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新乡文物部门展示的民国时期卖身契，重现灾荒之下的民不聊生。冯德仁 摄）
近些年，总有一些人鼓吹民国时期的自由、富足，以此表达对民国的怀念。特别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艺术作品的涌现，更是呈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黄金时代”。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对旧时代的美好想象，现实中的民国更多的是政治镇压、文化凋零、主权沦丧、民不聊生……
民国时期的教育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备受重视，更非因此培养出大量的优秀大“家”。一方面，民国时期的教育普及率极低，大众教育模式基本上不存在。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另一方面，忽视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法律、政治和文学等学科过度膨胀，自然科学、实用技术方面明显不足。回顾“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等，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民国时期在校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0%，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
不同于艺术作品中富足的小资生活，老百姓非但难以接受基本的基础性教育，事实上多数底层民众生活在兵捐沉重、食不果腹的水深火热中。美国记者白修德目睹国民政府种种暗无天日的情形之后，终于对蒋介石丧失信心。在《中国的惊雷》中他称，“中国地主把佃租提高到无可再高的程度。好一点的田地，他们收取获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区如重庆，他们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以客观中立著称的美国记者贝尔登也曾描述过这样一个画面，“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光说数字不免抽象，据我所知，兵捐之重，不仅使农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粮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们卖儿卖女，把妻子给税吏为佣为妾。”“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们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一些农民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看到上述亲历现场的美国记者的这些凄惨描述，你是否还觉得《白毛女》是在造谣抹黑旧社会呢?
在政治环境上，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推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激起民众不满，对内政治镇压便成了南京统治必不可少的特点。据美国学者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的描述，“政治犯的名册堆积如山”，“暗杀、夜间搜捕及死刑是那时司空见惯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称是共产党员的囚犯被戴上手铐脚镣，拉出去枪决了，其中有几人可能尚未断气就被埋掉。”国民政府也不太能接受舆论来揭露他的腐败和弊政。在《探索历史》一书中，美国学者白修德记载到：“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在大学讲课时，指责民国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他一次赴蒋介石邀请会餐讨论经济问题后，在送其回家的轿车中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
从国际交往的层面上讲，民国政府对外屈服帝国主义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便是抗战胜利后的民国也并非所谓“四强”之一，相反它依旧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缺乏完整的国家主权。据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记载，1937年8月27日，全面抗战开始后，民国政府还在向日本支付庚子赔款。在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8月23日邱吉尔曾在给外相艾登的电报中说，“称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乃是一个绝对的笑话！”美国出版的《美丽与中国》一书称，1943年中美签署的协定条约，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民国所谓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这真的是你们喜欢的民国吗？
（参见：《民国真的有那么好吗？》《幻想与真实:真实的民国到底是怎么样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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