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擴張，產業升級，很多化工、冶金企業都要搬遷或關閉。這帶來一個問題：曾經的工業汙染場地成為“毒地”，它們不能直接開發利用，必須進行修復。
2017年，工業大省山東關閉和轉產的化工企業，多達620家。近十年來，江蘇省累計關閉化工企業7000餘家……
在“藍天、碧水、淨土三大保衛戰”中，淨土保衛戰被稱為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因為與大氣汙染和水汙染相比，土壤汙染具有隱蔽性、滯後性、累積性等特點，必須通過儀器設備採樣檢測才能確定，而且土壤汙染一般要經過10年或者20年之後才能顯現出來。
8月31日，我國首部土壤汙染防治法表決通過，將於2019年實施。
毒地越來越多，一片片汙染場地如同一顆顆定時炸彈，一旦大面積爆發，將影響人們的身心健康，對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與穩定，也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
誰汙染，誰治理
對工業汙染場地進行土壤修復，是其再利用的前提。
在中國許多地區、特別是東部和南部經濟發達地區，對工業汙染場地進行修復，已成為政府與市場的迫切需求。
相關專家測算，“十三五”期間，中國土壤修復潛在市場將超10萬億，遠超過《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的1.7萬億和《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的4.6萬億。
不過，要開啟這龐大的市場，首先必須確立誰來治理的核心問題？
2015年爆發的常州毒地案，地方政府是否為肇事企業背鍋？一時成為公眾熱烈討論的話題。
近期，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副處長付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土壤汙染防治法的制定，就是要解決土壤汙染無人擔責和土壤汙染防治工作無人負責的情況。
具體來說，針對汙染地塊，首先是土壤汙染責任人承擔修復責任。即：誰汙染誰治理的原則。
一般來說，土壤汙染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實現大轉移，基本上都在周邊。每個企業排放的汙染物有其獨特性，跟其他企業都是可以區分出來的。
當然，一些汙染場地有著複雜的歷史成因，如果土壤汙染責任人無法認定，則由土地使用權人擔責。
這一解釋，基本釐清了土壤汙染的修復責任。也為土壤修復市場，開啟了嶄新的格局。
起步階段
雖然土壤修復市場漸次打開，但問題叢生也同樣是標配。
最突出的是低價中標的問題：為了搶佔市場份額，很多企業不惜低價競標，給行業帶來負面影響。例如，土壤修復成本需要三百萬，一些公司用一百萬甚至八十萬去競標。中標後，無法完成既定修復目標，就會在汙染調查時弄虛作假，很多企業因此被吊銷了資質。
相較於歐美，中國土壤修復產業尚屬於發展初期，人才、技術、經驗幾乎處於“草莽期”，面臨多種無法預知的風險。
近日，在高能環境承辦的第六期“綠金匯環保產業沙龍”上，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表示，十多年前，土壤修復剛起步時，“相當於把一個呱呱叫的小孩抱到懷裡邊，不知道是左邊抱還是右邊抱合適，就是這樣一種形態。”
第六期“綠金匯環保產業沙龍”現場
十多年來，土壤修復行業，已經有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但仍然處於起步階段。
寶航環境總經理馬駿表示，全行業對土壤修復的規律認知不足。例如，一旦業主決定要使用某塊汙染場地，總是希望儘快修復使用，留給修復企業的時間通常非常短。馬駿說，“這對於土壤修復企業來說，是個嚴峻的挑戰。土方量小的可能留個一年半載，土方量大的撐死留兩到三年。”
急功近利的做法，常常出現在房地產開發領域：一些房地產開發商急於開發汙染場地，直接搖身變為“土壤修復承包商”，雖然不具備土壤修復的技術能力，卻把汙染場地修復變成了普通的“土方工程”，將汙染的土壤一換了之。
這當然治標不治本。將汙染土壤運送至別的地方進行填埋，是一種汙染轉移，在轉移過程中，汙染物重新進入空氣、水和土地，造成填埋地新的汙染。
可以預見的是：《土壤汙染防治法》實施以後，凡是涉及到汙染物填埋，屬地環保部門和政府都不願意接收。這相當於接收了定時炸彈，沒準兒什麼時候就引爆了。這種“轉移大法”，會越來越玩兒不轉。
這樣的監管環境，會倒逼土壤修復市場的釋放和培育。原有的汙染土壤，必須挖出來重新修復治理，做完之後再回填，原位修復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劉陽生還認為：土壤修復市場的發育，還會帶動地下水的治理修復。因為土壤和地下水是無法分離的。
最強汙染法
2017年，頗受關注的北京建工修復IPO折戟、中科鼎實IPO終止審查，這兩家企業的招股說明書暴露出一個問題，土壤修復市場尚未充分釋放，土壤修復企業的施治工程，常出現不可預知工程風險和經營風險。
魏麗表示，修復工程有很多的不確定性，汙染場地的情況千差萬別，很難有一個統一的修復標準，對於土壤修復企業來說風險很大。
高能環境修復公司總經理魏麗
國內第一樁汙染場地修復，就是一個例子，北京市宋家莊地鐵站所在地原本是一家農藥廠，在地鐵站施工過程中，當挖掘作業到達地下5米處時，農藥廠殘留的有毒有害氣體，竟造成3名工人急性中毒。
魏麗認為，對於土壤修復企業來說，必須提高專業化程度，要對場地的汙染情況、水流面積情況要有準確把握，切實消除汙染風險。
目前，不少汙染場地修復過程中，僅對地下一兩米的淺表土壤進行修復，而對地下深層土壤和地下水的汙染未採取任何措施，這種修復工程也經不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
而劉陽生表示，《土壤汙染防治法》出臺以後，土壤修復正在走向正軌。因為法律是剛性的，只要你參與到土壤修復中，不管是做檢測、做修復、做驗收等等，只要與土壤相關的，是終身追責的，這也是土壤防治法最強的地方。
永清環保董事長馬銘鋒也在上述沙龍上表示，在土壤防治法出臺以前，沒有明確法律責任。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工業企業，都不願意在這上面投入太多經費，也下不了修復毒地的決心。
那現在有了法律依據，對於整個政府部門來說，對於行業來說，相當於都是有了一個定心丸。
魏麗說，伴隨著《土壤汙染防治法》的出臺，高能環境在在從事修復工程時，也變得很謹慎了。有一些項目，在場地調查和風險評估階段，如果認為會有潛在的風險，就不會貿然接手。
而這種傾向，直接原因就是“終身追責”。
《土壤汙染防治法》的出臺，對於修復行業有多大影響？
馬駿認為，法規、標準的完善，真正打開了市場空間，對於所有的修復企業來說，穩定了大家的預期。雖然之前也重視技術，但土壤修復是從屬於成本考量的，用多高的技術手段取決於有多少的汙染治理預算。
在《土壤汙染防治法》出臺後，邏輯變了，將汙染場地治理好，是唯一的考量。這就為那些真正掌握修復技術的企業，提供了空間和舞臺。未來，只有具有獨特技術優勢的企業，才會在競爭中勝出。
本文作者：冶華，資深媒體人，生態資本論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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