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上面应的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显然不是赵秉钧就是袁世凯。不过，在此需要澄清一点，应桂馨并非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被动地执行暗杀命令，而是自己主动提出了杀害宋教仁的计划，而且在没有得到北京方面认可的情况下，已经自作主张地开始布置实施暗杀。

黄兴指责，赵秉钧自辩

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公之于众后，赵秉钧便成了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4月26日，黄兴致电袁世凯指出“此案词连政府”并认为“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因为“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所以建议“请大总统独持英断”。4月28日，袁世凯复电黄兴，指出赵秉钧虽接到应桂馨、洪述祖的来电，但并未回电，而3月13日之前往来电文，均为“解散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词意甚明，与刺宋案无涉”。

袁在回电中指出，不能因应与洪的函电就认定赵秉钧是谋杀主犯，他承认应桂馨与洪述祖图谋陷害宋教仁名声一事，并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谋杀之意。赵发给应桂馨的密码本包含了公务成分，如果凭着这一条，不经侦查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将赵秉钧“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不久，赵秉钧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赵秉钧的自辩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证据看，只有一份他发给应密码本的电文，是公务行为，应桂馨给他的电函是情报，虽然内容不堪，但他没有回复。

赵宋二总理的交情与利害

赵秉钧于4月3日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明他与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时期，一个是内务部长，一个是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便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教仁离京南下时，所欠五千元债务都是他替宋教仁偿还。这些话基本属实。

据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所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举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许宋为大党领袖，应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不如赵，有时将党中秘密尽情倾吐，赵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章士钊也曾言：“顷读陈旭麓《论宋教仁》一文，称宋以调和南北为己任，曾告蔡元培曰：‘勿攻袁太过，且时与袁党赵秉钧、梁士诒等相周旋。’因而忆及民元吾在北京，有人为言赵宋过从之密，谓赵不时拍宋之肩而言事，状极亲近”。

证据显示，赵秉钧确实涉案，但仅以“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理由去推论，未免过于草率。民国初年，各种制度极其混乱，各种官职也是走马灯似地轮换，仅半年多就换了三个总理。赵秉钧出任总理，还是孙中山和黄兴1912年7月到北京见袁世凯，由黄兴提出的，当时有个人选是国民党的沈秉堃，黄与国民党员们商议，多数人不服沈，折中出个赵秉钧。在国事未定、国会未开、宪法未定的情形下，总理之职是很虚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为此杀人，怎么能杀得过来。

宋教仁遇刺后，因为舆论反应很大，赵秉钧马上就上了辞呈，袁本来是想请唐绍仪再出山，命令都拟好，结果一个谋士提醒他“清君侧，诛晁错”的典故，意为即便撤掉赵秉钧，换上一个同盟会信任的唐绍仪也难以弥补双方的裂痕。袁世凯在最后关头改任段祺瑞代理总理。可见总理之职的瞬息万变。在那样不稳定的政局中，赵为自己职位去搞谋杀的可能性很低。

应桂馨到底是谁的人？

从现有史料出发，应桂馨为宋案的直接策划者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应桂馨背后的人究竟是谁！从应桂馨的历史着眼，他绝对是一个民党。陈其美、应桂馨和开枪杀害宋教仁的武士英都是共进社成员，同属国民党阵营。应桂馨是陈其美的密友。辛亥革命前，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关系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后，应桂馨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文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负责接待和保卫孙。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随行护卫。

但是，在宋案发生前很久，应桂馨已经因“克扣贪污公款”而被孙中山就地免职。之后，他组织“共进会”自封会长，参与武昌兵变而遭黎元洪通缉。此时，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将其收买，不但通过关系让黎元洪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还将应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为江苏巡查长，给予五万元活动费。回到上海，应桂馨用赵秉钧给他的密码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电信联系。因此，应桂馨已经从民党变为袁党无疑。

问题在于，袁世凯与应桂馨的关系并不深，如果袁世凯有意刺杀宋教仁，按理要选择最可靠的亲信来执行。一般情况下，行刺后安全逃脱的机会并不大，宋教仁遇刺时就走在黄兴与廖仲恺之间，武士英的逃脱实属侥幸。那么，至少要考虑到，如果刺客被俘，必须保证自己不被供出来，在十余万北洋军人中要找这样的刺客应该并不困难。而应桂馨本来是与革命派关系很深的人，以前是陈其美的亲信，作过孙中山的卫队长这样的机要职位，投靠过来不过几个月，与袁世凯仅有一面之识，一贯以行事严密周全著称的袁世凯，怎么会把这样关系全局的大事托付给相知很浅的应桂馨呢？

