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為了澄清“離婚”謠言，他拉著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
在三塘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帶著小孩來玩。她跟我說：“我好可憐，丈夫上大學不要我了。而且他只是上的一般大學，吳官正上的還是全國最有名的。我現在一無所有，你要吸取我的教訓，不要寄錢給他了。” 我說：“吳官正在北京讀書正需要錢用，我不能不寄錢去。他本質很好，非常負責任，我很相信他，他不會變心的。”
有一次，烏泥大隊的幹部講吳官正要與張錦裳離婚，他的堂兄吳火正聽到後跑到學校告訴了我。我見他言之鑿鑿，就讓他寫信給吳官正，問是怎麼回事。
就在等待回信這段時間，同事、工友議論紛紛，我也有些六神無主，上課走神，站在講臺上發愣。後來，校長找我談話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你不要聽他們瞎說。”
我婆婆知道了也說：“我兒子不是那樣的人，絕不會做缺德的事，你放心。”
官正收到堂兄的信，就把信交給了組織，組織上專門給我回了一封信，說吳官正是個好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讓我不要聽信謠言，保重身體，安心工作；組織上還給公社黨委寫了信，請公社領導幫助做我的工作。
暑假吳官正從學校回來，有的鄉親們認為他是回來離婚的，還有人說，我們商量好了，兩個兒子，一人一個，兩隻箱子，一人一隻。
為了澄清這件事，他拉著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我告訴他：“人家都說咱們要離婚，連縣委書記都這麼說。”他說：“你怎麼能輕信別人的話，黨和人民是希望我們好，不希望我們分開，我不會做對不起你的事。”
他清華大學畢業前，在上海實習，與同學們一起攻克了一些難題，加上品學兼優，學校給他發了金質獎章。黨組織曾動員他考研究生，他考慮到家庭困難，沒有報考，後來學校黨委打電報到上海，要他回校參加研究生補考。考試完，他回到老家說不想再繼續讀了，我勸他堅持下去，說：“家裡的事你不要考慮，我來頂著。”
他又讀了三年研究生。畢業後，上海的一個研究所要他去工作，他說：“上海人才多，不容易帶家屬進去。”組織上又讓他去北方某單位，他怕我和孩子們吃不慣雜糧，提出去武漢，那裡離家鄉也比較近。
他到武漢報到，提出去工廠，並說工廠離市區遠一些、工廠大一些更好，可以不受干擾幹工作，也會有比較好一些的科研條件。就這樣，他去了武漢葛店化工廠，那是一個有幾千人的大化工廠，方圓有幾公里。
他工作十分賣力，技術也好。平時在工廠裡轉，沒有故障時，就坐下來看書、設計、做實驗，晚上常在值班室睡覺，一旦新上的技術系統出現故障，就立刻趕過去。有一次，氯化聚醚車間一臺近萬個元件的測溫設備出現故障，技術人員和工人處理不了，一天未找到原因，到晚上只好請吳官正來。他問了一下情況，考慮了一會兒，接通電源，很快找到了原因，使設備正常運轉，車間恢復了生產。葛店化工廠的職工說，吳官正的腦子轉得快，就像掛在牆上的算盤。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寢室和工作間看書、設計、做實驗，給工人同志傳授技術。與蔣伯雄等同志一起搞了近二十個項目，其中有幾個項目達到全國同類企業先進水平。
1974年7月的一天，校長找到我說：“張老師，組織上調你去武漢，去年調令就來了，你教物理，咱們缺物理老師，沒有人接替你，就沒有告訴你，今年學校已接收一名大學生教這門課，你可以走了。”想到十五年的兩地分居生活即將結束，我非常高興。
調我的事，他沒有向組織提出申請，是武漢市委的決定，他也是後來才知道的。搬家前，最大的麻煩是孩子的戶口問題。我們當時沒有經驗，給大兒子、二兒子隨爺爺奶奶上了農村戶口，只有三兒子跟著我上了城市戶口。
遷戶口時，大隊、糧食局、縣裡的領導都不同意兩個兒子轉為城市戶口。我說：“我們夫妻倆都是城市戶口，孩子戶口應該可以改過來吧！”工作人員說，落什麼戶口就是什麼戶口，不能再改了。我只好給吳官正寫信。他回來後，我們一起步行到餘干縣城辦戶口，找了烏泥村一個在縣城工作的幹部，他也說幫不上忙。
