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江三角洲，南雄珠璣巷幾乎盡人皆知，因為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從那裡遷來的。而且在家譜的記載和民間傳說中，都流傳著一個大同小異的故事：
在南宋末年( 有的記為宋度宗鹹淳九年)，宮中有一位姓蘇( 一作姓胡) 的美貌妃子。 一天晚上，皇帝到她住的宮中來，她在演奏雅樂時失誤，皇上大怒，將她打入冷宮。蘇妃伺機逃出，扮成遊客，住在京城。
有一位名黃貯萬的富人，是南雄府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人，用船運糧食進京，停泊在杭州城外，正準備宰牲祭神，有一位歌女路過。黃貯萬見她長得漂亮，有意挑逗，那女人就走上船來，與黃談得十分投機，表示願以終身相托，黃就將她帶回故鄉。
後來皇帝想起蘇妃，下令召見，才得知她逃亡已久，龍顏震怒，命兵部尚書張欽(或作張英賓)發文至各省查緝。因終年杳無音訊，張只得上奏皇上，停止追查。黃貯萬不知他帶回來的女子就是蘇妃，有一天僕人劉壯與他發生糾紛出走，將此事傳到京城。
兵部的官員恐怕皇上再次追究，就謊稱民間有人作亂，會同各部門文武官員秘密商議，決定將牛田坊一帶徹底平毀，以消除蘇妃的蹤跡。因而以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有人謀反作亂，禍害良民為由，假傳聖旨，在牛田坊選地建築寨所，用於駐紮軍隊鎮壓，以保國泰民安。
不久兵部的公文下達，地方官命令當地百姓全部遷走。於是牛田坊的五十八村居民在珠璣巷九十七人的帶領下，向官府申請了合法遷移的公文，相繼南遷。這九十七人屬三十三姓，他們是：
羅、湛、鄭、張、尹、文、蘇、謝、陳、麥、盧、湯、溫、胡、趙、伍、曹、區、李、梁、吳、馮、譚、蔡、阮、郭、廖、黃、周、黎、何、陸、高。
另外的說法是：由於奸相賈似道進讒言，胡妃( 或蘇妃)被逐出宮為尼，藏匿民間。後度宗追查，引起珠璣巷百姓的逃遷。或說胡妃出宮後精神失常，在南雄落水身亡，皇帝以為被民間藏匿，下令搜尋。
為了證明自己祖先南遷的合法性，不少家譜中還收錄了有關的“公文”，有代表性的一種如下：
嶺南道南雄府為逃難給引早救生靈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據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十四團珠璣村貢生羅貴等連名呈稱前事，內開：為天災人禍，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猶慮難周。及今奉明旨頒行，築土設寨所。因思近處無地堪遷，遠聞南方煙瘴，地廣人稀，堪闢住址，未敢擅自遷移等情到府。
據此，查民貢生羅貴等九十七名，案非罪孽民氏。為此，合就行給文引，批限起程。凡經關津岸陸，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止處，合應行赴該府州縣屬立案定籍，繳報文，以憑造冊轉報施行。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給，限四月二十四日繳。
關於這些傳說和公文的真實性，已故著名史學家陳樂素在《珠璣巷史事》一文中已做了很全面的論證，這些並非歷史事實，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宋史·賈似道傳》載有鹹淳八年( 1272)賈似道迫使度宗罷了胡貴嬪之父胡顯祖的官, 又令胡貴嬪出宮為尼。
此事經《齊東野語》《鹹淳遺事》等記載，到了民間又將胡(一作蘇) 妃演變為潛逃出宮，扮成遊婦，隨黃貯萬回南雄，導致南雄居民被逼南遷。但是在北宋覆滅之際，一些官吏、將士和中原百姓隨隆祐太后南遷，由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逃至太和縣，又逃至虔州(今江西贛州市)。
幾個月後, 隆祐太后返回杭州，但一部分滯留在虔州的難民已經繼續南遷，越過大庾嶺到達南雄，以後又由此南下珠江流域。在南宋期間，今江西南部經濟發達，人口增加，向南遷移是當地無地貧民的一條出路。到了宋元之際，隨著元軍的南下，忠於殘宋的軍民和難民，包括以前由中原遷來的移民後裔，再次由南雄南遷。
至於那一類公文，自然是出於後人的偽造，因為無論是文字、格式, 還是提到的行政區劃、職官、制度都不符合宋代實際，而且各種家譜中所載公文在時間和內容上也自相矛盾，但是這些資料中所反映的遷移過程和途中的艱辛卻是可信的。
無論“胡妃( 或蘇妃) 之禍” 是否確有其事，與南雄是否有關，一次孤立的事件是不可能引發大規模的移民，並且能夠持續數百年的，真正的原因還是遷出地南雄一帶的推力和遷入地珠江三角洲的拉力。中國歷史上的幾次人口南遷，都是漸次推進的。
永嘉之亂後，北方移民主要的定居區還是江淮平原、江漢平原、長江三角洲，而在唐安史之亂後至五代期間，南嶺以北幾乎都已有了北方移民的定居點。北宋期間，長江以南地區的人口已有大幅度的增長，在今浙江、江西、福建範圍內有不少地方出現了人多地少、人口壓力增強的現象。
