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高盛的員工來說，這一週將是最為折磨的一週，因為兩年一度的合夥人提拔名單即將揭曉。不過，這一次的競爭壓力將格外大，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高盛今年任命的人數將會不到65人。而兩年前，這個數還是84。作為華爾街最令人豔羨的職位，高盛合夥人的競爭愈加激烈，因為數量在日漸降低。這或許是數字化時代下，華爾街必須做出的轉變。
01
20年最少
本週，全球各地的高盛員工們註定焦慮又忐忑，並將電話24小時開機，等待著高盛CEO大衛·所羅門撥通自己的電話。因為高盛每兩年一次的合夥人任命即將到來，員工們都希望從電話裡聽到自己被任命的好消息。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高盛將於本週宣佈任命新一批合夥人。
在華爾街，沒有人不想成為高盛合夥人，這一職位等同於“華爾街幸運兒”。90萬美元的基礎年薪只是一部分，還有鉅額獎金池的分紅、高盛的股票債券以及特殊的投資機會，更重要的是，合夥人的個人財富將與高盛緊緊綁在一起，與高盛共享利潤，並共擔損失。
高盛最近優秀的業績表現，更為合夥人職位添了一抹亮色。10月中旬，高盛發佈的今年三季度財報顯示，其第三季度淨營收86.5億美元，此前分析師預估的隨後83.6億美元；而前三季度營收為280.8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6%，創下八年來最高的前三季度收入；季度淨利潤大漲21%，至24.5億美元。
如此幸運的人總是極少數，在逾3.4萬高盛員工中，只有不到百人能獲此殊榮，而這一數字還在不斷減少。《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稱，今年高盛任命的人數將會不到65人。這將創下1998年高盛還未上市以來最低，也比2016年任命的84人少了五分之一。
此外，這一職位附加的福利似乎也有所減少。目前看來，高盛的合夥人數量已由1998年上市時的221人增加到435人，而累計持有的股份佔比還不到5%，這一頭銜已經更多的是象徵意義。
這或許與“新官”的“三把火”有關。這是高盛新任CEO所羅門首次任命合夥人，而這此任命，距離他正式上任僅一個多月。《華爾街日報》在報道中援引知情人士稱，所羅門對高管團隊表示，今年在任命合夥人時，要格外收緊標準。
在談到這“一把火”背後的用意時，《華爾街日報》分析認為，這是因為所羅門希望不要衝淡這一頭銜的激勵意義，同時也希望將職權集中掌握在儘可能少的真正能推動業務增長的人手中。另一方面，報道稱，高盛在過去一年從外部引進了超過10名合夥人，這也導致今年能夠從高盛內部提拔的名額減少。
02
合夥人之夢
“沒有人會去清洗一輛租來的車。成為合夥人的夢想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激勵力量，也是吸引最優秀人才的巨大誘惑。”這句話出自高盛曾經的高級合夥人弗裡德曼，也是對合夥制的最好詮釋。
1869年，德國猶太移民馬庫斯·戈德曼應該沒想過，自己這個從事商業票據交易的小作坊，百年後會成長為翻手為雲的全球投行巨頭。從1882年馬庫斯·戈德曼的女婿塞繆爾·薩克斯為公司合夥人起，合夥製成了高盛的優良傳統。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是合夥人制度的特點。在《高盛帝國》的作者查爾斯·埃利斯看來，歸屬感是合夥制最大的優點，員工在常年的工作中培養出對公司的強烈忠誠感。成為合夥人意味著終身僱傭，幾乎沒有人會放棄這一備受尊敬的地位而加入其他公司，且合夥人彼此間會參加婚禮和葬禮這樣的家庭活動。如此，員工一邊為高盛“賣命”，一邊對共同利益進行高度監督。
