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沙龍」10多位中外企業代表、財稅大咖激辯：中國減稅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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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大概

編者按：10月28日上午，人大重陽思想沙龍第36期“中國減稅之辯”在北京文化大廈順利舉行。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和重陽金融研究院聯合組織10多位著名財稅專家和業界精英進行圓桌討論，深入分析政府減稅原因，探索減稅之道，審視減稅效果。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呂冰洋主持。本文由會議速錄整理而成，由@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首發。

有關減稅的幾大問題

呂冰洋（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非常感謝人大重陽組織這次活動。減稅可以說是我們現在社會熱議的一個話題。減稅也是我們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大事。關於這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要汲取各方面的智慧來深入討論。今天邀請的嘉賓，一是財政金融學院財稅研究所的學者，二是外企、民企和中介機構代表，大家一起集思廣益，深入探討減稅問題。

今天的主題主要討論以下四個問題：

1、為何減稅？在經濟下滑背景下，我們要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實際有很多種措施，為什麼焦點落在減稅上，為何減稅？

2、如何減稅？如果要減稅的話，減哪個稅？稅制要素如何調整？

3、減稅幾何？減稅要減多少？

4、效果幾何？減稅要有預判，它能達到什麼效果？

稅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優越好

朱青（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今年2月《中國稅務報》有個採訪報道，實際是我寫的，標題就是“稅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優越好”。首先，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支出降不下來，財政赤字越來越大。經濟學界只能是在支出降不下來，甚至還要增長的情況下來研究稅收問題。所謂瓦格納法則，1929年美國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是7%，到了2015年達到了37%，比1929年增長了30個百分點，更不用提西歐國家、北歐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百姓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會越來越大。黨的十九大報告有個重要的論斷，新時代基本的矛盾已經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僅包括物質方面，還包括了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全、環境，這六個方面的需要完全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在新時代，未來財政支出壓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研究長期性的減稅還要從支出角度考慮，即收、支、債三個方面。現在政府支出有兩類，一類需要償還的，一類不需要償還的，不需要償還的主要是稅收。去年一般公共預算開支20萬億，有72%是通過稅收籌資的，還有14%是通過非稅收入、罰款等，還有14%是赤字（債務）。還有一部分不需要償還的就是政府性基金預算，70%、80%以上的收入是土地出讓收入。所以，中國政府主要靠稅收來籌資。如果長期減稅的話，就只有增加政府債務了。

第二，我們研究問題很多，比如減稅該不該減，全世界減稅都是週期性的，應景性的。經濟在波動下滑，我們減點稅，增點支，好了以後再把稅漲上去。中國的經濟形勢如果是週期性的減稅，問題不大。中國經濟形勢進入“新常態”，今年第三季度增速為6.5%。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經濟成日本式的長期逆勢增長，那麼日本的經驗就值得我們借鑑了。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增長一直特別低，即所謂“失去的20年”。日本的國債、地方債，從1980年佔GDP的50%增長到現在的250%，也就是說日本的國債速度增長相當快。原因是日本經濟長期低迷，而且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兩者逼得日本不得不增稅，因為債是要還的。現在安倍在增稅，日本增值稅從5%提到8%，下一步要提到10%。所以，中國的減稅只能是短期的，作為應對經濟下滑的短期手段；長期性的非稅手段不可能，因為土地收入越來越少，否則將面臨債務問題。

第三，如果減稅，減什麼稅，現在政府主要還是減增值稅。實際增值稅是對消費者的課稅，而不是企業的課稅，如果要減應當減企業所得稅。特別是特朗普減稅以後，世界各國都要降企業所得稅，所以，新一輪所謂的稅收競爭還要開展。這種新的稅收競爭情況下，我們的所得稅長期在25%，原來越南跟我們一樣，現在降到20%。東南亞國家全都降了，泰國20%、柬埔寨20%，新加坡17%，英國19%，2020年降到17%。我認為，中國不妨增值稅不要降了，因為世界各國的增值稅是要提高的，要降就降企業所得稅。

