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速讀：
1、學界普遍認為，西方中世紀非政府慈善公益的功能主要靠教會，中國傳統時代民間慈善公益則主要靠宗族。這個比較有一定道理。但西方的教會與王權是分庭抗禮的，而中國的宗族則完全受制於皇權。
2、中國的傳統民間公益，儘管在近代也有過近代化轉型的苗頭，但1949年後就中斷了。1949年以後的國家公益是學的蘇聯，改革以後的“第三部門”則是學的西方，包括對1949年以前傳入的西方公益形式的接續，但卻基本沒有接續中國本土的傳統民間公益形式。
3、在中國，“第三部門”是在市場化轉型尚在進行、民主化轉型尚未啟動的情況下尋求發展，這就是它所面對的特殊“問題意識”的最重要背景。
文-秦暉，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理事
全文約1800字，讀完約需4分鐘。
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帝國官僚-小農制（所謂“秦制”），這個制度與西方前近代的教俗貴族-教區村社制相比，中央皇權要強大得多，但對小農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卻遠不如西方熟人社會的教區-村社。
儘管古典儒家有一些福利的設想，如國家應保障70歲以上的老人與10歲以下的兒童，並給11歲以上孩子提供教育。但為秦制提供理論基礎的法家卻主張“立民之所惡”，追求“國強民弱”。一方面強化皇權橫徵暴斂，實行“利出一孔”，要使民“家不積粟，上藏也”。另一方面又否定國家的服務責任，尤其表現出對弱者的冷酷和對社會保障的不屑：法家認為“貧窮者，非侈則惰也”，救濟他們就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但法家在反“福利”的同時更反“自由”，國家無濟貧之責，卻必須行懲貧之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無怪乎識者把“秦制”下的“福利”觀抨擊為“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
這樣，人民在面臨皇權束縛的同時又受苦於公共服務的不足。通過民間組織解決公益問題便成為一個傳統。
實際上，前近代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既非“政府”又非“企業”的組織都很多，如西方的教會、中國的宗族等等。雖然它們既不是或不完全是自由公民的志願聯合，也不完全是為公益目的——與那時的衙門和市場一樣，它們也可能為統治者把持以自利。
但是，雛形的民間公益組織那時也已出現。其中包括非族性的公益結社，如南北朝至唐宋時代的敦煌文書中記載很多的喪葬組織“社邑”，宋元時代盛行的寺院公益事業、明清時代發展到高峰的宗族公益組織如義倉、義學等等。
學界普遍認為，西方中世紀非政府慈善公益的功能主要靠教會，中國傳統時代民間慈善公益則主要靠宗族。這個比較有一定道理。但西方的教會與王權是分庭抗禮的，而中國的宗族則完全受制於皇權。
與一些人根據儒家經典強調宗族的重要性和延續性不同，現實的“法家中國”朝廷對“強宗右族”的凝聚力一直是猜疑和打擊的。朱元璋“以此眾叛，何事不成”的詰問和歷代“不得族居”、“廢宗主立三長”、“毀祠追譜”的措施與裝模作樣的表彰“義門”（數代不分家的大家族）並行不悖，使得宗族的正反兩面作用（提供公益和壓抑個性）都往往被誇大。
實際上，近代東南沿海那種相當活躍的功能性宗族（有祠堂家譜體現的凝聚力和可觀的族廟公產以支撐公益慈善）地域上並不普及（內地、中原與北方很罕見），時代上也不延續（宋代才有萌芽，清代才真正興旺）。
但是在清代東南地區，宗族不僅確實有公益慈善功能，而且與近代化、個性解放及市場經濟也沒有那麼牴觸。近代以來，一些族緣組織甚至順應潮流，出現了淡化血緣身份性而增加公益性和憲政性的趨勢，如廣東名為祠堂、實為全省性非血緣民間公益設施的“陳家祠”和晚清粵省“憲政促進會”的眾多宗族集體會員所顯示的。
而宗族之外的民間公益，如寺廟公益，乃至在敦煌文獻中已經多見的非血緣非宗教的民間公益組織“社邑”等等，近年來也受到學界重視，談古代民間公益言必稱宗族的現象如今已經有所改變。
這些傳統民間公益形式與現代相比都有相當程度的身份性，不能視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志願者組織，而與西方傳統的教會公益相比也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和連續性。但是因為“秦制”下官方公益供給的短缺嚴重和官方公益的不可問責性，民間公益的傳統一直存在。
西方近現代的公益制度與前近代的古典公益和中世紀公益有明顯的傳承關係。但中國不然，中國的傳統民間公益如前所言，儘管在近代也有過近代化轉型的苗頭，但1949年後就中斷了。1949年以後的國家公益是學的蘇聯，改革以後的“第三部門”則是學的西方，包括對1949年以前傳入的西方公益形式的接續，但卻基本沒有接續中國本土的傳統民間公益形式，如前述的宗族寺廟等等。
我們當然沒有必要像如今的一些“國粹派”那樣把它視為一種缺點，乃至人為地要“復興”什麼中國特有的東西。事實上，無論中西，人們需要私益和公益都是人之常情，現代民間公益無論作為公民參與的權利，還是作為接受公共服務的需求也都是基於普世價值，沒有必要強分中西。現代民間公益能夠在中國取得今天看到的成就就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即便同樣基於普世價值，不同於當代西方的“中國問題意識”仍然是需要強調的。在西方近現代化的相當長時期，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是現代化轉型的核心，那時人們並沒有“國家與市場（或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這種概念。可是在中國，“第三部門”卻是在市場化轉型尚在進行、民主化轉型尚未啟動的情況下尋求發展，這就是它所面對的特殊“問題意識”的最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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