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问史

诚如《大明王朝1566》里那样，嘉靖的下半段，就一件事情，搞钱炼丹。

那为何嘉靖就那么”缺钱”呢？

而大明的国库，”穷”出了名的。明朝税收在巅峰时期也只有2000多万两，到了明末的时候却跌到了几百万两，往往是捉肘见襟，勉强维持朝廷运转。而大事小情都特别慎重。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农业文明的社会里，靠天吃饭。

所以作为明朝的皇帝，嘉靖是有责任“创收”的。

但”创收”的途径每个皇帝都不一样。除了朱棣打下来朝贡贸易的底（虽然亏本，但是名气比较大），万历开矿（的确家里有矿，不指望着皇帝这点工资）；朱木匠卖家具（一个小茶几就是30万两），然而只有嘉靖“养猪”（这头猪叫严嵩）。

明朝的皇帝只考虑自己用钱，却没有一个考虑过朝廷的健康运转，百姓的疾苦，所以最终才丢了江山。

炒米视角

首先，这段历史是真的，但不是在嘉靖时期；其次，之所以混成这样，也是他自己作的。

明朝确实有过一段时间，国库没有钱，各种财政支出都发不出去，但是嘉靖朝的时候，这个现象还不是很明显，最典型的时期是明末，也就是崇祯时期。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内战争频仍，财政支出巨大，这个是看得见的；另一个，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矿工大罢工，导致从美洲和伊比利亚流通到中国的白银量锐减，政府没有银子（指的是实物）了，所以国库就没有钱了。

在真实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沈一石、郑泌昌和何茂才，他们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无论是小说，还是真实历史，这种靠吵架牟利的手段，都是皇帝爱干的事情。

小说中的皇帝，动辄出手不凡，给生出皇长孙的李王妃一出手就是十万匹绢。这笔钱，是要从国库里头搬的。而国库发不出这笔钱，为什么？因为嘉靖自己任用的严嵩，以及严嵩的整个利益集团，像蛀虫一样，把这笔钱吃得干干净净！

但是这笔钱只是暂时寄存在他们那里的，什么时候皇帝想起来了，或者揭不开锅了，就会问他们要回来。因此，小说里头，郑泌昌、何茂才以及严氏父子被抄了家；正史之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但是，这些追回来的钱，真的够吗？不够的。那就只有问老百姓和商人要钱。所以，小说开头，便是要把浙江的农田改为桑田；夺利不成以后，沈一石在劫难逃。

更可悲的是，这种夺利的逻辑，一般都是平民-商人-官员。之所以官员摆到最后，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毕竟他们还算是皇帝的自己人。而平民在最底层，自然是因为他们基数太大，最容易收割了。

青言论史

藏富于民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根，他自始至终把官员当做自己的仇敌，于是明朝的官员们实行精兵简政，朱元璋精打细算将官员人数控制在5200左右，官员减少造成行政效率降低，自然征税的力度也减小了，内库实行六部分散财政原则，户部虽然掌管内库(相当于国税国库)，可是户部获得的国家税收从来没有超过国家税收总额的12%，直到张居正改革岁币制后才让内库充盈了起来。

内库的收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明朝中央政府控制的矿山折算金银；二是工商税和农田税收的粮食收入。内库的税收并不是全部汇入内库，而是地区驻兵军费和公务员薪酬及地方协调费用就近分配，剩余部分送往南京和北京的内库，按照明朝财政收入最高水平5000万两，内库最终收入不到500万两，另外内库还要扣除部分拨到太仓(皇帝小金库)，算下来内库剩不下多少钱。

明朝的君主们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实行道德统治，财政上藏富于民的低税和精简官员系统，这种道德统治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财政收入降低，以至于内库经常处于赤字状态。

屯兵制度

明朝的道德统治除了内库财政收入贯彻外，国家实行屯兵制度，即是军队自给自足的军垦农田，自己养活自己。朱元璋曾经自豪的感叹：国家养兵百万，却不用国家的一分一毫。屯兵制度在明朝初期对于制衡元朝残余势力发挥巨大作用，可是低效的行政系统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降低，军队的军垦也是流于形式，永乐皇帝政变后对于削藩政策彻底贯彻，也导致边境卫所的减弱。

