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1938年初在臨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任教，雖然時間不算長，卻發生了幾件對其一生都有著重大影響的事情。一是決定與蕭紅分道揚鑣，結束了六年同甘共苦的生活；二是在晚會上偶遇王洛賓，結成了一生的朋友；三是從臨汾赴五臺投奔八路軍抗日，路過延安結識了毛澤東，由此決定了他1940年6月14日第二次奔赴延安，成為革命隊伍裡的專職作家。所以，他在臨汾的日子，很值得我們認真追溯。
蕭 軍
向蕭紅提出“各自走自己的路”
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年底，蕭軍和蕭紅離開上海，經南京前往武漢。蕭軍和蕭紅是應了胡風之約，到武漢來同辦《七月》半月刊的。在去武漢的船上，蕭軍認識了詩人蔣錫金。蕭軍和蕭紅到武漢後就搬進了蔣錫金在武昌水陸前街小金龍巷21號的寓所。
1937年末，閻錫山在臨汾創辦山西民族革命大學，閻錫山自任校長，請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擔任副校長主持校政。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是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進步學校，在武漢面向全國招生，學校為學生提供食宿，第一期招收了來自全國18個省份的5000人。
1938年1月，李公樸等到武漢為學校聘請教師，蕭軍和蕭紅應李公樸的邀請前往山西，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擔任文藝指導。
2月28日臨汾失守。閻錫山率軍隊經蒲縣、大寧、鄉寧、吉縣，退到陝西宜川縣桑柏村。這時，八路軍和犧盟會、決死隊等抗日進步力量，在山西敵後的廣大農村和山區，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政權，開闢抗日遊擊根據地，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在臨汾失守之前，蕭紅想與丁玲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一起去西安。蕭軍則表示自己要留下，堅持和學校走。蕭紅不同意蕭軍的選擇，於是兩人在發展取向和生活道路選擇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蕭紅勸蕭軍：“你總是這樣不聽別人的勸告，該固執的你固執，不該固執的你也固執……這簡直是‘英雄主義’‘逞強主義’。你去打游擊嗎？那不會比一個真正的游擊隊員更價值大一些，萬一犧牲了，以你的年齡、生活經驗和文學上的才能……這些損失並不是你自己的呢！你簡直忘了‘各盡所能’，也忘了自己的崗位，簡直是胡來！”
蕭軍固執己見地說：“我什麼都沒忘，我們還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萬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會死的—我們再見，那時候也還是樂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遠地分開……”
蕭軍和蕭紅雖然決定分開，但當時還未向朋友們公開申明。丁玲、聶紺弩、端木蕻良都不贊同蕭軍與民族革命大學一起走。丁玲當時還前來勸解。蕭軍鄭重地說：“這不是開玩笑呢！我們常常這樣因為意見不一致，大家弄得兩不歡喜，所以還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好一點兒……”
蕭紅離開臨汾時，沒有帶走蕭軍任何的東西。蕭軍只好把一部分《第三代》的底稿、一部合訂的《第三代》，以及一些材料和十幾封信，打成一個小包，託人捎給已到運城的丁玲，同時附一封短信：“拜託您，因為您的地址固定些，請把這個小包代收一收罷。裡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書，兩本日記，幾封朋友的信。如果我活著，那請再交給我；萬一死了，就請把那日記和朋友的信，順便揚進黃河裡罷。或者代燒掉它。總之，我不願自己死了，這些東西還留在別人眼裡。”
同時，他也給蕭紅捎去一信，源於他拾到蕭紅扔掉的一雙靴子。信中說：“這雙小靴子不是你愛的嗎？為什麼單單地把它遺落了呢？總是這樣不沉靜啊。我大約隨學校去，也許去五臺……再見了！一切段同志（即丁玲）會照顧你的……”
對於蕭軍與蕭紅分手，後人有多種的評說。尤其是看過電影《黃金時代》之後，多有人同情蕭紅的不幸遭遇，說蕭軍“大男子主義”、忘情負義等等。其實，蕭軍對蕭紅的感情是很深的。1942年4月8日，蕭軍在延安聽說蕭紅已在香港逝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聽蕭紅死了的消息。芬哭了。”4月10日的日記中又寫道：“心情只是感到悶塞。我流了兩次淚。對於她，我不是悲悼過去的戀情，只是傷懷她底命運。‘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願承擔這罪過和譴責。”從一個作家的角度來審視這段感情，蕭軍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蕭軍在晚年談到蕭紅時還說：“作為一個六年文學上的夥伴和戰友，我懷念她；作為一個有才能、有成績、有影響……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從‘妻子’意義來衡量，她離開我，我並沒有什麼‘遺憾’之情！”“也可以這樣說：在文學事業上，她是個勝利者！在個人生活意志上，她是個軟弱者、失敗者、悲劇者！……”