減稅讓企業獲益大

徵管環境還應優化

生偉（亞信科技副總裁）

我直接從事稅務工作有15年了，之前7年在畢馬威會計事務所，之後8年在企業從事稅務管理、財務管理工作。從企業的角度來講，近些年，確實感到了國家減輕企業稅務負擔，為企業辦實事的力度，企業受益很大。

亞信是屬於信息技術企業，最直接享受了國家幾乎所有的稅收優惠政策。我們歷年來都是國家重點軟件企業，實際企業所得稅率都降到10%了。作為科技型企業，研發費加計扣除，境外技術服務收入免稅，研發費加計扣除又從50%提高到75%，包括科技型企業的虧損結轉又從5年延到10年，這些給企業都帶來了非常大的實惠。

每個企業和個人都是納稅人，個人或是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或作為最終消費者是增值稅的承擔人。站在企業和個人立場都想少交稅，但確實像朱青教授講的，我們交稅是為了支撐國家財政收入，支撐國家的經濟運行。這是我們每個人和企業的義務。

理性來講，不是稅減得越低越好，而是越優越好。“優”，一是我們的稅制要優，二是對企業的稅收徵管環境要優。在減稅的過程中有許多配套的政策更為重要。例如，前期對增值稅從17%降到16%，在企業執行層面有許多問題，比如合同原來是含稅收入，就要涉及到合同前後執行的稅率不一致了。減稅過程中，配套政策要一起推出。不要將“好事”落地的時候變成“難事”。

我們減什麼稅？現在企業都抱怨印花稅，除了特殊的證券交易行業對國家印花稅的貢獻比較大，其他企業對國家財政貢獻佔很小一部分。但企業管理印花稅合規難度、風險非常大。印花稅在減稅議題上值得討論。對徵管成本高，納稅人遵從難度高，稅收貢獻小的稅種，不是減，應該直接砍掉。

減稅更多的是為企業減事，企業是直接受益的。我們一直說稅收法定，就是要求稅收政策要明確。企業稅務管理實踐中，許多稅收事項不明確。企業在全國不同地區的同一性質的交易或事務，在各地稅務處理卻不一樣，這給企業造成很大的困惑和遵從風險。

前一陣炒得比較熱的范冰冰偷稅案。我曾在一家影視公司做稅務管理工作。范冰冰所經歷的稅務違法事實，我都親歷過。公佈的她這些違法的案例，除了第一項陰陽合同之外，其他違法事實和當地企業招商引資是有關係的，上海有，浙江橫店等地都有。

減稅的同時，企業的徵管環境做得更優化，真正減少納稅人從事合規工作的事項，使他更清晰，更明確，更清楚地掌握守法的尺度。美國的稅制應該是全世界稅務最嚴的稅法管理體系，美國任何一個納稅人或許不知道稅務局在那兒，他知道的就是一個郵寄地址，把稅務表格填好寄過去就可以。美國人的守法意識、合規意識強很多。為什麼呢？這就是法律的威懾作用。政府在給大家減稅的情況下，還要再配套做徵管環境的優化，樹立企業合規的意識，樹立稅法的威信，讓任何一個納稅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幹任何違法違規的事情。

讓精準減稅實實在在惠及企業

李迎（西門子集團稅務總監）

非常有幸作為外企代表參加這次沙龍活動，對於這次減稅的話題，我想用四個例子來支持我的觀點。總體我非常支持朱青老師提到的，減稅不是要普遍減，而是要精準減稅。先從不好的例子開始談，最後用好的例子來收場。

關於增值稅改革，營改增，很少聽到身邊的朋友特別擁護或讚賞的。對小企業來說，原來可以不交稅或以核定徵收的方式交很少的稅，現在在金稅三期（我國稅收管理信息系統工程的總稱）的徵管下，需要交正規的稅，導致稅負增高。原因在於，沒有精準地給需要獲得優惠的企業減稅。

