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國共兩黨曾經有過三次高規格的秘密和談，渴望中華和平統一的人士往來兩岸之間。然而，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三次和談都最終擱淺。
章士釗
第一次秘密和談 毛澤東提出“和為貴”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朝鮮戰爭交戰各方達成停戰協議，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又簽訂了越南停火協議，使一度緊張的國際形勢有所緩和。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的臺灣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單純靠武力解決的方針改變為立足武力伺機徹底解決和力爭和平解放相結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毛澤東主席也表示，我們跟臺灣要“和為貴”，愛國一家。這些變化對國共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些參加過國共談判的人士都認為，新一輪的國共兩黨談判一定會到來。
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更是激動不已，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通過關係轉交給蔣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張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臺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臺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回故鄉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
許孝炎立即從香港飛往臺北，親手將中共中央的信交給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報告。蔣介石聽後，再展開信件，反覆看了幾遍，長時間沉默無語，許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1957年初，蔣介石突然召許孝炎回臺北，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蔣介石說：“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當時已改名北京，但國民黨仍用舊稱）一行，瞭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並讓許孝炎推薦人選。最後蔣介石選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聽虛實。
1957年4月，宋宜山抵京。周恩來在北京東興樓飯店會見了他，宋宜山坦言，臺灣派他來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關於和談的意向。周恩來聽後意味深長地說：“我們都是一家人嘛！抗戰勝利後在重慶談判時，蔣先生就說，大革命時代，國共兩黨的同志們曾在一個屋裡開會，共一個大鍋吃飯。希望我們還會在一起合作。”
不久，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宜山商談，李維漢提出了中共關於合作的四項具體條件：(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臺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3）臺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士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寫了一篇1萬多字的報告交給蔣介石。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大陸的成就頗多讚揚之詞，蔣介石大為不悅。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鬥爭，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從而中止了進一步接觸。
第二次秘密和談 曹聚仁穿梭往返
1956年7月，另一個神秘人物也擔負著為國共和談穿針引線的使命從香港來到北京，這個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舊中國頗負盛名的文人，與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陸，立即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熱情接待。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陳毅等人作陪。周恩來告訴曹聚仁：“我們對臺灣絕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曹聚仁。這天恰逢印尼總統蘇加諾訪華，黨和國家多位領導人出面歡迎，毛澤東卻在中南海靜候曹聚仁，足見毛澤東對國共兩黨重開談判的重視。
毛澤東一見曹聚仁便說：“你這次回來，可以多看看，到處走走，看我們這裡還存在什麼問題。”在談到蔣介石的時候，毛澤東肯定了蔣介石在某些歷史時期的作用，並表示了他準備再次與蔣介石握手的想法。
曹聚仁回到香港，立即將詳細情況轉告國民黨方面。不久，臺灣傳來指令，讓曹聚仁再去大陸一趟，主要任務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蔣氏祖墳。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陸，趕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鎮，他在蔣介石寓居過的豐鎬房和蔣經國住過的文昌閣仔細看了很久。同時還代表蔣氏父子到蔣母的墓園掃墓。所到之處，曹聚仁都一一拍攝了照片。
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立即向蔣經國通報了大陸之行的情況，並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攝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還談了自己對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的看法。
國民黨方面對再次談判採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放棄，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一拖就是幾年。
1965年，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並受到熱烈歡迎的時候，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
經常來往於香港和臺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臺灣商量要事。曹聚仁聽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飛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商討了談判的大綱要目，然後返回香港，等候蔣經國。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王君突然造訪，王君告知：蔣經國來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隨王君出來，一輛小車將他們送到碼頭，然後登上小快艇，一直駛到一艘大輪船邊。
曹聚仁登上輪船，在一間豪華客艙，西裝筆挺、商人打扮的蔣經國迎上來和他握手。寒暄敘舊後，兩人便關起艙門密談。蔣經國說，臺灣想和北京方面談判，但不知北京的具體意向，希望多介紹些北京的情況。曹聚仁詳細談了中共關於談判的條件，蔣經國仔細聽後，也談了蔣介石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將雙方情況吃透，以便曹與蔣介石見面談話時做到時間短，效率高。
輪船秘密在臺灣一個偏僻小港停泊。蔣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並在極秘密狀態下開始談話。
整個談話，開始由曹聚仁介紹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共識，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意即臺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二、蔣經國任臺灣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
三、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臺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臺灣。
五、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臺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臺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六、臺灣現任官員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此事正在進行之際，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風浪也波及臺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這樣，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之事又一次擱淺。
第三次秘密和談 陳立夫出馬
上世紀70年代初，國民黨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係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臺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大陸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臺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仍然需要一個在兩方面都說得上話的人居中聯絡。由於曹聚仁已於1972年病逝，90歲高齡的章士釗再度請纓赴港與國民黨方面聯絡。
1973年5月，章士釗從北京乘專機赴港。然而，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因頻繁的活動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最終於7月1日病逝。
章士釗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中國共產黨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於對臺灣的前途的考慮，蔣介石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立即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的信息。
也許是蔣介石知道自己時日不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迴音的情況下，陳立夫便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到臺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他特別希望毛澤東能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時期國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國共兩黨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在此之後不久，於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後，毛澤東也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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