洪述祖与袁世凯的关系

要了解袁世凯为什么用了应桂馨，我们就必须考察宋案的另一个直接涉案人员——洪述祖，他显然是个通天人物，洪述祖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可以越过赵秉钧直接挂上袁世凯，这使得赵秉钧的处境很微妙。从一系列电文可以看到，尽管应桂馨的情报里把对付宋教仁的阴谋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他，可赵秉钧并没有回复过一个字。赵授命洪一手处理此事，多少有不愿意沾手的意思。因为洪述祖与袁世凯这层关系，使他也不好讲话，从而放任洪，造成了事件的失控。

早在2月2日，应桂馨汇报中称：已有败坏黄兴和宋教仁名誉的证据。洪述祖向袁汇报后，袁世凯十分重视。在2月4日，洪述祖在给应桂馨的信中要求应以后直接与他联系，不经国务院其他秘书。随后又表示“寄宋骗案由提票影片，籍可请款”。2月8日，洪述祖还在电文中提到“中央对此颇注意也”。 2月22日，他又发电说明“请款总要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到3月6日，洪述祖对于应桂馨迟迟不能兑现诺言而只知要钱已经不满，在信中责备道：“此刻原件无有，连抄件亦未到，殊难启齿”。3月13日便出现了 “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语。“毁宋酬勋”的“毁”字是指诽谤，并没有杀害的意思。因此 “毁宋酬勋”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划的，购买宋教仁在日本诉讼案的证据，以败坏宋的名誉，并非指暗杀。

应桂馨夸下海口，中央极为重视，一个多月却不能兑现，无法交差。此时，应桂馨狗急跳墙于3月13日提出：“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次日他又发电称：“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

这一次，应桂馨没有说空话，古董商人王阿发在预审中供称，他第一次见到应是大约在宋案前十日（即3月10日），第二次见应是三日后（即3月13日），当时应桂馨就提出以“得差事并洋一千元”为条件请王刺杀宋教仁，虽然由于王不敢答应没有成交， 说明在3月13日前后应桂馨确实开始布置暗杀宋教仁，而此时并没有来自北京的任何指令。

收到应桂馨策划暗杀宋教仁的电报，洪述祖发现自己的处境也同样尴尬，是他把应桂馨引见给袁世凯和赵秉钧，后来又一直是应与中央的联络人，破坏宋教仁名誉的计划受到袁世凯的高度重视，但是应桂馨迟迟拿不来“证据”，使他没法向上面交差。于是3月18日回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19日又电“事速进行”。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从洪述祖3月14日收到应桂馨电报，到18日回电四天之内，洪述祖到底有没有请示过赵秉钧或袁世凯呢？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的讲话透露出一点消息：“自宋被刺后，拿获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怀疑赵秉钧，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为袁总统授意，乃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

王治馨还透露，面谈中袁世凯向赵秉钧透露：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世凯答：“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可”。宋教仁被刺死，难保不是洪述祖借此为迎合上意。

这是一段值得重视的史料，快人快语的王治馨与赵秉钧关系密切，所闻当是直接得之于赵。其中洪述祖的话表明他不敢在总统面前直接请示暗杀，只好含混试探，而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洪述祖看到了，他就要“承旨”办理。

袁世凯对形势有更清楚的认识，知道刺一人引起国会多数党的全党报复，反而可能带来极大危险，所以不同意这种鲁莽的手段。可洪述祖这样的小人物，并不能准确判断大局，揣摩旨意对袁世凯的话作了自己的理解，认为袁世凯并没有明确反对行刺，只是不愿意明说，自以为得到了袁世凯的含糊认可，遂于18、19两日连电应桂馨，引起了惊天血案。

刺宋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

宋教仁虽然公开竞争总理，但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而宋死后，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远高于宋的领袖，愤怒的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把袁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即所谓“法律倒袁”。所以袁世凯在宋案后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袁世凯后来还对人说不怕国民党起兵，最怕国民党合法地把他选下台，他并不能事先料到国民党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对策，导致内部分裂混乱，最后一事无成。

