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十載長河浩蕩，九萬里風鵬正舉。
2013年3月，習近平同志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2018年3月，習近平同志進一步定義了中國的偉大民族精神：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
中國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澎湃新聞推出“中國精神”專欄專題報道，以弘揚民族精神、奮鬥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今天講述的是第一代溫州首富葉文貴的一些小故事。
回望鄉村工業的萌發，浙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杭嘉湖寧紹等浙北地區，許多魯冠球這樣的民間草木才子起到了最為關鍵的“帶頭人”作用，並被定義為所謂的“能人經濟”。而不少縣市政府官員的強勢推動，其功效亦可圈可點。比如沈祖倫之於紹興縣。
而在溫州、台州、金華等為主的浙中南地區，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那裡，山更高、地更薄、路更彎，本來就出不了幾個有點文化的“能人”。窮山惡水的無奈，又使得期待來自於政府的“溫暖的大手”那簡直是下輩子才可能有的奢望。沒有成批的“能人”、沒有厚實的“靠山”，吃飽肚子的生存本能逼得那裡成群的農民還是得不顧死活地往前衝。於是，當年發生在那裡的鄉村工業最初的革命，更象是一場無組織、無紀律的農民運動——男女老少齊上陣，翻牆鑽洞各顯神通。
這就意味著，那一場革命更加躁動無序，更加流血流淚，也更加富有摧毀一切的力量。
下面，我們就來說說第一代溫州首富葉文貴的故事。
葉文貴在做錫器。蕭雲集供圖 來自溫州網
1、知青歲月的第一桶金
把葉文貴稱作第一代溫州首富一點不假。這位溫州蒼南縣金鄉鎮的農民早在1980年代初就先後辦過5家工廠，辦一個火一個，迅速積累的家財至少上千萬元。即使在號稱老闆滿街跑的溫州，當年也少有人敢與他叫板。後來浙江召開全省首屆家庭工業會議，他曾被推舉為預備成立的省家庭工業協會的唯一會長候選人。
嚴格地說，葉文貴亦應該被歸入“能人”之列。但與頗具領袖氣度的魯冠球相比，面龐瘦削、其貌不揚的葉文貴顯然缺乏大手一揮定天下的霸王相。我們在他身上能嗅到更多的是一種溫州人的狡黠。而葉文貴很早就極善於開發自己身上所蘊藏的那一份狡黠，用來發掘商機掙大錢。
1969年，19歲的葉文貴也沒能逃脫同輩人的命運——下放黑龍江七臺河市一個只有50戶人家的山村當知青。望著無邊無際的老林子，許多第一次離家的知青嚎啕大哭。葉文貴卻認為天無絕人之路，他的那一份狡黠又忍不住地發酵了。
葉文貴發現當地煙糖公司的茶葉要賣十六七元一斤，這麼貴的茶葉質量卻非常一般。再一打聽，溫州來的知青差不多每個人都帶了一些茶葉，但是實際上沒幾個人喝茶的。價格有落差、信息不對稱，該下手了。
葉文貴悄悄從知青那裡收購了茶葉，轉手賣給煙糖公司，還煞有介事地說這是杭州產的龍井茶葉。煙糖公司的人又有幾個去過天堂西湖？就傻傻地把茶葉按等級照單給收進去了。每位知青起碼帶了七八斤茶葉，而下放七臺河的溫州知青有400來號人，葉文貴一口氣買了其中150人的茶葉。在老家，這樣的茶葉1斤頂多賣兩元錢左右，葉文貴的收購價翻倍——4元，然後立即抬至每斤八九元賣給煙糖公司。乖乖，一圈投機倒把，葉文貴的口袋裡就至少揣進了幾千元。
從東北至溫州，倒人參、倒熊膽、倒黑木耳，瘦巴巴的葉知青搖身一變，成了葉老闆嘍。“你問我當時多有錢？”葉文貴幾杯酒落肚這話可就多了，“告訴你吧，當年七臺河市革委會主任李鳳久都常找我去他家喝酒！”
1978年底，葉文貴回到老家金鄉鎮。這金鄉其實根本不是金子之鄉，人均耕地不足0.2畝，人均年收入僅20元，金鄉終於以“討飯之鄉”遠近聞名。就在葉文貴回鄉的前幾個月，新任鎮委書記到任的當天，金鄉人貼出了這樣的海報以示歡迎：“今晚召開要飯吃、要工做大會，敬請書記蒞臨指導”。
然而，沒過多久，葉文貴發現一切都變了。