去年9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座談會時，朱青老師回答總理提問時舉例說，我們在餐館吃飯，（當時）我們的稅制規定，堂食就是當場吃的是繳營業稅，而打包帶走的都要繳增值稅。營業稅和增值稅都是有不同的效果。西門子現在也遇到這個問題，業務模式融合了很多綜合性的東西，比如生產製造、銷售、技術服務、軟件開發等。目前增值稅稅率設置了四檔16%、10%、6%和0%，若要人為地要去拆分16%還是10%還是6%，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認為，稅制的設定對於新一代“互聯網+”、工業4.0企業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人為地做很多的拆分不符合我們的經營實質。

最近政府把外國企業增值稅所附加的1%的城建稅免了，但效果不太好。外企對外支付服務費或特許權使用費的時候，應該繳增值稅。但這個增值稅不是以外國企業的名義交的，而是以中國企業的名義交的，因為我們可以抵，稅務局只看你有沒有交這個稅，所有的都是境內企業作為進項這把塊抵掉了。現在出這個文件，我們卻沒有享受到。這可能是在設定之初缺乏調研。

為什麼我們主張精準減稅？因為我國有一些行業其實不用再扶持了，需要扶持的是高端裝備製造業，這是現在正欠缺的。

西門子是個高新技術企業，在2015年，因為全球經濟不是太好，總部想直接把中國的研發投入給砍掉了。當年的研發費用不夠當時徵收高新技術企業稅率3%的門檻。我給總部算了一筆賬：由於中國政府對高新技術企業的優惠政策，西門子一年在中國投2億搞研發，稅務局會把這2億通過稅收優惠的方式還給企業。後來原計劃砍掉的2個億立刻到位了。外企為什麼要把錢拿到中國來投資？財稅上的支持對他們來講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例子是海關代徵的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包括海關需要進行一部分監管的出口退稅都是非常重要的考量部分。海關總署每年有關稅調研活動，讓企業寫一份文件，告訴總署需要在哪些稅號上降稅，最近幾年海關總署做得非常好，大概批准率有80%。每年通過暫定稅率減稅的大概有700-800條。這個做法很有針對性，企業給數據和分析，政府去評估好壞對錯。這樣的舉措能實實在在地惠及企業。

關於出口退稅方面，也希望再多做一些調研和政策徵集，看看企業需求在哪兒。這可以向海關總署學習。像朱青老師說的，不用普惠性減稅一直減下去，只要暫時性的減稅就可以了，能為國家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促進性作用就好。

精準減稅，明確預期，

讓減稅政策發揮更大作用

樊勇（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剛才有一位企業代表提到精準減稅問題，我記得2016年在參加《中國稅務報》中國十大稅收新聞評選活動中就提到今後的稅收政策要做到“精準減稅”。

現在減稅有內外背景，但還不至於像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哪樣的全球減稅的浪潮。

怎麼樣減稅能達到最好的效果？中國減稅的路徑或主要措施未來有哪些可以作為政策儲備或方向？從目前稅制結構來講，營改增以後，40%是增值稅，加上營業稅，進口稅，這三大稅種基本佔財政收入50%多，個稅和企業所得稅加起來佔25%多。如果我們要降稅，是不是間接稅的比重可以減低一點。現在我們40%是增值稅，營改增以後，要認真研究怎麼降增值稅比重，能促進企業脫虛向實，鼓勵向實體企業發展。

有專家說增值稅是消費稅，和生產者沒有關係，這和我們國家增值稅的具體稅制設計也有很大的關係。李克強總理在營改增時有一句話“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是不是說明我們行業還是存在稅負？國際上一般認為增值稅是消費稅，是沒有中間稅負的。我們國家增值稅制度有一定特殊性。

1、增值稅實行的是憑票抵扣制度，而且憑的是專用發票抵扣，這就可能存在實際抵扣率不足的問題。

2、對進項流轉採用留底制度建設，降稅率，企業不一定能享受到優惠，因為降稅的話，留底的話還得承擔稅負。精準減稅一定要考慮企業，比如如何提高企業實際抵扣率的問題。中國上世紀90年代設計留底制度主要是財政需要，如今既然要減稅能不能改革留底制度？

