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城烈焰騰空。
文夕大火後，長沙城一片廢墟。組圖/陳先樞
第三次長沙會戰示意圖，紅色箭頭為日軍進攻路線，深色箭頭為中國軍隊阻擊路線。 圖片來自《發現另一個湖南·抗戰紀》。
1938年11月13日，那場“文夕大火”，讓長沙成為二戰中損失最嚴重的四座城市之一。這一事件已經過去80年，2018年，再次回望歷史，產生了諸多疑惑，為什麼這件慘痛的事情會發生在長沙，而不是別的城市?地處湖南東北部的長沙，在抗戰中又有著怎樣的軍事戰略地位?種種疑惑讓我們重新翻開那段沉重的歷史，從軍事地理的角度解讀長沙乃至湖南，在那場規模巨大的全民抗戰中所承載的特殊歷史意義。撰文/本報記者常立軍
長沙位於中國“中線”上，長沙失守中國危矣
在軍事地理中，一個國家的中線，是保證其戰略縱深安全的屏障，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這條中線基本就是以平漢鐵路—粵漢鐵路為軸心的中部地區，這條軸線，既分割了東西，又縱貫了南北，一旦失守，可以說會危及整個國家的戰略安全，而長沙就在這條中線之上。
天涯論壇網友“天涯孤舟”曾經從日本侵略軍的角度做過一個以中線為主要突破點的戰略設想，結果是令人震驚的。
他設想日本發動全面戰爭的一個可行的戰略部署在於迅速採取中央突破，由北至南，沿平漢路突入江東平原的武漢，再和沿粵漢路北上的部隊對湖南的長沙、衡陽進行夾擊，達到對中國東西部中央分割的戰略目的。
之後，沿長江向東、津浦路向南，上海向西三個方向夾攻南京，將中國軍隊主力消滅在江東平原。這一戰略的核心意義在於阻斷中國軍隊向西退卻的通道。從江東平原到大後方的四川盆地，有兩條戰略通道。一條是沿長江逆流而上經湖北入四川，一條是通過江西到達湖南，經貴州進入四川。也就是說，湖南湖北所在的江漢平原(包括洞庭湖平原，即華中地區)是中國軍隊西撤的樞紐。佔領這一區域，即可將中國一分為二。切斷退路，就可以達成日本全面侵華的戰略目的，因此，華中南部一線，成為中日雙方軍隊爭奪的戰略核心區域。當中國的抵抗力量整體採取以西向東防禦的態勢時，關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可以成為支撐抗戰的大後方。但在中國被中央分割的時候，西部地區是否還能保持和南京政府戰略思想的高度統一就值得懷疑了。
這個構想之所以最終沒能實現，很可能是日本侵略軍基於分割戰略的戰術要求太高而作罷，而以華北為目標的“有限戰爭”更符合當時的政治需求，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中線對於整個戰略安全的極端重要性。
雖然這個戰略沒有被實施，但長沙會戰還是在1939年的9月毫無懸念地打響了。
花園口決堤之後，侵華日軍的戰略意圖被暫時打亂，面臨著是北上還是南下的戰略抉擇，基於國際國內局勢的統籌考慮，他們最終選擇了南下。武漢會戰就是這一戰略的具體戰役級別實施。1938年6月武漢會戰結束後，1939年3月17日南昌會戰爆發，日軍開始進攻吳城，日軍第11軍司令岡村寧次中將指揮三個師團在短期內擊敗了羅卓英指揮的第九戰區右翼三十幾個師，日軍3月27日佔領南昌。
武漢與南昌的相繼失守，讓長沙成為抗戰“戰略中線”上岌岌可危的焦點城市。長沙是屏障中國的戰略大後方大西南的門戶上的戰略要點，不僅是國民政府糧食、兵員及工業資源的重要供給基地，而且是華中戰略重鎮，在武漢、南昌相繼失守後，長沙會戰的成敗成為一個影響戰局的關鍵因素。
正如南宋學者王應麟所說：“長沙，湖南之襟要，指顧伸縮，皆足有為，南出拊連韶之頸背，東顧則章貢之肘腑可挾，西下則黔川之咽喉可塞，爭南服者，不得長沙，無以成席捲之勢。”
不得不說，在戰爭初期，日軍的進攻是相當猛烈且有效的，面對作戰能力的巨大懸殊，國軍只有一個選擇：邊打邊撤。這也是毛澤東《論持久戰》中所說的“戰略防禦階段”。日軍的優勢是戰鬥力強悍，中國的優勢是地理縱深遼闊，只要把日軍拖入後勤補給線過長的戰爭泥潭，就有機會從防守轉為反擊，而長沙會戰所擔負的，正是這樣一個戰略任務。
危急時刻的長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長沙常常成為戰爭後方的新中心