明代早期的记录内容很丰富。《大明会典》记载军屯田土总数为8900万亩。《实录》记载1403年军屯子粒总产量超过2300万石，几乎与田赋收入相当。如果这些记录是事实，那么可以估算出约有100万军士从事粮食生产。如果其计划正常实施，足以解决军事供给和其他一切问题。

但以上推测的结果根本无法实现。经过计算，认为1400年左右，四川一省屯田面积由65954526亩，按照屯军数量进行折算，每人要耕种4500亩土地。《实录》也记载了军事卫所的粮食供应主要是民龘运。1404年，永乐皇帝推行军屯后，一些地区还是“一人所耕不足子供半岁之食”。1429年，户部尚书曾上奏说，卫所屯收子粒不足百石，而每卫官军所支俸粮动以万计。 也就是说，明初时期的记录是自相矛盾的。 就整体来看，全国性的军屯从一开始就没有全面规划，更没有周密准备，甚至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只是凭借皇帝一道命令，所有财力、物力都由屯军自己解决，中央政龘府从来没有统一调配过种子、耕牛、人力、屯田。这样过分简单又随意的命令很难成为一种制度。 军屯在1371年大规模推广后，原来是被期待自给自足的，但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地方官员将大部分税粮解运到卫所。整个帝国都是这样的供给网络，到底有多少是供给了卫所，一直都没有清晰的统计数据。明代的会计制度十分紊乱，从未得到过解决。正因为如此，军官们才夸大其词，提供给了皇帝满意的数值，而实际上，仍然是农民来养活的军队。

军队自给自足的神话在矛盾中前行，边境军队尚可拥有军垦农田维持着，户部因此拖欠军队饷银严重。内地驻军，户部根本没有银子发放军饷，中央政府采取了募兵制，由各地自行筹措军费，由于内地军队战斗力低下造成战事旷日持久，东南倭寇骚乱影响数十载便是如此。两江总督胡宗宪主持大明王朝赋税重地，不得不实行农田改桑田的国策，增加丝绸产量获得大量外汇白银用于缓解国库空虚状况。这种内地募兵制持续到明朝灭亡，名目繁多的税收进一步挤压了明王朝国家税收潜力。

通货膨胀

宋朝系统的税收机制维持了汉人王朝的辉煌，蒙古人放牧中原后粗放的掠夺性财政造成民力疲乏，元末群雄逐鹿中原，战争造成了毁灭性的造成深远影响，以至于朱元璋巡视国际大都市杭州只看到了不足百户幸存的人家，而战前杭州总人口为65万户。

多年的战乱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导致的宝钞信用破产，财政结算的方式反较之宋代大为落后。明代前期对金银严格管制，禁止民间流通，税收也以征收实物为主。当时田税的结算单位是石，这是古代通用的谷物计量单位，明代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107.4市斤。无论白米和小麦，一律以此结算并在统计时进行简单相加，田税的交纳单位是亩，1亩＝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朱元璋曾经试图因地制宜地详细划分每亩田地的税额。但是纵观帝国上下，亩产从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过4石，差距多达8倍，在无法精确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则。几乎在明朝建国初始，帝国的田税就差不多稳定了下来。

在永乐年间，帝国田税基本保持在3200－3300万石，可是鉴于永乐皇帝大规模远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 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京，成本数倍于粮食本身，而这些耗损都必须由税户自己承担。因此，官方允许把田税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价成银两或其他实物的方式缴纳。

以云南为例，用贝壳或水银缴纳都是允许的，考虑到白米和小麦的市价不同，各地运费也有差别：一石的折价最少0.27两，最多1.8－1.9两。田税除部分交到国库太仓府外，相当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财政使用，在会计帐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结算。除了田税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税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缴纳各种农业税。而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则是盐税，盐税源于官方的食盐专卖，结税单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为估计人口的依据之一。通常盐税收入相当于明朝田税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还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径获得几乎与盐税相当的收入。这不仅包括对手工业者的税收，还包括买卖官位等等。