因為假期快結束了，我們只好帶著三兒子先去了武漢。到了葛店化工廠，吳官正就把我們三人託給了他的同事，自己馬上搭車返回市裡去落戶口。到了公安局，民警看他穿一身舊工作服，口音很重，問他哪裡來？幹什麼？他說：我從江西來，上戶口。工作人員看有兩個孩子是農村戶口，說要改戶口可不行，除非有上級領導講話。他老實說，上邊沒有人說話。工作人員又瞟了一眼介紹信，忽然問，你就是葛店化工廠的吳官正？他回答“是”。工作人員連忙請他坐下，把我和三個孩子的戶口都上了。原來，因為吳官正技術和工作出色，市委領導有過交代，要把吳官正家屬遷移的事辦好。
他回來高興地說，戶口辦下來了，全家人高興得不得了。這事雖然花費了很多精力和口舌，我們也理解工作人員的難處，因為當時戶口遷移的規定很嚴格，改戶口和遷戶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五）條件艱苦也不放棄嚴格要求
我們在離工廠幾里遠的農村租了一間房，屋裡很簡單，一張床、一個灶、一張桌子，吃住都在裡面。因為回來接我們，耽誤了幾天工作，官正上班後不分晝夜，連續工作了三天三夜，全身浮腫。廠裡的書記鄭仲衡強行把他送了回來，命令他睡覺、休息，對我說：“小張，你要把小吳看好。”
我分到葛店化工廠子弟學校教書，二兒子上子弟學校，小兒子上幼兒園。因為捨不得用電，家裡點的燈泡光線昏暗，影響了孩子的視力。我們吃不起水果，武漢有個同學是工程師，請我們到他家做客，端上來蘋果，我看他愛人把皮削成長長的一條，至今印象還很深刻。有一次，小兒子生病，吳官正又去市裡開會，不在家。我把孩子帶到葛店化工廠醫院，因為缺錢，只住了幾天院，還沒有治好，我們就把孩子帶回了家。還有一次，二兒子在學校被樓上扔下的拖把砸中了頭，鮮血直冒。我當時正在上課，得知後立刻把孩子送到廠醫院，縫了好多針。因為我暈血，送到醫院後，我也昏倒了。
1975年4月，湖北省委決定破格提拔吳官正任武漢市科委副主任。離開葛店化工廠時，買了兩張床，帶了兩把竹椅和一個塑料袋。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攢了一點兒糧票，用糧票換了兩把藤椅。有人說，你怎麼能用糧票換？我說，實在沒有錢，怎麼辦呢？糧票是攢的又不是偷的。現在，這兩把藤椅還在江西。
1983年3月，吳官正擔任武漢市市長。上班騎自行車，早上花一毛五分錢在沿江小攤上買一碗熱乾麵吃，穿的也很普通，經常穿的就是那身工作服。他常住辦公室，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飯也排隊，有時開會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沒有趕上飯，就餓肚子。有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說他負擔很重，壓力大，營養不夠，這樣下去身體吃不消。我做了一些他喜歡吃的菜，讓秘書帶到辦公室，他怕影響不好，怕我耽誤工作，沒有吃，也不許家裡再送飯。一直到現在，他三餐飯都很簡單，走了三個省，後來又到中央工作，出差調研，一直要求吃工作餐。
他當了市長，家裡的條件有了一些改善，但由於我們雙方的經濟負擔都比較重，生活仍然很艱苦。我下班後常到菜市場去買扒堆的菜，有時買上幾十斤，曬乾做鹹菜。整幢樓幾十家，就我們一家曬菜，而且晾在陽臺上的被子、衣服破舊，連小偷都不願光顧。當時商品短缺，什麼東西都定量供應，一人每月二兩油，五人正好一斤，平時捨不得用，節約下來一罐子油，準備過年給孩子炸東西吃。
他愛整潔，對孩子要求嚴格，看書學習要求坐得端端正正，每天晚上十點鐘休息前，必須把書桌收拾得整整齊齊。每次他外出考察，孩子們都高興得跳起來，說：“解放囉！可以睡個好覺了。”有一次，他沒有通知我們突然從國外回來，到了家裡，一看家裡不太乾淨，拿起拖把就去拖地，把我攢的一罐油撞倒了，我心痛得不得了。
他對自己和家人要求很嚴，在葛店化工廠，本來可以分三室一廳的房子，他只要二室一廳的，還是頂層。當市長前，64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他的爸爸、我的媽媽、我們倆和三個小孩，共七口人。大約在1985年，市委辦公室要我們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房子，面積很大，也很漂亮。但我們考慮到家裡沒有什麼東西，這麼大的房子水電費很貴，特別是那裡離我的單位比較遠，乘公共汽車上下班，路上時間太長，沒時間做飯，就放棄了這幢房子，一直住在天津路。七口人擠在一小套房子裡面，上面一拖地，下面就像下雨，有時不知如何為好。老吳說：“莫做聲，上面拖完了不就過去了嗎？”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87年搬家到江西。
他當市長時，有一次，行政處長送來四五條小鯽魚。我要給錢，他說是發的。我把魚養在水盆裡，官正回來發現了，大發雷霆，把我和行政處長狠狠地訓了一頓。