2、“討飯之鄉”出了溫州首富
古鎮的街頭巷尾神速冒出3000多個家庭小作坊，幾乎清一色生產鋁質校徽和塑料飯菜票。那可真叫是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家家戶戶的廳堂、灶間架起了破舊的機床，哐鐺哐鐺的金屬切割聲、後院母豬哼哼嘰嘰的拱槽聲此起彼伏。一個人口不過數萬的小鎮竟有1.2萬人先後模仿、跟進，捲入雷同的小商品生產領域，還有約7000名金鄉人遊走全國，接訂單、忙推銷。
為了擴大業務量，金鄉人盯上了3分錢一張郵票的信函。葉文貴被自己看到的場面嚇了一大跳：“當時，金鄉郵電局的門口每天都擠滿了人，大家都把業務信裝進麻袋，挑著籮筐去寄信。交郵費的時候由於來不及點數，就把信件放在秤上稱一下，然後按每斤多少封信計算交錢。”
據統計，1980年，金鄉郵電局最多一天發出業務信52萬封，一個月至少蓋禿報廢十幾只郵戳，全國每家企業平均每週至少收到來自金鄉的一封業務信。由於發信、拆閱信件、寫回信等挺費功夫，鎮上很快就出現了不少負責寫信、封口、貼郵、送信至郵局蓋戳等工序的專業戶。小學以上文化，且能寫一手好字的，只要在信封上填寫地址和收信人，一個月就能賺到100來元。
瘋了，全瘋了！
腦瓜靈光的葉文貴知道，自己這輩子最大的發財機會就在眼前。金鄉做鋁質徽章的小作坊都要用到鋁材，卻沒人搞鋁加工。早已在東北掘得第一桶金的葉文貴決定投資上馬軋鋁廠。
沒料想，麻煩也來了。辦軋鋁廠得要鎮上同意刻一個公章，否則出門談生意連住招待所都是身份不明。可是分管工業的副鎮長黑著臉伸出一隻手：“先交一筆管理費再說。”
“廠子還沒影，哪來的錢呀？”
副鎮長一聽火大了，梆梆拍起了桌子。鑽過東北老林子、見過黑瞎子的葉文貴也火大了，拍得比他更響。僵持之下，葉文貴託了人疏通，書記和鎮長髮了話，這才總算拿到了廠子的出生證。
軋鋁廠之後，葉文貴又接連開辦了高頻機廠、壓延薄膜廠、微機儀器廠、鉛箔廠。生意倒是一天天紅火，可是來自一些政府官員的白眼、拿捏也沒少過。
有一次，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到蒼南縣調研，拍著葉文貴的肩膀說：“我們各級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發展都是很支持的。”本來就一肚子窩火的葉文貴發飆了，和董朝才當面爭辯起來，還列舉了不少相反的“罪證”，搞得站在一旁的縣長劉曉驊一臉尷尬。
“董書記還是好官。”葉文貴回憶那天的情景時頗為感慨，“最後他笑著說不與我爭論了，吃飯時還認罰了好幾盅酒。”
幾年以後，葉文貴成了溫州首富。討飯之鄉金鄉也真的成了金子之鄉，一個鎮生產的鋁質徽標和硬塑料片就瓜分了全國50%的市場，學生證、自行車證、戶口簿以及各種書籍、筆記本封面的塑料膜製品市場跟著落入金鄉農民企業的囊中。
葉文貴的電動車實驗 蕭雲集 攝 來自浙江在線
3、轎車夢
葉文貴堪稱傳奇溫州的傳奇。雖然葉文貴早在1980年代初就因為辦廠積累了千萬財富，是有名有姓的溫州第一代首富。但他的傳奇並不僅僅在於他的財富。
當年，地方政府很快注意上了能致富、關鍵是有頭腦、有想法的葉文貴。縣裡領導幾次登門，告訴他為家鄉作貢獻不光光是辦好自己的廠子，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1984年5月，《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消息。消息說，溫州市蒼南縣金鄉鎮家庭工業專業戶葉文貴被縣政府破格提拔為金鄉區副區長。
後來，《溫州日報》頭版頭條又刊髮長篇通訊《農民企業家的氣魄》。不同尋常的是，通訊還配發了長達2000字的評論《希望湧現更多葉文貴式人物》，署名作者是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這篇報道再次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個體私營業主竟當上了正經八百的堂堂父母官，這的確是破格，是隻有溫州人才做得出的中國改革“第一”。
葉文貴更忙了。
