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57岁，区妇幼保健院妇女、儿童保健医生。从2011年起，张燕开始负责我区“艾滋病母婴阻断”项目的干预、管理工作。从医学上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妊娠妇女，如果早期采取母婴阻断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生下健康宝宝的，但由于部分艾滋病妈妈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加上社会存在一些偏见，导致张燕在日常的“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中困难重重。
“我是一名医生。我理解她们的心情，所以只要能帮到的，我都会尽力去做！”张燕说，她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这些宝宝们都能健康、幸福，“截止到目前，我们保健院所有接受过母婴阻断治疗的孕妇生的宝宝没有一例阳性，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让艾滋妈妈重燃希望
2010年，国家出台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相关政策，为孕产妇免费提供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以及感染孕产妇与所生儿童综合干预服务，当时已在区妇幼保健院从事近三十年妇女、儿童保健的张燕被派去培训学习。一听说是艾滋病，张燕一脸茫然，“虽然自己是学医的，有一些常识，但一听到艾滋病母婴阻断时，心理还是有千百个问号。”
事实上，早在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有过相关数据：每年约有40万名婴儿因母婴传播而感染，几乎所有儿童HIV感染者的感染途径均为母婴传播。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的数据则显示，经过干预的母婴传播的几率仅为1%~2%，而未进行干预的比例是33%。
四川是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张燕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妈妈是在2011年初，怀孕五个月的余小红（化名）突然得知丈夫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而自己也被感染。当知道国家有这个项目时，余小红联系上张燕寻求帮助，“只有我弟弟知道这个事情。求求你了，请替我保密，我不希望身边其他任何人东说西说。”“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保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同时也请你相信我，我们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关检查，特别是分娩期和哺乳期相关事项。”
孩子出生了，余小红抱着初生的宝宝到医院采血，但却没有护士愿意来采血。张燕急了，“送到产房，产房不愿意，送到检验科，检验科拒绝。没办法，那就只有在我的办公室来！桌子上铺了一张治疗巾，把娃娃放上去。我再三给护士们讲道理、说好话，最终请了一位护士，‘全副武装’为娃娃采了第一次血。”
“再难我也不能说不，因为我非常清楚，艾滋病妈妈是非常敏感的，哪怕一点点歧视，都会给对方带来莫大的伤害。”张燕解释说，因为当时孩子的血样要送去化验，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她和余小红一样焦急地等待，“很庆幸，第一次采血结果出来了，娃娃没有被感染！我和她都舒了一口气。”但这还没有完，张燕的工作必须要持续到孩子18个月后做抗体检测，如结果仍然是阴性，则说明阻断成功，反之则为阻断失败。
18个月后，在张燕和余小红的共同努力下，她们拿到了最理想的报告——孩子没有感染。看着日益长大的孩子，张燕主动找到余小红“谈心”，开导她，“作为女人，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这一年期间她的丈夫去世，孩子虽然顺利出生但前景不明，她几乎和外界没有任何交流。但生活一天天在继续，我也经常在安慰她，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孩子就是她生活的最大希望，所以她更应该好好生活，珍惜和孩子相处的每一天。”
所有艾滋病妈妈的资料保密，在张燕的手机电话本里，却详细记录着每一个病人的情况，特别是对于自己管理的30余例艾滋病妈妈，张燕更是无微不至，“因为一旦在我这里备案了，就需要经常联系。所以我怕她们有陌生感，不方便说，我会备注好每一个电话号码，以方便我一接到电话，就能准确地知道对方的姓名和具体情况。”对于每一位艾滋病妈妈来说，孩子更是她们勇敢生活下去的希望。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妈妈，张燕也在感慨：“在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一位母亲的伟大。其实她当时可以选择不要娃娃，但她毅然决然要一个人把娃娃抚养成人，我还是很感动！”
“追”到病人家守吃药
张燕的电话24小时保持畅通，一旦有病人电话出现“失联”，她便格外紧张，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病人、一个家庭的卫生安全。2014年12月，四川曾出现过因为病人和家属隐瞒病史，一位医生在紧急助产时被感染艾滋病的事件。
