着，脑中仔细地思考着。突然，他一跃而起，回到书桌前开始认真地研究王录雄的案卷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几处地方出现了“白色富康车”的字样。他的脑中顿时灵光一闪。
白色富康车是“8·23专案”的重要物证，也是王录雄直接参与这一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但是，拘捕王录雄的时候，专案组并没有找到这部汽车，其后的侦査中,也没有发现有关这辆汽车的线索。在王录雄的个人财产清单上，根本就没有一辆白色富康车。那么，这辆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辆汽车会不会成为全案的突破点？
当即，林康打电话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专案组的几位负责人。
调查王录雄是由六大队的刘涛中队负责的。当晚,陈先福便找到刘涛，向他询问白色富康车一事。刘涛说白色富康车是我们最初掌握的重要线索之一，我在调查的时候，非常注意这辆车。可是，我将王录雄的所有线索查过了，根本就没有见到这辆白色富康车。”
陈先福略思考了一番，然后说道：“这辆车会不会是别人的？比如王录雄的什么朋友的。”
“对呀，”刘涛恍然大悟地说，“我们应该将王录雄的所有关系人调査一遍，看谁有一辆白色富康车。”
第二天一早，刘涛便调整了中队的调查方向，将所有的队员撒出去査主录雄的社会关系，要求他们特别注意谁有白色富康车。
侦查工作在外人眼里往往非常的神秘，对于身历其中的侦查员来说，许多时候往往就是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思维方法一对，难题可能就解开了。现在,将目标对准了白色富康车，而且并不局限于王录雄而是关注他的关系人，很快就查到了一条线索:与王录雄关系不一般的女人李小苹有一辆白色富康车。
刘涛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专案组领导作了汇报。几位领导商量以后，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査扣这辆富康车并传讯李小苹。
李某被带到专案组以后，经过刑警们一番说服教育，立即清楚了自己所面临的形势。她主动地供述了王录雄借车的过程。
据李某说，王录雄向她借车是8月22日下午约四五点钟的时候，她根本不清楚王录雄借车去干什么，她也没问。大约23日凌晨2时左右，她接到王录雄的电话,让她去万华宾馆取回自己的富康车。李某觉得太晚了,就对王录雄说，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去取，明天再取不行吗？王录雄便在电话中骂了她一通，她只好答应立刻去取车。
李某乘出租车赶到万华宾馆,并没有见到王录雄，而是他的司机陈阿四在那里等自己。陈阿四见到她后，将汽车钥匙交给她，并且向她交待说老板让我告诉你,把车内的两个枕垫拿下来扔掉，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今晚有人借用过你的汽车。”
李某一听，觉得事情非常蹊跷，便问陈阿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陈阿四说：“不该你知道的，你还是少知道为好，免得麻烦。”
李某也懒得再问，驾着车走了。
林康得到这些情况之后，立即提审陈阿四。审讯小组手中握有法宝，也不跟他兜圈子，开门就见山问道：“陈阿四，你说说，借李某的白色富康轿车是怎么回事?”
陈阿四一听，顿时慌了神，说道：“不关我的事。我只是王录雄的司机，而且，富康车也不是我借的，是王录雄自己向李某借的。”
“不是你借的，但是你经手还的，是不是?”
此时，陈阿四的心里极为复杂，他既想坦白争取从宽处理，又抱着某种侥幸心理，觉得王录雄有背景，如果自己坦白了，王录雄一旦出去，定不会轻饶了自己。审讯小组打消了他这方面的顾虑，尤其是得知专案组已经清楚借车的事情之后，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据陈阿四供述，20日晚王录雄就想对陈某下手，当时驾驶的是王录雄的“大富豪”轿车。但因为王绥秋的胆小，计划失败。22日再准备动手的时候，王录雄担心同一辆汽车两次出现会引起陈某的怀疑，才向李某借了白色富康车。22日当晚9点多钟，王录雄带着林尤波、毛永忠、蔡重、王绥秋、吴宏海等几个人到茶艺馆喝茶。大约11点钟的时候，王录雄接到王国庆打来的电话，表示陈某准备离开了。
接过电话后，王录雄说了一声:“走，我们去吧。”便站起来，林尤波、毛永忠和蔡重跟着他走了出去。陈阿四同吴宏海以及王绥秋继续留在茶艺馆。过了几十分钟，王录雄一个人回到了茶艺馆。刚坐下不久，就接到林尤波打来的电话。放下电话时，王录雄非常兴奋，对3个手下说:“一切都ok了。”
几个手下顿时一阵欢呼。这时，王录雄又对陈阿四说:“阿四，你去椰林路看看，有什么情况立即给我打电话。”
陈阿四站起来，向王录雄要富康汽车的钥匙。王录雄说:“汽车我要用，你打的去吧。”
陈阿四来到椰林路案发现场，看到一辆110警车停在那里，周围还围了许多人。他便找了旁边的一个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人说，有4个人抢劫了一辆汽车，还开了一枪，向机场路那边逃走了。于是陈阿四来到机场路附近，发现这里很平静，什么事都没有，就给王录雄打电话报告了情况。王录雄随便应了一声，让他返回茶艺馆。返回的途中，陈阿四发现又有很多警车赶到椰林路。
刚刚坐下，王录雄又对陈阿四说:“阿四，跟我走，我们一起去办点事。”‘
陈阿四也没问到底办什么事，就跟王录雄走了。他们驾车来到一家小店，在那里买了好几卷封口胶带。上车后，王录雄对陈阿四说去坡博村一趟。”
陈阿四将车开到坡博村停下来，王录雄便给毛永忠打电话。
没多久，一辆凌志车停在离他们不远处，毛永忠从车上下来走近富康车，王录雄便将那些封口胶给了毛永忠，又让陈阿四将车开到万华宾馆。下车后，王录雄对陈阿四说你就等在这里，过一会儿有一个女人来取车，你告诉她，把车内的两个枕垫拿下来扔掉，千万要嘱咐她，不要告诉别人今晚有人借用过她的汽车。”
陈阿四在万华宾馆门口等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女人。陈阿四一看，是李某，他们认识。他将钥匙给了李某，然后又回到了茶艺馆。
取得李某和陈阿四的口供后，林康等制订了新的审讯计划，再次同王录雄交锋。这次，他们不谈别的事，而是单刀直入，盯着白色富康车问。
最初,王录雄还想负隅顽抗，但很快就发现,前面这些刑警们似乎什么都知道，他整个心理防线被打乱了，开始一点一点往外掏。当审讯人员问到他的武器藏在哪里时,他说不知道，他的二姐夫罗健民可能知道。刚说出这句话，他就意识到这句话可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带来灭顶之灾，立即改口说不对不对，我记错了。”
但为时已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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