除了管廠子、跑業務，還得不停地開會、做報告。光榮感和興奮勁過後，他有些厭倦了。這官當得太累，太耽誤時間。對葉文貴深表同情的時任《浙江日報》常駐溫州的著名記者張和平寫了一篇內部材料，題為“葉文貴當副區長的煩惱”。
後來，領導有了批示。再後來，葉文貴被悄悄免職。
覺得當官沒啥意思的葉文貴有自己更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負，他要“摘取工業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車，而且是幾十年後都夠時髦的電動轎車。和他的造車相比，台州農民李書福只能算作晚輩。
1980年代末，他覺得動手的時候到了。他停下手中全部的生意，閉門謝客，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國農民的轎車夢”。
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對他的熱情漸漸地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環。
幾年後，憑著叮叮鐺鐺的榔頭和不算先進的機床竟也掀開了夢的一角。葉文貴的電動轎車真的動起來了，充一夜電能跑上百十公里吶。崎嶇的鄉間山路上，電動轎車像小馬駒似的顛著。葉文貴的心也隨之激動地狂跳。
然而，這幾乎是一開始就註定將以悲劇結尾的故事。電動轎車從夢想到商品，需要更完善的技術、更鉅額的資金。葉文貴不得不四處奔走。但作為一位太過超前的農民企業家，他的聲音是微弱的。
有媒體就此評點說，在溫州金鄉點燃的“中國農民的轎車夢”，最終演變成了唐吉訶德式的“一箇中國農民和一箇中國農民的轎車夢”。孤獨的葉文貴最終耗盡千萬家財，背上了沉重的債務。他徹底失敗了。
我和當年同為新華社記者的好朋友吳曉波曾經通過私人管道誠懇相約，因無臉見人而早已拒絕任何採訪的葉文貴終於答應與我們見一面。
在金鄉街角的一家酒館，兩瓶“酒鬼酒”入肚，葉文貴慷慨話當年。他用穿著破舊皮鞋的腳用力地跺著地板：“這家酒店原本都是我的產業。為了造車籌錢，賣了。”
那一年，已經淪為落魄小老闆的葉文貴仍開有一家生產塑料製品的廠子。走進廠區，寂寥無聲。葉文貴默默地領我們來到廠區的一角，荒草叢中，靜靜地躺著十多個早已鏽跡斑斑的電動轎車鋼鐵軀殼。
夕陽的餘暉無聲地撒落。我突然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 。
葉文貴卻似乎忘記了我們的存在，他喃喃自語：“只要再有2000萬元，我一定讓我的電動轎車在高速公路上跑起來！”此刻，葉文貴的眼角分明放射著永不言敗的光芒。
1998年，溫州市政府首次公選“溫州改革開放十大風雲人物”。我曾向我熟悉的溫州主要領導推薦葉文貴。預料之中的是，他最終沒有出現在聚光燈下。沒有人願意記得失敗者。
但葉文貴從不認為自己是失敗者。
2013年，浙江工商大學籌建浙商博物館，按照設想，館內設立“英雄背影”版塊，將收錄葉文貴在內幾位雖敗猶榮的浙商故事。葉文貴拒絕了。他通過家人向浙商博物館館長楊軼清轉達，自己“不後悔，不遺憾”，只希望這段歷史塵封，不願意多談。
葉文貴生前一直對吳曉波在其名著《大敗局》中一段描述自己的文字耿耿於懷，認為這段有關“失敗者”的評價對他“很不公正”。
就在葉文貴去世一年多前的2015年6月6日，更為著名的改革先鋒——原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去世。中國改革的青春期，他們幾乎同時在浙江異端突起、南北相望，南浙江以葉文貴為代表的個體私營經濟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北浙江則是以步鑫生為代表的對國有集體經濟的堅韌突破。
2017年3月13日，葉文貴因病去世，時年68歲。
榮光之後，他們都失敗了，留下的是永遠的“英雄背影”。
（文章摘編自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推出的《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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