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子長辦民團

號浩如

陝西安定縣(今子長縣)人,生於1897年。

谢子长办民团
谢子长办民团

早年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學,後轉入榆林中學,未及畢業即回家鄉創辦小學。1920年秋趕赴山西,投考閻錫山在太原開辦的學兵團。當他到學兵團應試時,學兵團招生名額已滿,且人家看他個頭小,身體瘦弱,不願意錄取。這位滿懷壯志的熱血青年並不氣餒,在太原設法找了些有名人士,多方說情,終被學兵團錄取。在學兵團裡,出乎主事人所料,這位其貌不揚的青年聰明好學,專心致志,各門功課都學得非常好,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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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陸軍學兵團舊址

1924年,謝子長從山西太原返回安定縣。他回到縣裡,一心要在安定縣辦民團,以維持一方治安。他的父親謝彪鵬是個開明人士,在縣城頗有些影響,聽說兒子要辦民團,極力贊成,並動員縣裡的紳士、地主出錢出槍,支持籌辦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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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子長在山西陸軍學兵團學習時與同學們的合影(左5)

那時候,全國地方軍閥各自搶霸地盤,為擴張自己的勢力,連年混戰不斷,到處兵荒馬亂,紳士地主們常常遭到兵匪騷擾。他們一聽說上過洋學堂、見過大世面的謝子長要出頭辦民團,都滿心歡喜,積極出錢、出槍、出物,縣裡很快就辦起了有40多支槍的民團。民團一經成立,眾紳士地主就給縣長保薦,推舉謝子長擔任了縣民團的團總。

1925年夏,謝子長赴京津尋求救國救民之道。這一年,正值上海爆發了五卅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蓬勃的反帝高潮,京津兩地的革命鬥爭如火如荼。

謝子長到北京後,先住陝西會館,後遷住三眼井公寓,在這裡有幸結識了一批陝籍旅京上學的共產黨員和共進社成員,特別是與陝北同鄉白超然、白志誠關係甚密,並結識了當時的中共北京地委書記劉伯堅等負責同志。在這些同志的影響下,謝子長在北京精心研究馬克思主義書籍和閱讀陝西旅京學生創辦的《共進》等進步書刊,對中國的政治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認定政治問題是改造社會的先決問題,積極要求進步,參加了共進杜,並由白超然、白志誠介紹在北京加入共產黨。

1925年底,謝子長受中共北方區委派遣回到陝北。他到綏德縣與中共綏德特支接上關係,接受李子洲指示返回安定縣。李子洲交給謝子長的任務主要是利用其團總之職,在民團積極發展共產黨員,把這支地方武裝掌握到共產黨的手裡,並協同李象九在安定縣石謙團的駐軍中開展兵運工作。謝子長、李象九在安定縣,一個是民團的團總,一個是縣警的警佐,兩人擰成一股繩,有事就商量,在縣裡很有威力。他倆說什麼,當時的縣長王廷楠也不敢反駁,只得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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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北方局舊址

在民團組建初期,有好些青年農民前來報名當團丁,不少人的樸素想法就是當兵扛槍為吃糧。謝子長為改變舊軍隊士兵的這種僱傭思想意識,除對民團進行步兵操典訓練外,還經常給團丁們講地主剝削農民、資本家壓榨工人的現狀,宣傳革命道理,啟發他們的思想覺悟,激發他們的革命積極性,使民團裡的一大批兵丁走上革命的道路,如雷恩鈞、賈信之等不少普通的青年農民很快加入了共產黨。

在民團,謝子長辦事公道,鐵面無私,原則性很強。有一次,謝子長家鄉的一個老鄉從家裡拿些大煙土要帶進城裡時,被城門上站崗的團丁檢查出來,責令不準帶入城內。此人謊稱:“這是謝團總的父親讓我帶給別人的。”

團丁給謝子長報告後,謝子長道:“我父親託人帶的也不行!就是我父親親自往城裡帶也不行!公事要公辦,決不可因私廢法。”

安定縣西區有個紳士的兒子任區團總,對老百姓非常兇殘,無惡不作,群眾對他氣憤在心,但奈何不得。謝子長聽得群眾反映,將這個區團總抓來,杖打教訓一頓,直到其告饒找保才釋放。謝子長為老百姓出了氣,群眾拍手歡迎,堅決擁護支持他。紳士地主心裡卻既害怕又惱火,從原來積極地支持謝子長變為千方百計地對他刁難,竟連縣衙裡也不好好給民團撥經費了。這樣一來,謝子長所辦縣民團的伙食、經費發生了困難,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為堅持把民團辦下去,民團裡沒有了糧食,謝子長就派人趕牲口到他的家裡去馱;沒錢花時,就派人到他家在縣城內開的一個雜貨鋪裡去取。在謝子長的影響下,謝子長的家裡人也對窮人濟糧濟錢,廣行善事。

有一次,縣衙逼著縣裡群眾交納苛捐雜稅,謝子長卻暗中組織發動各鄉群眾抗著不交。縣長王廷楠沒辦法,就叫謝子長帶著民團到四鄉去催收錢款。謝子長公開違命,對著王廷楠說道:“群眾沒有錢,我沒辦法收來款。你看不行,就先把我關押起來。”

縣長王廷楠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得把謝子長押到班房裡關了幾天。群眾聞知謝子長為民獲罪受罰一事後,都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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