蕭紅當年在西安和端木蕻良結合之後，又去了武漢、重慶和香港。1942年1月22日，蕭紅在香港不幸病逝時，蕭軍和端木蕻良這兩個她生命中的男人都不在身邊……
意外結識女作家丁玲
在蕭軍和蕭紅來到臨汾沒幾天，意外地遇到了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丁玲。誰也沒有想到，第一次相逢竟對蕭軍未來的命運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有30多人，是隨十八集團軍總部來到臨汾的。幾天後，塞克、賀綠汀、馬彥祥等人，同上海救亡演劇一隊也輾轉來到臨汾。丁玲是大家尊重的女作家，那年她34歲，其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已蜚聲文壇。1931年，丁玲受命主編上海左聯著名刊物《北斗》。1936年11月，赴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縣，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歡迎。此後，她積極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曾任蘇區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組織一批作家到前線慰問並採訪。
當時的丁玲身穿軍服，一副女戰士的裝束。與身著便裝的蕭紅成了鮮明的對照。在臨汾的女作家不多，丁玲和蕭紅尤是第一次相識相交，更是意義不同尋常。1936年初，魯迅曾向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推薦過蕭紅的小說《生死場》，說它“是當代女作家所寫最有力的小說之一”。魯迅曾評價說：“她（蕭紅）是我們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樣。”
丁玲對蕭紅的初識也記憶頗深，她回憶說：“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1938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
她們在一起唱歌、聊天，每夜到很晚才睡覺。她們兩人也互相傾訴，但丁玲感慨地說：“從沒有一次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但我仍會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的，因為，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需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
當時，蕭紅與丁玲在思想、情感和性格上，畢竟存在很大的差異。雖然同樣是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對人性和世態同樣地細膩、敏感，但在人生道路上卻有著各自不同的背景，在生活中有著各自的煩惱和苦悶。所以難免“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
在臨汾車站一個僻靜的角落，蕭軍與丁玲有過一次談話。談話內容一是要丁玲照顧蕭紅；二是表示自己堅持要和學校走，“我決定了，萬一學校當局遷移以後不負責任。我就同他們去打游擊……”
丁玲建議蕭軍不妨去五臺，“那你到八路軍去打游擊罷，……那裡絕沒有像其他的部隊存心或是為了愚蠢把自己的同志白白地犧牲的事……再則，看一看那裡新建起的游擊區人民、軍隊、行政、交通……全是在怎樣進行著，這對於將來寫作方面，也是有著相當的益處……”丁玲建議他去五臺，這是從蕭軍將來繼續寫作、反映新政權下的人民生活所考慮的。後來，蕭軍聽了丁玲的建議，獨身奔赴五臺……
晚會初遇王洛賓
蕭軍在臨汾還第一次遇到後來成為“西部歌王”的王洛賓。王洛賓是北平人，1936年在北平的扶輪中學教音樂，這是一所鐵路中學，位於燕山腳下，距離北京城有一段距離，王洛賓每天乘火車往返住所和學校之間。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京城很快被日軍佔領。王洛賓不甘心當亡國奴，來到西安，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後來輾轉參加了由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隨團來到臨汾。民族革命大學應戲劇家塞克之約準備去洪洞縣，臨行前的一個晚會上，王洛賓登臺高歌了由自己作曲的《奴隸之戀》：“我要戀愛，我也要祖國的自由。毀滅了吧，還是起來？毀滅了吧，還是起來？奴隸沒有戀愛，奴隸也沒有自由！”
當這首歌剛一唱完，就看見從場下人群中走來一個身材魁梧、氣勢軒昂的人。他對王洛賓說：“你剛才唱的歌詞是哪兒的？你知道這是誰寫的嗎？”
“是小說《八月的鄉村》裡邊的，我們都喜歡，我給譜的曲……”
“這《八月的鄉村》是誰寫的？”
“不知道！”
“是我，我叫蕭軍……”
兩位年輕人激動地擁抱起來，真是意想不到的相遇！當年王洛賓23歲，蕭軍29歲，兩人從此成了一生傾心見膽、患難相扶的朋友。
