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韩复榘1930年9月主政山东时，土匪问题已十分严峻。据《民国山东通志》记载，当时山东在全国范围内都堪称匪患“重灾区”，股匪四处横行，少则几十上百人，多者达数千之众。惯匪刘黑七（原名刘桂堂）所辖匪众最多时竟有3万多人，其流窜鲁、冀、豫各省为非作歹长达29年，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给当地百姓造成巨大伤害。
韩复榘出于巩固自身统治需要，对剿匪颇为重视，并为此采取了“清乡”战术。具体来讲，就是划分区域，各县境内小股土匪由当地县长（兼民团大队长）率民团、县警察、联庄会剿灭，大股土匪则派遣正规军在各地民团配合下加以扫荡。必要时，韩复榘也会亲自出马，上阵督剿。
1934年追剿山东头号悍匪刘黑七所部时，韩复榘调集了5个师的正规军和大批民团参战，在济南-泰安-济宁一线严密布防。刘匪多系骑兵，飘忽不定，一昼夜就能跑出去100多公里。为此，韩复榘亲临前线督阵，用2列铁甲车封堵铁路桥对面山口以防刘匪流窜进山，还用飞机撒《劝告书》瓦解匪帮。
但刘黑七所部悍匪十分狡猾、顽固，竟然从包围圈中溜走并逃回沂蒙老家。韩复榘遂重新调整部署，又电请南京政府派舰队封锁海岸线，并派飞机助战。
尽管刘匪处处挨打，损失惨重，最后仅剩不到百人，刘黑七也身上多处负伤（4颗牙被打碎），但这家伙狡诈多端，最后还是乔装打扮走海路逃往天津。直到1943年11月，已投靠日寇当了汉奸的刘黑七才被八路军鲁南军区消灭。
或许有人会问，那年头兵荒马乱、官场腐败，韩复榘如何调动起大小官员的剿匪积极性呢？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颁行各种奖惩法令，将剿匪与政绩考核、官员升迁直接挂钩。这招确实管用，为保住头上“红顶子”乃至趁机升官发财，山东全省官员一下子来了热情。特别是各县组建、训练和直接掌握的民团，在剿匪过程中很是卖力。
比如1932年4月下旬，鲁南民团、沂水民团在配合运启昌旅围剿土匪头子石增福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穷追猛打，还断了匪徒的粮道，最终迫使走投无路、困守鸡山的石匪残部投降。紧接着，鲁南民团又夜袭李鹏均匪帮，激战5小时全歼200多名土匪。
为此，韩复榘专门召开大会表彰鲁南民团，并赏大洋1000元。史载，类似这样的新闻报道在当时的山东官方报纸上经常能见到，说明韩复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剿匪策略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为切断土匪武器来源，韩复榘又下令在全省范围内核验民间藏枪，要求民间枪支一律呈交所在县府核验后烙印并发给持枪许可证，同时严禁民间私造军火，严禁铁厂、铁匠作坊私修枪械，违者严惩。
需要说明的是，韩复榘主政期间建立和完善的警务系统，也在剿匪过程中出力很大。比如1934年6至8月，为营救被土匪劫持的英国商船“顺天轮”号（载有中外乘客97人），韩复榘属下沿海各县警察局不仅昼夜派出巡逻船在海上缉查，还在匪徒将人质用渔船转移到安上后严密搜查、追击，最终8月下旬说服匪首放人投降。
韩复榘还“以毒攻毒”，收编土匪刘耀庭部组建了隶属警务系统的“特别侦探队”，利用其对土匪活动规律、行事作风的熟悉进行剿匪，同样取得不错战绩。
治乱世须用重典。对于十恶不赦、屡教不改的顽匪，韩复榘一律严惩不贷，他在省政府每逢周三、周六下午专门开庭审问盗匪、烟毒案件，不论轻重，只要案情属实就枪决。
在韩复榘厉行剿匪的高压态势下，到1936年山东匪患基本绝迹，其中莘县、夏津县的县长、警察局长，还因辖区内“实现6个月未发生匪患”而得到省政府记功嘉奖。也正因为如此，韩复榘主政时期被认为是民国年间山东最为承平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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