但合夥制的缺憾也顯而易見，資金來源和企業信用能力有限，濃重的人合性意味著，任何一個合夥人的問題都將對企業產生深刻影響，且合夥人間的連帶責任使其需要對其他合夥人的經營行為負責。
1998年金融危機之後，華爾街投行引以為傲的合夥制走到了終結。高盛、摩根士丹利都選擇了股份制。但高盛依然保留了名義上的合夥人文化，兩年一次的合夥人任命會像選總統一樣認真，時長達7個月。
不過，要吃到這一塊肥肉，並不容易，高盛開發了“互相篩選”機制，還有不定期的談話。在高盛工作了14年的雅吉•澤納爾是幸運兒之一。從分析師到資金經理，再到1996年成為公司最年輕的女性合夥人，在她看來，她獲得的最有益的職業建議來自於高盛合夥人的篩選過程。據雅吉•澤納爾透露，合夥人的選拔流程非常複雜，一個提名會被無數次討論和交叉評估，會有一組資深高管將與候選者周圍的所有人進行多次討論。
私人投資公司TPG聯合創始人、億萬富翁吉姆·庫爾特曾稱高盛是“偉大的人才庫，不僅僅是在華爾街，而是在整個行業中都是如此”。有著合夥人背景的“高盛幫”在離開高盛之後，開始掌控全球經濟命脈。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保爾森是高盛前董事長；現任美國財長史蒂芬·努欽曾是高盛高管；前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也曾是高盛的常務董事。
03
華爾街“沃爾瑪”
不過近年來，合夥人這塊肥肉的誘惑有減少的趨勢。截至去年7月，高盛合夥人合計持股比例降至4.79%，低於1月底的5.65%，同時遠低於1999年5月高盛首次公開募股後的逾60%。定期披露的資料顯示，高盛合夥人持股比例數年來一直在逐步下滑，而只要不到5%，高盛就無需再提交新的數據。
這背後，是“華爾街王者”時代的落幕。金融危機以後，“五大行”相繼倒閉、出售或是改制，現代華爾街賴以立足的獨立投行業務模式已走到盡頭。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於和政界糾纏過深，高盛開始頻繁陷入腐敗醜聞、業績下滑的怪圈。而數字時代的到來，加劇了傳統模式的衰落。
沒有永遠屹立不倒的傳奇。高盛的FICC業務（固定收益、貨幣及大宗商品業務的統稱）營收從2009年來下跌約50%，機構服務收入在營業收入中的佔比也從2012年起逐步減小，整體營收趨勢不甚樂觀。
在轉型的困境中，高盛不得不選擇了變相削減人員成本。過去五年間，高盛把部分合夥人和董事總經理的崗位換成了助理、分析師，員工的薪酬比率也下降了約5個百分點。據MIT Tech Review 報道，2000年頂峰時，高盛在紐約總部的美國現金股票交易櫃檯僱傭了600名交易員，但到2017年，只剩下兩名股票交易員“留守”。
這是全球金融公司的一個縮影。2015年12月，摩根士丹利表示將在第四季度支出1.5億美元的遣散費削減勞動力，全球裁員1200人；2016年1月，據外媒報道，瑞信對在倫敦的1800名員工發出裁員警告；2016年3月，日本最大投行野村證券稱將在北美裁員20%。
2012年任命新的合夥人時，彼時的CEO布蘭克梵表示，高盛要用技術改造做華爾街的低成本“沃爾瑪”，要用技術取代人力，目前60%-70%的股票交易已經完全由電腦控制。在布蘭克梵的這個方針下，當年，新任命的合夥人數只有70名，大幅低於2010年的110人，創十年來新低。之後，合夥人數量保持在地位，到2016年，數量略有回升，達到84人，其中而從事科技相關工作的新晉合夥人佔到整體的10%，2014年時還只有8%。
金融科技的浪潮已經襲來。從2016年的線上數字消費金融服務平臺Marcus，到收購40餘家金融科技公司，高盛的“轉身”之路還在繼續，擁抱科技才能帶來更多新的市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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