明朝的统治者的道德统治让国家财政处于消极状态，明朝官员们数量有限面对繁重的工作不堪重负没有精力投入积极财政政策中。但是，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庞大的军费。因为军屯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对比一下养兵却不愁军费的宋朝。不展开谈了。

第二，奢侈的皇室生活，无节度的开支。具体的如五千两白银修一扇窗户；火星人都知道的事实,也不讲了。

第三，宗亲功勋。明朝宗室人口增加的特别快，洪武年间只有几十人，至明中期有八万余人，国家财政不胜负担。

对比一下汉朝，宗室功勋经常因为犯法而剥夺侯爵，像刘秀种地,刘备织席贩履这样的一介平民很平常。唐、宋宗亲或者为官，或者为民,不白吃白喝国家的。明朝则是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

嘉靖时，天下财赋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尤其是山西河南二省，赋税的粮全算上都不够这两省的宗室禄米一半之用。而且这些人连同功勋，坐享优厚的俸禄，疯狂霸占土地，建立庄园，而且经营店铺者极多，总之，通过各种途径分割国家的部分土地，税权和其他经济利益。经常恃势巧取豪夺，气焰极其嚣张。等到明亡之际，多数藩王又起不上什么作用，很多还吝啬已极，不肯捐产助国，

第四，文人享受的待遇和特权过高。

生员和退休官员都享有免役特权；到明朝中叶，这些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地主富户 科举道路走不通，就采用捐纳的办法，拿钱买一个官衔，借以逃避差役。文人也经商，或者和大商人勾结，挖国家墙脚。千方百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 第五，官僚体系过于冗杂。举个例子，周朝有丰镐、汉朝有四都，都是有名无实。

只有明朝搞了个留都，什么都double一下，在明亡的时候又没有起多大作用。 第五，通货紧缩。以上四点基本上是史家的共识，而这个是我根据明人靳学颜的一篇奏疏想到的。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铜板的金属货币。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银子就越来越值钱，虽然有海外流入的白银，但这一趋势长期存在，豪势乘物价贱的时候收，贵的时候卖，于是银子大多积攒于豪势手里深藏，这么沉淀下来后，流通领域里面的银子越发减少。明朝初年倒是试过发行过钞票，不过因为太贪婪而滥印，仅十几年就永远失去了信誉，政府强迫也不管用。

综合而言，正德皇帝的荒唐和继任者嘉靖的无为而治，在藏富于民和军屯制度及通货膨胀财政机制下进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严嵩父子利用消极财政政策将赋税重地的税收纳入私人的府库，让自己富可敌国，而堂堂一国之君嘉靖皇帝却不得不向严嵩父子要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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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对于这段历史略有夸张，但是还算是相对符合历史事实。明朝的财政从一开始就是不太健康的状态，等持续了将近200年，到了嘉靖时代可以说已经是千疮百孔，朝廷入不敷出是一个常态化的存在。

一个帝国的崩溃往往是从财政的崩溃开始，需要经营一个国家的开销实在是太大了，官员的俸禄需要发，戍守的军队需要养，庞大的皇室成员需要供养，如果各地有灾难还需要不断赈灾，每年的黄河需要修，如果对外的战争，支出更是平常的几十倍，很容易就可以击垮一个脆弱的封建朝廷的财政。

这么多用钱的地方，那么朝廷的收入从哪里来呢？主体来说就是收农税，商税和矿税，还有朝廷所谓官营生意，就是所谓的国营企业。

一般一个朝廷开始建立，朝廷的规模小，而土地分散在很多自耕农手里，这就是税基比较大，属于日子比较好过的状态。这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特征。

但是官僚队伍的规模是带有自我膨胀属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规模会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因为随着朝廷承平日久，管的事儿会越来越多，那么官员数量就会成几何基数的增加，也就是说支出是属于成长状态。