即使任命宋教仁为内阁总理，袁世凯仍能凭借总统的权威控制局面，没有必要冒险刺宋。袁世凯作为总统拥有《临时约法》所赋予的公布法律、任命国务员等巨大的权力，足够与内阁抗衡，在总统与内阁形成僵持的时候，他也完全可以指望像以往唐绍仪内阁时期一样，在立宪派、北洋军队、多数地方都督以及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下迫使内阁屈服。实际上1912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后，国民党在临时参议院已经占绝对多数，仍然奈何不了袁世凯，无法组成政党内阁。所以袁世凯并不害怕宋出任总理，而真正有些担心的是国民党占多数并拥有总统选举权和制宪权的正式国会，考虑到激怒国会的严重后果，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为相对次要的内阁问题冒险刺宋。

当时大借款尚未成立，袁政府的财政地位岌岌可危，没有冒险决裂的本钱。1913年初，梁士诒南下广东的时候，曾经透露中央财政最多可以支持到4月份。本来年初大借款谈判很有希望，但由于种种原因，谈判陷于停顿，中央财政前景暗淡。收买政党、收买南方军队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即使是亲信的北洋军，也带有明显的雇佣兵性质，没有充足的军饷，调动都很困难，不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

如果国民党能够抓住宋案后袁世凯威望大受打击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各派势力对袁世凯的疑虑心理，以哀兵的姿态广泛联合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在中央以国会和宪法为号召，在地方结成实力雄厚的军事联盟，袁世凯所要面对的形势将会是非常被动的，因此刺宋并不符合他的利益。

孙中山和陈其美的嫌疑

宋教仁究竟何人所杀，至今没有定论。北洋军对此也有看法。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一书讲述了自己从1911年到1915年的见闻，书中披露，袁世凯多次派密使与宋教仁接洽，欢迎他北上，宋教仁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在北上临行之前，陈其美、应桂馨等人询问宋教仁关于国民党内阁的组织办法，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听了宋教仁的想法后，应桂馨就骂宋教仁是叛党，并企图当场杀害宋教仁，但被在场的人劝阻，宋教仁见此举动，便说：“死无惧，志不可夺”，最终大家不欢而散。

孙、宋不睦是人所尽知，民国成立之后，宋教仁坚持内阁制，而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再之后，宋教仁醉心政党政治，拉拢小党，组成国民党，试图通过控制国会实行内阁制。而孙中山一直冷眼旁观。

随着国民党的大胜，宋教仁路线似乎占了上风，如果宋教仁组阁成功，甚至推动内阁制成功，那么宋教仁就会成为国民党当仁不让的领袖，宋教仁路线会成为国民党主流路线，已经边缘化的孙中山就会成为一个象征性的领袖。这对孙中山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中山也有杀宋教仁的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在二次革命后，要求党员按手印，是对宋教仁路线的一种清算。

陈其美是孙中山嫡系心腹。很显然如果孙中山被边缘化，下场最惨的就是这些犯组织错误跟错老大的人。宋教仁路线如果成为主流路线，并成功上位，那么宋教仁系就会分到最大的大饼，而他们这些跟错人的就会慢慢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对陈其美这种野心勃勃的人来说，可能比死还难受。所以说，陈其美或孙中山出手杀死宋教仁也未可知。

涉案人员的离奇死亡

武士英：落网后不久，武士英就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转到上海地方当局中国人自己的监狱。移交不久，他吃了应桂馨的朋友送的毒馒头，暴毙狱中。

应桂馨：被移交中方监狱后，应桂馨竟逃出监狱，躲到青岛。“二次革命”之后，他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又公然从青岛到北京向袁世凯索酬，终于惹恼了袁世凯，1914年1月，应桂馨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乱刀砍死。

赵秉钧：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赵秉钧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隶都督任上。当他获知应桂馨的死讯，不请示袁世凯便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世凯抱怨：“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不久，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洪述祖：宋案发生后，洪述祖离开北京后就躲进德国租借地青岛。1917年，洪述祖终于被捕，直到1919年被判死刑。洪述祖从未以作公务员传达袁、赵指令为自己辩白，在洪的供词中并未牵连袁世凯和赵秉钧，而此时无论赵秉钧还是袁世凯都已死去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