2017年，一个叫罗丽（化名）的病人又联系不上了，发短信不回，打电话对方则不在服务区。眼看着罗丽的预产期一天天快到了，张燕还没有找到一点点消息，“原来她给我说过可能要回老家，所以我最怕的就是她生孩子时不到传染病院去，因为不少偏远地方医疗条件落后，而且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一旦她和其他产妇在一起生，就极有可能出现大问题。”
这天早上7点过，在上班路上，张燕的电话突然响了，一看是一个陌生电话，但一接听，张燕突然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罗丽哇？你在哪里，我是张医生！你在哪里做产检？要生了哇？”
电话那边传来了罗丽的声音，“张老师，我想预约一下传染病院。”得知罗丽的请求后，张燕立即为她联系了传染病医院相关负责人，确定好了生产的相关事宜。“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很急迫，事后我也向她做了解释，请她如果换号码，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因为国家有相关的政策，而且孩子的生命也容不得半点差错，所以我希望她们一定要配合好我的工作。”
2015年，一个叫王林（化名）的产妇突然破水，被送往双楠医院。入院前紧急检查，发现HIV呈阳性，所有的人都傻了，得知消息的张燕却一下“炸”开了，“什么，叫王林？又是王林？马上查身份证信息！”身份证信息一核实，张燕明白了，“还是她！两年前她就是用这种紧急生产的办法被送到医院，医院发现她有艾滋病，转到传染病院，结果她生产后很快就失联了！联系了她户籍所在地，也找不到人影！”
王林还是那个王林，时隔两年后，张燕再次遇到了难题。王林和丈夫都是瘾君子，家里很穷，所以她随时有可能再次上演两年前的一幕——逃出医院。“不行，我必须马上去医院！产后六小时内，必须服药！”这天正好是一个周末，酷暑难耐，但张燕等不及了，她立即赶到王林生产的医院。赶到医院后，张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所有病人家属离开，然后告诉王林，为了她和娃娃的安全，她必须在六小时内服药，“她告诉我，不是自己不想服药，而是吃了之后很难受，而且她的老人婆随时在旁边，她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看着王林服下药后，张燕还是悄悄叮嘱医院的其他医生，务必把治疗艾滋病的药放到药盒里，每天监督大人和孩子服用。王林出院后，张燕还是不放心，傍晚时分，终于打听到了王林的住址，她又亲自跑去王林家，直到看着她把药吃下去，张燕才慢慢放心。
由于面对着艾滋病妈妈这个特殊的群体，时间一长，张燕也在慢慢摸索着一些与众不同的工作方法、方式，“很多问题医生不要一直问。她要愿意告诉你，你才能说，因为这样的话题太敏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伤痛，很多人看似强大，但实际上危险也有可能趁机而入。所以，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了解这个群体，真正的关心她们！”
分担痛苦解决实际困难
除了艾滋病母婴阻断外，张燕还负责着儿童保健、产妇健康讲座等其他工作。几天前，一位叫李力（化名）的妈妈找到张燕，突然想起她还有1000元的奶粉补贴没有领取。
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妈妈而言，不能由本人哺乳，采用人工喂养法以避免产后艾滋病经由母乳传播，是必须的。国家规定，在艾滋病母婴阻断时有3000元的奶粉补助，但到了第三次领取时，李力却忘记了这件事，“还好张医生还记得我哦！后来她回去查了资料，告诉我确实有1000元补助还没有领取。”
拿着在某电子商城上交货时的凭据来到医院，李力傻眼了。原来她手上的凭据并非发票，只是一张收据，而下午自己就将带着2岁多的孩子回老家，火车票都买好了，这可怎么办呢？还好张燕突然想起来自己桌里曾有一个妈妈报销时，多带来了一点发票，刚好够李力用。可是医院需要交的化验证明，她也没有带来，而来回跑一趟则需要一个多小时。
“我突然想起来医院不远就是疾控中心。我马上告诉她，到疾控中心去打印一张！”张燕说，作为医生，能帮患者解决一点实际困难的，她绝不含糊。终于，李力在火车开车前拿到了补贴，高兴地与这个同她打了三年交道的医生告别。
“张医生，有个事情我想问问你”“哎呀，不好意思，张医生再帮我想想办法。”从2011年至今，张燕所负责的母婴阻断项目共接受艾滋病个案44例，其中转外地或外区的12例，管理人数32例，现结案19例，无一例新生儿童感染HIV。张燕说，从事艾滋病母婴阻断这么多年，被质疑次数最多的就是艾滋病人生下的孩子是否真的能确保不被传染？更有人指责艾滋病妈妈，“生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即便孩子是健康的，其也会因为成长环境的异样而难以获得幸福。”
张燕认为，这些怀疑和指责的背后，是或明或潜的社会歧视。很多人知识不更新，以为艾滋妈妈不能生健康宝宝，所以放弃生育。其实，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的理解和宽容。当然，医学技术的完善与继续发展，有助于增进社会对这个群体的理解与宽容。张燕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医生，她有责任，更有义务传递这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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