但是收入确实下降，因为土地兼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谓的官僚大地主会通过各种手段从开始的自耕农手里把他们的土地变成自己的。但是一般官僚体系都是拥有不用交税的特权的，也就是说朝廷能够收租金的土地越来越少，这就是税基的减少。

一般这个时候，朝廷就会想办法从其他方面创收，比如说矿产。理论上天下的矿产都是皇帝的，所以皇帝有权利收取一定的税。但是儒家思想认为，如果收取矿税是与民争利，所以很反对。但是皇帝没办法呀，眼瞅着银子不够用，只能硬着头皮收。

当然其中获得利益最快就是专买专卖制度，说白了就是超级垄断。朝廷自己做生意，直接赚钱。一般来说盐就是典型，国家自己采自己卖，民间禁止。这样朝廷每年都会有可观的收入。

其实明朝的时候，上面的几种税都是不断在收取的。那么为什么朝廷还是那么缺钱呢？

首先，农税是定额的，轻易不能加，所以这部分收入稳定的不够用。

其次就是矿产和专卖的收入，这部分属于朝廷从民间掠夺财富的重要手段，但是也由于这两个部分透明度实在太低，就导致大部分的钱都进入了层层的官僚口袋，真正收上去的比较少。

这就是嘉靖皇帝骂严嵩的原因，我知道你们贪污，但是你能不能太贪。

其实这只是一个缩影，朝廷对于民间最好的爱护就是不要轻易更改税制，任何一次税制的改变，很有可能就是官僚集体掠夺财富。的一大啵儿机会。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

嘉佳小博士

嘉靖缺钱固然有他自己修道建宫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以下几点，

1.流通问题，明朝自朱元璋到嘉靖朝的税收结构是完全的农耕社会结构，农业税为主，即生产啥就交啥，所以收进国库的不是钱，是各种产品，什么大米，鸡蛋，甚至木炭什么的。而明朝对商人始终是打击和歧视的，这些东西的变现是渠道很窄的。没有流通，无法变现，自然国家就没钱。官员的薪水还能发物品，但皇帝要花钱的时候，总不能带着一堆农产品去办事吧。所以后来张居正就凭一条鞭法里的一些税折算银两收，国家才开始国库充实。

2.税收政策，明朝有一个坑爹的政策就是士绅不用交税，不用服徭役。对士绅来说，少了税收负担，时间短还看不出来，时间长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有点什么灾的，士绅趁机兼并土地，而兼并后，他们又不用交税，全国大量的生产资料掌握在不用交税的人手里。国家能有钱吗？这个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到了清朝，最开始没注意到这个政策的问题，清政府还继续施行，结果到了康熙朝末年，盛世之下国库竟然空了，不是雍正帝上台后推行士绅一体当差纳粮（税），积攒下大量家业。大清国库根本经不住乾隆后来的造钱。

3,国家机构臃肿，剧中吕芳求徐阶拨款时有一句话，宫里宫外十几万张嘴等着吃饭呢。太监都有十几万，宫里的开销大就大在这里。明朝有一个机构叫驿站的，官员远行，到了驿站是可以免费吃喝的，官员的亲属旅个游，探个亲也可以在驿站免费吃住。且不说三公经费的花销，光是驿站里的服务人员高峰时期都有几十万，可见国家财政的负担有多重。而且这种福利设施，任谁只要是个官，上台都只会增建不会裁撤的。直到崇祯上台，有个言官因为自己老婆利用驿站奔袭进京，抓了他养小老婆的事，他愤恨无比，才上书崇祯开始裁撤驿站，可惜很不走运，有个丢掉的工作的驿站服务员叫李自成，没了工作后他走进了流民组织中…，仅这两个机构就可以看出国家的钱是怎么没的。

4.战争原因，宣大在和瓦剌打仗，开支巨大。江浙又闹倭寇，两线作战，江浙又是赋税重地，影响收益。关键倭乱还是海陆都有战事，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能扛过去真是难得。

