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歐陽曉紅 數據是一面鏡子，折射出經濟的“臉色”。中國央行11月13日公佈的十月人民幣新增貸款也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也罷，雙雙環比“腰斬”。這般“臉色”給誰看？
雖說，十月數據處於低點有季節性因素，但其降幅之大，出乎意料——人民幣貸款增加6970億元，環比減少6830億元，縮水幅度近五成；社會融資規模增量7288億元，環比縮水逾六成。數據甫出，市場“失色”。信貸增量中，主要靠短貸和票據衝量。潛臺詞是，銀行“不敢”貸，企業“不想”借。而主動融資需求的減少也釋放出“經濟承壓加速”的信號。與之對應的是，同期的車市、樓市、股市均不同程度呈現低迷態勢。
從10月社融數據來看，非標收縮、地方政府專項債券驟減是主因；新增地方專項債868億元，較9月7389億元縮幅近九成。表面上看似乎是因為地方專項債額度發行完畢，細究後會發現地方政府可能不缺錢。11月7日，財政部公佈《關於提前下達2019年中央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的通知》，提前將明年的1.335萬億元資金，分配給河南、四川等26個省份。另據財政部網站，10月底以來，財政部提前下達一批地方轉移支付資金，金額累計1.66萬億元。
結合前十個月已發行的逾1.8萬億元專項債，地方政府可能該為怎麼用好錢“犯愁”了。正如財政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在督促各地繼續做好專項債券發行的同時，將指導各地加快專項債券資金的使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早見成效。
假如說前期的放量發行萬億專項債或有未雨綢繆防範金融風險隱患的意思，那麼，現在的地方政府或許可以暫時“松”口氣，有底氣應對可能的經濟變數了。
再結合央行今年四次降準淨投放的2.3萬億元流動性，以及再貸款和再貼現、MLF（中期借貸便利）等調節流動性的貨幣政策工具，貨幣之水不可謂不充裕，緣何沒有帶來相應的銀行信用擴張？貨幣傳導機制不暢通之外，是否想過“不敢貸”、“不想貸”的癥結是什麼？是否想過當下的經濟週期環境——能否給市場主體帶來合理的資本回報？又抑或在特定轉軌期，企業寧願選擇“收縮”戰線？畢竟，金融貨幣需要服務於經濟活動，若實體經濟活動呈“消停”或“萎縮”之勢，“水”放得再多，可能也多是“做”表面文章。背後的資源錯配問題並未得到實質性解決，經濟活力未被釋放出來。
當然，也有人統計，從中小企業層面看，6500萬戶的個體工商戶中，總體有效融資需求為4萬億美元，現在缺口是1.9萬億美元。換言之，諾大的普惠金融之需求空間擺在那了。但問題在於，此一時彼一時，移動互聯網新時代背景下的真實融資意願到底有多強？去產能、去槓桿之後，又有多少升級轉型的新實體經濟業態需要資本？這些或是未知數。
如果說，過去40年年均增速9.5%的中國經濟主要靠要素驅動，諸如資源、資本及勞動力的充分供給，那麼，追求高質量、中高速發展的現在，則可能要依靠創新驅動。但創新緣於自下而上的實踐，它需要包容的土壤，何不思考如何凝聚創新之心與創新之力？不僅僅是施之經濟政策，可能還需要輔以非經濟因素的政策？
眼下，無獨有偶的是，落實減稅降費政策效應之下，中國財政收入亦首現負增長。據財政部數據，10月份，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727億元，同比下降3.1%。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13464億元，同比下降5.1%。細觀今年來的財政數據，不難發現，財政收入與稅收增長几乎呈逐月下降之勢。
與之相伴的是，10月的財政收入負增長亦令財政存款增量低於歷史平均水平，這同樣會對社融數據產生負效應。接踵而至的思考是：為何政府收入的“減法”暫時未能換來企業效益的“加法”，以及市場活力的“乘法”？為何貨幣與財政政策齊發力之下的經濟好轉尚不明顯？
如此看來，金融、社融數據“失色”+財政負增長意味著什麼？這可能是中國經濟新的陣痛時刻：經濟轉型（轉軌）+產融升級換代+新舊動能轉換+互聯網新時代+內外形勢生變。
其實，不只是中國，美國亦同樣面臨可能的市場波動與經濟調整，其隱現的信號是美國十年、一年國債利差倒掛之虞。根據線性推算，利差倒掛時點將在2019年年中，屆時恐出現全球資產重估，有人甚至預測2020-2021全球市場將有大波動。
倘若全球經濟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次週期波動，新興經濟體亦在所難免，何不果敢去面對？何況中國經濟基本面無大恙，國際收支的韌性較強。此時，切忌政策搖擺，雖然政策也有不同時段的相機決擇需求，但調整幅度過大過快，有時難免會引起市場及市場主體的困惑或不適。
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國內外形勢鉅變，是“危”亦是“機”。此時的金融數據“臉色”或警示我們：穩中有變之下，經濟規律、金融週期不可違；底線思維的前提下，惟有循序漸進，優化全要素的配置，市場化修正價格的扭曲，方能逐漸釋放創新活力，激發經濟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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