原來，反映東北抗日鬥爭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於1935年在上海出版前，魯迅在給蕭軍的信中建議說：“小說的署名要改一下。因為在俄國有個蕭三，在文學上很活躍，現在即使多一個‘郎’字，‘狗們’也即該以為就是他的。”蕭軍遵從魯迅的意見，用了筆名田軍。
在1936年的北平，《八月的鄉村》是不準公開出售的“地下讀物”，大學生們都是偷著讀的。王洛賓在夏天的中午常到西直門外高亮橋（又名“高粱橋”）附近西太后的“船塢”去游泳，認識了“東北大學”的十幾個學生。那地方很偏僻、荒涼，水也深，極少有人來，大家都是赤條條一絲不掛地敞開了遊裸泳！有時也光著身子或坐或躺地聽讀《八月的鄉村》，一天挨一天地讀著……於是便被書中朝鮮族姑娘安娜給游擊隊隊長蕭明唱的那首歌中“我要戀愛，我也要祖國的自由”的歌詞所感動了。王洛賓當晚回家就把這幾句歌詞譜了曲，第二天就教大家唱了。當時大家都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人，還沒有結婚，對戀愛還僅僅是一種想象的東西，所以唱起來就格外有激情！後來有人開玩笑地說，這就是游泳隊的“隊歌”！
蕭軍與王洛賓在臨汾結識，從此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臨汾失守前夕，民族革命大學臨汾總部準備撤往晉西南的鄉寧一帶，丁玲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奉命向西安方向靠攏，先到運城待命。王洛賓、聶紺弩、艾青和蕭紅、端木蕻良也準備隨服務團到運城，那裡有民大的第三分校。而蕭軍執意要打日本人，堅持不肯與他們一起轉移。
獨身前往五臺途經延安
蕭軍辭別大家後，獨自一人徒步北上，前往五臺前線。他從臨汾出發橫渡黃河，翻山越嶺，步行20余天，於1938年3月21日到達延安。蕭軍本打算經延安赴五臺游擊區，由於前方發生戰事，不得不滯留延安，暫住在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裡。在這裡，他又遇見了由西安回延安彙報工作的丁玲和青年作家聶紺弩。
一天上午，毛澤東聽丁玲說魯迅先生的弟子、《八月的鄉村》的作者蕭軍來到了延安，便主動到招待所看望，並與其共進午餐，這是蕭軍與毛澤東的首次會面。4月1日，陝北公學舉行第二期開學典禮(當時每期學員的學習時間一般為3個月)，蕭軍應毛澤東邀請參加。毛澤東在操場上以風趣、幽默的語言，深入淺出地發表了一篇簡短而含義深遠的講話。他說：
你們這樣的一千五六百人，為什麼不到別處去，而到這裡來呢？這隻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裡。那麼共產黨有什麼好處呢？你們為什麼喜歡共產黨呢？共產黨為什麼會被你們信仰，又被日本帝國主義和某些人討厭呢？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有他的特點，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這特點就是：
第一，有一個政治的方向，並且堅持這個方向。這個方向在現在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後，就要升學，升入社會主義大學，也就是走社會主義的路。我們爬過了最難爬的山，過河，過草地，而且不怕殺頭，幾十萬黨員犧牲了，卻依然前進，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使全國人民喜歡的地方。
第二，有一種作風，一種奮鬥的習慣。共產黨也有他的作風，就是：艱苦奮鬥！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革命家的作風。馬克思主義是頭。人有頭，還得有腳，爬山主義就是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要有腳，爬山成了一種風氣，而無論做什麼工作，都像爬山一樣會有一種風氣，這種風氣就是作風。我們黨對每一個黨員，除了教育他們堅持政治方向以外，還要他們有一種作風。那就是坦白，講真話，不怕一切困難，向一切不好的傾向、向民族的敵人作鬥爭。大多數黨員是有這種作風的，並且是堅持不變的。
今天陝公開學，我應當送點兒禮物。但是，我沒有多少東西，只能送給你們兩件禮物。第一件，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只要我們有一個一致的政治方向，有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而且堅持這一方向和作風，就可能把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就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會場上，毛澤東對學員“禮賢下士”，講話不拿稿子，淺顯易懂，句句深入人心，這些都給蕭軍留下極好的印象。由於戰事阻隔，蕭軍始終無法動身去五臺投軍，最終還是聽了丁玲的勸說，隨她前往西安了。蕭軍來到西安後，同已在這裡與端木蕻良同居的蕭紅正式分手……
雖然蕭軍在臨汾僅有短暫的20多天，但在他的一生中，卻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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