縱觀長沙的城市歷史發展過程，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那就是隻要北方發生大規模的戰爭，長沙就會成為戰爭後方的新中心之一，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湧入這座城市，讓它迅速成為南方重要的中心城市。抗日戰爭也不例外，在北方和東部城市紛紛淪陷為日寇佔領區後，國民黨政府的人力和物資紛紛向中西部轉移以躲避戰火，保存實力，長沙就是這樣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樞紐中心。
據文史專家陳先樞老師所言，長沙在抗戰爆發前已經有著不錯的城市發展規模。
20世紀30年代的長沙，街衢縱橫，市井繁華，大小店鋪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業中心由沿河各地段分別向城內擴展，形成南北兩大商業區。不僅僅是經濟迅速發展，連人才也開始聚集起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長沙地處後方，沿海及淪陷地區人員、遊資後撤，滬、蘇、浙等地部分工商戶開始內遷，長沙是主要的終點和中轉站之一，長沙市人口從1934年的38萬人驟增到50多萬。由於人口增多，加之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大學遷到長沙，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湘城。
就是這樣一個繁榮的長沙，在1938年11月13日凌晨開始的那場大火，瞬間化為一片廢墟。亂局失控下的錯誤決定，讓長沙成了“焦土抗戰”中唯一幾近全毀的城市。
“一水一火”，國民黨政府當年的“焦土抗戰”政策可謂是水火併用。黃河花園口決堤沖垮了河南、安徽、江蘇的大片土地，長沙的“文夕大火”則幾乎完全毀掉了這座歷史文化名城。
抗戰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戰”戰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發表《焦土抗戰論》，正式提出這一完全抗日的主張，隨後發表一系列文章，明確提出：“舉國一致，痛下決心，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以與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戰”。
然而真正讓蔣介石下定決心燒燬長沙的，是一份來自軍統系統的報告。
1938年10月13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賀耀祖、軍統局副局長戴笠聯名電呈蔣介石，彙報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貫徹焦土作戰，被日軍獲取大量物資的情形;10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淪陷，政府嚴令實施焦土政策，然而，國民黨內部意見不統一，武漢警備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最終機場為日所用。戴笠的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電報，最終使蔣介石排除他議，痛下決心燒燬長沙古城。
當時政府為免軍事物資遭日軍獲取，而規定焦土抗戰的作戰思想即敵軍進入城郊30華里以內時，實施焦土政策，以為積極防禦。然而新牆河距離長沙遠達130多公里，錯誤的信息和恐慌的情緒，最終導致了這一慘劇。
恐慌之際，偏偏又謠言四散傳播，更加劇了混亂。
張治中就將大火歸結為“誤信流言”，嶽州沒有放棄，就謠傳嶽州情況不明，常德交通已斷。等到敵人登陸城陵磯的消息一證實，就傳說敵人兩天之內就可以到長沙。就在12日晚間，戰事發展到汨羅前線時，有些人竟慌張到“敵人的淺水兵艦可以在3小時內開到長沙河岸”。而這一切全是因為“失敗主義的靈魂在作祟。每一個戰局的轉換，總帶來一個新的普遍的恐慌”。
