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川岛芳子》片段
（一）放弃女性身份的原因
电影采取的倒叙的创作手法，从最后的审判开始。在影片的一开始，川岛芳子在河北省高等法院受审时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与幼年时她被送往日本时所说的话截然相反，“我是中国人，我不要去日本。”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川岛芳子的心中，影响着她人生观和世界观，她曾亲笔写下一首《辞世诗》：“有家不得归，有泪无处垂，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有为自己开脱罪行的嫌疑，也有对自己孤立无援的处境的感慨。
对于川岛芳子本人来说，对她一生产生最深远改变的是1924年，17岁的川岛芳子被养父强暴。她在手记里控诉道：“于大正13年10月6日，我彻底清算了女性！”同时也留下了一张穿着和服的女性的背影画像，从此以后她以男式分头示人，与女性的身份彻底的“诀别”。在电影中，当十几岁的川岛芳子已经融入完全的日本文化，她的思想举止也与其他受过日式教育的日本少女无异，当收到让她回中国的消息时，她悲愤的说：“我的家乡在我妈妈的肚子里。”此时，国家的概念在她心中模糊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她走上了一条“复国”的道路，义无反顾。
（二）在男性与女性之间获得权利的方式
在与女性身份诀别之后，川岛芳子曾与甘珠尔扎布有过短暂的婚姻，随后川岛芳子离开了蒙古，无论是无法忍受正常的婚姻生活还是无法忍受“软弱无能”的丈夫，川岛芳子的离开都表明了她与世俗决裂的决心，她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性别是人类与生俱来而又与人的生命相始终的人的一种类身份。”人类仅有男与女这两种原始性别，不可先天选择，而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性别这种天然的生理属性被社会化了，从女系氏族到父权制，性别关系由同等的伙伴关系演变为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父权制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女性和男性世俗化的强制性的双重标准和性别活动规则的强塑与驯化的根本。“家族宗法制度下的女性的从属性、他者化和“第二性”的地位，就是这种性别文化的规范与强塑驯化的成果。”说到底，川岛芳子的“超越”或者说离经叛道并不是建立在她的生理性别之上的，而是简历在她的世俗性别之上的，而世俗的性别是“人性化”的，它的可调节性更加的困难，所以川岛芳子选择把自己变成“男性”，可悲的是，生理上的女性属性使得她必须从男性身上获取权利，而且是借助与性别的便利，这是时代的局限，是大环境大时代背景下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限制与经济基础对女性的束缚。
性别的便利使她从男性身上获取了权利，权利的便利使她得以从女性身上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性别优势，因而她具备了双重的属性，在输入与输出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不会从任何一种性别角色中抽离。她利用美色游走于军事斗争之中，她不停地接触各种有权势的男性：联队旗手山家亨、蒙王甘珠尔扎布、间谍田中隆吉、日本陆军军官山河、伪满最高顾问多田骏、作家村松、投机家和巨富伊东坂二……因为职业和政治的因素她展现出了女性的一面，在日本她甚至能影响“剃刀”首相东条英机，在中国她能在立法院院长孙科手里获取蒋介石隐退的机密。她也不断的接触那些与她有着某些类似特征的女性：伪满皇后婉容、女间谍小野菊子……她让小野菊子的孩子叫她“爸爸”。
（三）马克思女权主义对未来的指示
川岛芳子承载了那个时代女性的英雄梦想与男性的征服欲，她成为了一个符号，既不能代表完整的女性，也不算一个真正的男性，当她的支出远超于所得时，她的“好运”就会慢慢的耗尽。这是出于时代的局限，也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许多女性主义者的共同处境。
马克思女性主义是综合分析的一次尝试，它试图将性别分析与阶级分析放在同一个理论模式之中，但是，马克思女性主义理论分析问题的前提是阶级，即阶级的重要性优于性别，而这一点却是许多女性主义者所拒绝认同的。但是这种理论之于中国却拥有颇大的市场，这是基于父权制与宗族家长制规范下的不平衡，是起点的不平等，因而许多在政治上拥有杰出成就的女性都寄生于母权之上，这是儒家话语体系的一种特色，是“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为父权制所开的一个后门，与此同时也是对于男权的更加坚决的维护，正是由于这种系统的漏洞，女权才一代而亡，比如芈八子、吕雉、萧绰，甚至是武曌，她们以“母权”的名义从男性（儿子）手中攫取权利，又因为宗法制的不可逾越而重新归还权利，在唐朝妇女有过昙花一现的较高的社会地位。川岛芳子接受的是儒家话语体系的日式教育，她的事业开拓又在中国，她没有中国女性获取权力的“便利条件”，在性别起点的不平等之下她选择的是“成为男性”。
作为一种哲学意识和思想潮流，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虽然使女性主义在那个年代的欧美地区呈现出一片巨浪滔天般的发展态势，然而千百年来的父权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正如海岸边的悬崖峭壁，再大的海浪拍击过去也会变的粉碎。川岛芳子的“异端”不仅造成人物性格的悲剧，同时也是人物命运的悲剧，她选择的是一个没有依靠的未来，她将希望寄托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国家，为心中的“国”沾染杀孽，更残酷一点的说她的伪满洲国里装满的是她自己的欲望，她不认同日本人也不认同中国人，她没有明确的理想信念，有的只是充满着男男女女的物欲横流，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身上确实带着时代女性的印记，有着些许进步的因子，至少她证明了，在东方土地之上，在儒家话语体系被质疑的时候，当一个女人想要或得权利的时候，她首先就不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要成为“非女性”，至少是不像女性的女人，人们通常用贴上男性化的标签的方式来承认这种女性所获得的权利。这也同样的就说明了将两性之间视为阶级关系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
（四）“异变”的悲剧与“女权”的困境
在跨越了男女、善恶、生死的边界之后，她在死亡的面前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无家可归、无法可依、也无国可盼。正如她在《辞世诗》中为自己所辩解的那样。在由佳里版《男装丽人：川岛芳子的生涯》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川岛芳子的评价，他们不少人认为川岛芳子并不真的最忠诚于日本，而是忠诚于伪满时期的“中国”。
她的身份在这两个国家尽管褒贬不一，但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同。在公审案中法官问她“七七事变发生，你正在天津，参加日本军事会议时，你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曾建议南方人做南方人的事，华北人做华北人的事，中国人做中国人的事吗？她装聋说听不见，同时又摇摇头。“我问你！”法官说：“兴安游击队与北票靖国军是一事还是两事？“一事。”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审判长逼进一句：“经过日军批准吗？你是帮助日本呢，还是保护我中国呢？”她避而不答。
对于川岛芳子的审判当然不局限于家国情怀下的，更多的应该是在性别上的无所依归。在李碧华编剧的电影《川岛芳子》中，她游走于各色男人之间，不为谁停留，她也拥有了奢侈的生活与大量的财富，她用女性的温柔与男性的方式将婉容诱骗出宫，参与伪满洲国的建立。她在明知小野菊子的背叛，却还是一言不发地将她放走，那是一种哑口无言的理解。她对初恋山家亨的眷恋始终如一，她也苦笑着说过：“谁还会娶我呢。”可以说男性女性这两种身份认同她都想得到，但无论是在男性还是女性身上这两种归属感她都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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