5,腐败问题，明官员的工资很低，玩点淋尖踢斛，够自己吃不够送上级的，要送上级只有搞点亏空啊，贪污点工程款啊，这个风气成型后，官员都有钱了，而他们并不用交税，所以他们都投入到了兼并土地的浪潮中，严嵩的钱有一部分是贪污受贿得来的，但恐怕大部分是从投资兼并土地事业中赚来的。而严嵩倒后，谁又成了最大的土地兼并家？剧中严党严利用改稻为桑兼并土地，而严党倒台后，高翰文代表裕王以商人身份参与推动改稻为桑，但他只负责织造，而那些改为桑田的农田最终提百姓保住了吗？没有，严党倒台后，徐阁老的家人兼并了这些土地。严党没干成的事，徐阁老做成了。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前腐后继，可怕的是反腐只是为了换一批人来腐。剧中高翰文也向裕王点名这个问题，裕王的看法是什么，虽然干着和严党同样的事，老徐不一样。哪不一样，他没说，其实唯一的不一样是徐阁老走得和他更亲近。

所以，裕王政治上还是太幼稚，好在嘉靖这个政治天才还活着，什么不一样，根本就是一样的，在被海瑞骂了之后，他一度以为是场政变，在确定不是后，他冷静下来，留下了海瑞的命，临终时给了裕王一张条子，徐阶，高拱，张居正次第用之，这三个政治强人，没一个是裕王的政治智力能控制的，次第用之，也就是上一个没死就换下一个，以裕王的能力怎么完的成次第。所以，他又说到，海瑞是一把利剑，你用他能一往无前。这把剑是斩向谁的？就是斩向徐阶的，就是裕王能次第三人的最大保障，而历史事实也是徐阶的彻底倒台也是因为海瑞坚持清查他兼并土地导致的。

嘉靖混成这样，要说他有什么错，他智慧不比任何一个皇帝弱，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下江南，十全武功到处挑事打仗的烧钱行为，他没有避暑山庄，不出行，不狩猎，也没什么行宫，唯一就是火烧过一次大内，让自己没地住，最后用修三大宫的余料为自己修了居所。要说他的错，唯一就是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有智慧，有能力，有地位推动改革的人，但他逃避了这种责任，一意玄修，其实海瑞骂的对，一个天质英断的天子，做什么修道之人？看国家和百姓被这帮孙子给糟践的。

半轮沧海上

正常。国家的钱粮收入归户部掌管。皇帝的收入由内库掌管，称之为内帑。就是皇帝的小金库。内库收入主要是各大节日皇上收的礼以及各藩属国的贡品，最后是查抄犯罪官员的家产。明朝实行的内阁六部制，加之官员认死理:国家的钱归国家，皇帝的钱归皇帝，国家的钱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户部可以不该。嘉靖帝修道炼丹能折腾，内库折腾光了问户部要，不给。理由:军费花销大。嘉靖帝之聪明当然明白要钱还是要天下。所以即使差钱儿也无可奈何。所以也只能除了修道，还折腾折腾官员出出气罢了。

乐山悦水10

改稻为桑历史上没有记载，这是杜撰出来的。明朝的皇帝都是非常有骨头的，各方士族大量的兼并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生活，赶上灾年吃不上，自然造反。

文化广记

但作为集权帝王，他逐渐感觉到了自下而上对权力下放的欲望，这才是嘉靖心理烦躁的根本，至于什么江南织造局及其白手套浙江巨富沈一石，浙江官员郑泌昌、何茂才，他心里早就有数，只不过是如同放养猪儿一般，等猪长肥直接宰杀罢了；但因为宰杀这些人，务必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白手套严嵩，而徐阶并非其备用手套，所以心里很不舒服。

鬼行僧

每代明朝皇帝都差钱，没事还好，遇到天灾人祸国境不宁，就有亡国的危险

万里家国

刚腹自用，自以明君自居，其实是山中无老虎捉了只猴子称大王。昏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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