《抗日戰爭研究》主編榮維木分析指出：“國民黨確定了焦土抗戰的方針，事先做好焚城準備，焚城隨著中日戰局的發展，也就是時間早晚的事情。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長沙大火是在混亂中發生的，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
“文夕大火”毀滅了長沙城自春秋戰國以來的文化積累，地面文物毀滅到幾近於零。長沙作為中國唯一一個2000多年城址不變的古城，文化傳承也在此中斷，在歷史研究上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人民流離失所，商業貿易、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等幾乎完全被摧毀。但這只是大摧毀的開始。當時《中央日報》的社論：“長沙近30年來，物質、人力欣欣向榮。全國都市中，充實富庶，長沙當居首要。百年締造，可憐一炬。”
在長沙之前，沒有因為焦土抗戰政策被毀掉過整座城市，在長沙之後，也未有哪座城市因為這個政策被毀掉，長沙很慘烈地成為了最後一個犧牲品，發生在長沙的這場大火則幾乎毫無意義可言，唯有慘烈的傷痛，讓人們至今追思。
湖南是保衛陪都重慶的鋼鐵屏障
去過嶽麓山的人如果遊覽得足夠細心，就會在愛晚亭後清風峽的溪水旁看到一個在山間開鑿的防空洞，旁邊樹立著“第九戰區司令部臨時指揮所”的石碑。當年，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就是在此指揮了數次長沙會戰。
第九戰區集中了國軍的精銳部隊，他們為何要駐守長沙，意圖何在?
這要從日軍的戰略構想說起，當時的形勢下，東部沿海與北方已大半淪陷，日軍終於有機會實施中線戰略了，但這次已經不再是切割東西，而是貫通南北，“豫湘桂會戰”的目的即在於此。經過這場“抗戰規模最大戰役”，日軍幾乎徹底將國軍擊潰，摧毀數十座機場，佔領上百座城市，長沙也就此淪陷。
抗戰爆發後，侵華日軍的大規模攻勢都是沿著幾條主要交通幹線開展的，當北方大部淪陷，南方的上海、南京、武漢等大都市淪於敵手，重慶成為大後方時，湖南就成了最後的屏障，作為北接湖北，南鄰兩廣，西護重慶，處於南北交通樞紐，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湖南全境淪陷，則重慶失去最後屏障，國民政府無路可逃，因此湖南成為中日雙方戰略爭奪的焦點，而長沙則是湖南的橋頭堡。
國民政府退守重慶，以及武漢會戰失敗後，湖南成為戰略相持階段的中日實際接觸線。長沙，乃至湖南的軍事地位迅速提升到了極為重要的程度。為保衛大西南成立了湘北第九戰區和鄂西第六戰區，以70餘萬軍隊精銳與佔領武漢的日本華中派遣軍第11軍30萬人馬對陣，日軍如溯江西上因地勢險峻仰攻困難，攻陷湖北宜昌後再也西推不動，於是突破湖南入川桂成為唯一的線路選擇。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抗命不撤長沙，與日軍拉鋸戰長達五年之久，期間爆發了三次長沙會戰，第九戰區的堅持和第六戰區的牽制，是湖南得以成為頑強抗敵，保衛大西南的鐵幕屏障。
湖南抗戰最終成為日本人的夢魘，1938年到1943年底，是抗日戰爭中時間最為漫長的戰略相持階段。中日雙方在湖南進入了長達數年的戰略膠著狀態，戰線犬牙交錯，城市爭奪互有勝負。
抗戰八年，中日大規模22次會戰有6次爆發於湖南，日軍在湖南損失近21萬人，湖南3000萬人口有210萬參軍，比例之高在全國絕無僅有，在日軍數十萬重兵進攻下，前後抵抗達六年之久而未全境淪陷，成為抗戰中後期的重要牽制力量。
而中國抗日戰爭的轉折點——湘西會戰也發生在湖南，它標誌著戰略反攻階段的開始，作為防守反擊之地，湖南再次顯示了它極為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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