南宋時，除了本地的人口增長外，又有大批北方移民遷入，這種現象日益加劇，殺嬰之風也愈演愈烈。由於其他方向已很難找到大片人口稀疏地區，向南遷移成了唯一的選擇。金兵入侵和元軍滅宋都是由北向南推進的，受戰亂影響的難民、流民也只能由北南遷。翻越大庾嶺是當時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地處大庾嶺南的南雄自然成為南下移民的集散地，特別是在移民大批湧到這裡之後又沒有具體目的地的時候。
北宋初年，珠江三角洲人口還相當稀少，原有居民主要居住在城市周圍和臺地，大量荒地、河灘、沙洲尚未開發利用。由北方遷移的移民或為生計所迫,或擁有一定的財力和號召力，或掌握較先進的生產技能，紛紛築堤開墾坦地、荒地為農田。圍堤的興築保護了新墾農田，避免了洪水淹沒之害，也在不損害原有居民利益的前提下擴充了耕地，不僅保證了移民的基本需求，還為他們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這樣的信息對滯留在南雄的流民和北方遷出地的居民無疑有巨大的吸引力，於是新的移民源源不斷地南遷。根據曾昭璇、曾憲珊《宋代珠璣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發展》 (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的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堤圍主要築於宋元以後，南宋所築多於北宋；元代所築都在宋堤下游，表明開發區不斷向海邊推進，可考的成圍元堤就有25條。
該書所引徐俊鳴的研究證明，三角洲的人口密度在唐代還只有每平方公里1.2戶，到宋代就增加到了4.8戶，元代已達6.0戶。可見移民主要是在北宋至元這近400年間遷入的，又以南宋期間最為集中。曾昭璇、曾憲珊通過對家譜、方誌、地名志等資料的蒐集和實地調查，列出珠璣巷移民家族797支，這是目前所見最詳盡的結果。
那麼，這些家族的祖先是否真的都是從南雄珠璣巷遷來的嗎？陳樂素的研究認為，珠璣巷的名稱在宋元史籍中尚未發現，在《琴軒集》所載明永樂年間東莞陳璉所撰的幾篇族譜序和墓誌中，也只說伍、封、羅、李、蔡、鄧、丁、何、劉、黎、李、張、袁諸族“先世南雄人”，還沒有提到珠璣巷。但到萬曆年間，梁廷棟的《珠璣懷古》詩中就出現了“珠璣遺蹟動悽極，厭說前朝有徙移”，黃公輔也有《過沙水珠璣村》詩云：“長亭去路是珠璣，此日觀風感黍離”， “已無故老談前事，那得新聞訪舊支？”
說明在明中葉以後，對珠璣巷的傳說已經相當流行了。明末的屈大均在所著《廣東新語》中已明確表明他是珠璣巷移民的後裔，並稱“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根據他的說法，因北宋開封城內有珠璣巷，宋室南遷時，遷入南雄的臣民為了表達對故都的懷念，將自己的聚居地也稱為珠璣巷。不過，同書中又說珠璣巷本名敬宗巷，唐敬宗死後(827年初)因避他廟號的諱才改名。可見當地已有不同的傳說，莫衷一是。但即使按前一說，珠璣巷的名稱也有800多年的歷史了。
不過珠璣巷畢竟是一隅之地，當然不可能是眾多南遷移民的真正故鄉，至多隻是他們的一個集散地。即使從家譜資料中也可以看出，不少家族來源於中原望族或始遷祖是高官顯宦的記載是出於附會，就像前面所引的“公文”那樣顯然為後人假造，但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當一支移民家族篳路藍縷，櫛風沐雨，經過幾代以至十幾代人的艱苦奮鬥，終於贏得了家族的興旺發達，能夠與其他家族一樣建宗祠、修家譜時，怎麼能讓始遷祖的來歷和遷移歷史保持空白，或僅僅是一位流民、難民呢？既然其他高門大族都來自珠璣巷，而本族也是南遷的移民後裔，認同為珠璣巷移民又有何不可？正因為如此，早在數百年前的明清之際，珠璣巷就已成為無數嶺南人精神上的故鄉，成為維繫他們桑梓之情、宗族之誼的根。
個別家族實際並非北方移民，或是當地非漢族土著的後代，或是由嶺南其他地方遷來的移民，但生活在一個珠璣巷移民佔壓倒多數的社會環境中，也做了認同於主流文化的選擇。儘管他們的血緣根源並不來自北方，但經過長期的融合，他們的文化和心態已與北方移民後裔無異，人們當然應該尊重他們自己的選擇。
遙想當年，成千上萬經歷了天災人禍、長途跋涉來到南雄的流民、難民，在此北望家山，面對千里“蠻荒”的嶺南，不知留下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但他們義無反顧，踏上南遷的征途，終於繁衍了成百萬嶺南兒女，造就了千古偉業。
今天，當我們站在這片繁榮富庶的土地上時，怎能不想到珠璣巷，想到珠璣巷來的先人？
珠璣巷的根連著黃河、長江，珠璣巷的枝葉遍佈嶺南，遍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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