他從不准我和孩子用他的車，順路捎一段也不肯，也沒有帶我們出去玩過。有一年忘了過什麼節日，我們發了中山公園的遊園票，官正也到那裡去參加活動。我們一起下樓後，他坐車走了，我帶著孩子步行好幾里路去公園。1986年5月，有一天半夜，大兒媳婦的爸爸打電話，說兒媳快要生了，要我找一輛車，送她到醫院。我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到哪裡去找車呢？提出用一次他的車，開始他不同意，我說：“去晚了，要出人命的，要不我交錢。”他才同意了。
有一次，他的叔叔來武漢找他給兒子安排工作。因為上清華時這個叔叔給過他錢，官正一直十分感激，但是吳官正還是講：“我做不到。”叔叔傷心地哭了。叔叔的兒子後來留在武漢做臨時工，一直沒有找到正式工作。
大兒子結婚，因為家裡沒有錢，又沒有房子，只能住在岳父家裡。有一次不知怎麼在岳父家鬧彆扭，就把東西搬到我家樓下，並對他爸爸說，我不願再住別人家裡，你是市長，給我找不到一間房子？官正只能做他的工作，動員他搬回去住。以後到了江西，二兒子結婚，官正專門給兒媳婦父親的老領導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幫助做二兒媳父母的工作，不要請客、不要收紅包，請務必支持。三兒子結婚，是兒媳的父母把她送到家裡的，正好是春節，放了幾串鞭炮，一起吃了一頓飯，僅此而已。
（六）市長也要捱罵
官正確實脾氣不好，但在武漢當市長時，他當面捱過別人五次罵，物價改革時最多一天接過五六十個罵他的電話，也沒有見他發脾氣，但能夠感覺到他壓力很大。
記得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洗衣服，有人來敲門，官正去開門，看見外邊站著一個耳朵上夾著菸捲的人，很不客氣地說：“我找市長，武漢的服務態度不好，商場、火車站、輪船碼頭都很差。”官正客氣地說：“我沒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設法整改。”那人走了以後，他在陽臺上踱來踱去，思考怎麼抓服務，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天剛矇矇亮，他就穿著舊軍棉大衣出去了。後來聽他說，在碼頭有一個挑著擔子的人問他：“這是不是第十五碼頭的檢票口？”他就帶著那個人，拿著票詢問工作人員。幾個服務人員態度都很差，把他罵了一通，還拿著檢票的剪刀在他臉前揮舞，他很生氣，決心要狠抓服務態度。第二天，《長江日報》報道了這件事，管理該碼頭的長航領導要嚴厲處分那幾個工作人員，吳官正知道後，寫信給長航領導，說自己當市長的也有責任，對服務人員主要是加強教育，不要處分他們。
他對我說：“我捱罵知道難受，許多來武漢的旅客花錢買氣受，這一定要改，否則對城市形象和發展影響太大。”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
還有一次，他到市場去了解商品價格狀況，售貨員嫌他煩，不答理他。正好有個顧客買了一斤鹽，要求包一下，服務員不理睬，他上前幫那人說話，服務員又推說沒有紙，官正指著服務員身後說，那裡有廢報紙，服務員嫌他多管閒事，又訓了他幾句。剛好有一個幹部來買東西，認出了他，說：“吳市長，您怎麼在這裡？”服務員才知道罵了市長。
有一家人在鐵路旁邊修了一幢房子，是違章建築，要拆除，這家人不同意。去拆房子的同志就說：“這是吳市長的決定，為了火車站運行安全，這房子務必今日拆除。”其實這事他根本不知道。這家人兄弟好幾個，聲稱要殺了我們全家。公安局將他們兄弟的照片發給了我家所住單元的每一住戶，並要我和孩子躲在家裡，不要去上班、上學。有一天，他們幾兄弟真的上了二樓，二層住戶認出了他們，對他們說，吳市長早就搬走了。那幾個人找不到我們，又聽說吳官正在北京開會，就追到北京去，幸好下火車後被北京的警察發現帶走了。
在武漢有兩次照相印象很深刻。一次是從烏泥搬到武漢，上了戶口以後，他高興得一口氣跑回來，我們全家照了兩張相片，算是慶賀。他調到市科委任副主任，週末我帶著孩子們去市裡看他，又一起照了幾張相。當時孩子們衣服破舊，他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給他們穿上照相。
(連載2 未完待續)
摘自《相伴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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