中國的減稅要結合本國具體的行業特徵和具體稅制的設計，徵管環境，這都要考慮。增值稅是我國1994年開始全面實施的新稅種，趨勢都是減的，效果怎麼樣，還需要細緻研究。現在研究基本都說好，既然好還可以一直改下去。有研究認為促進投資增加，就業增加，是好的。然而這可能與一些納稅人感覺並不完全一致，還需要理論和我們的具體制度好好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稅收政策每天都在變化，要麼加要麼減，這都很正常。我們現在提的減稅不同於一般稅收政策的調整，應該是一定規模減稅，這就需要比較周全的考慮。尤其一定規模的減稅，還應該在政府預算上有體現，減的稅到底是通過發債還是減支解決，應該有一個計劃，既是財政管理的需要，也給公眾一個預期，讓政策效應發揮引導作用。

減稅也要協調好穩增長

與調結構之間的矛盾

張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中國這一輪大規模減稅作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組成部分，有兩個基本目標。

一是以穩增長、穩預期為主要目的，作為短期相機抉擇宏觀經濟政策的一部分，相當於需求管理層面的減稅，更強調減稅規模對總需求的影響。

但是，主要作用於需求層面的大規模減稅與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部分的減稅的具體目標還是有差異，為了實現不同的目標減稅的具體思路和安排也會有差異。要注意區分作為相機決策短期政策的減稅和基於稅制優化的永久性減稅措施。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穩增長”和“穩預期”的重要性提高的情況下，可以，為應對短期經濟的波動，可以出臺臨時性較大規模減稅政策，規定三年、五年的時效。考慮到稅負下降後再回升會有諸多壓力，臨時性、相機抉擇的減稅政策和永久性的以稅制優化為目標的知度性減稅措施，這兩者之間如何協調好，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當前關於減稅的爭論很多，企業方面總說不解渴，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減稅減的是名義稅率，法定稅率，實際稅負是否下降了要考慮徵收率的變化，政府並不能保證所有企業的實際稅負都不上漲。如“營改增”後如果原來繳納營業稅的企業實際稅負比較低，即使增值稅的法定稅負低於原來營業稅的法定稅負，隨著抵扣鏈條的完善和稅收徵管的加強，這部分企業的實際稅負仍有可能上升。此外，社會保險費徵收體制改革後，由於稅務部門的徵收能力更強，可以預見原來未依法足額繳納社保費的企業的實際繳費會增加，即使通過降低社保費率保證總體費負不增加，但不同企業的費負分佈仍會有較大調整。

從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角度看，部分汙染嚴重、技術落後的低附加值企業會被淘汰，結構調整的過程是有陣痛的。如果調整的進程比較快短時間內企業倒閉的比較多就會產生較大的經濟下行和就業的壓力。在這個意義上，結構調整和穩增長之間是有內在矛盾的，當前形勢下結構調整和“穩增長”哪個更重要，哪個是主要矛盾，這可能要做出判斷。

關於當前減稅的主要措施，我認為應該首先考慮降低社保費率短期來看，名義費率偏高和徵收率提高的問題當前迫切需要解決，而且降低社保費率對於“降成本”和穩就業都具有重要作用。從長期看，儘管人口老齡化會帶來較大的財政支出壓力，但我國當前的社保名義費率水平是偏高的。在徵收率大幅提高的情況下，如果社保名義費率水平不下降會導致勞動力成本過高，這會進一步加快企業用機器替代人的進程，儘管這意味著生產率的提高，但對就業的影響也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未來，應考慮採取多種措施籌集養老保險的資金，不應過度依賴勞動報酬。

增值稅作為中國的第一大稅種，從“穩增長”的角度看，短期內降低增值稅稅率是加大減稅力度的必然選擇。但從增值稅制優化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研究中國未來長期穩定的增值稅最優稅率是多少？增值稅率的高低以及增值稅收入的規模與由支出結構決定的宏觀稅負水平有密切的關係。如美國、日本的宏觀稅負水平就顯著的低於法國和德國。福利水平較高的國家宏觀稅負水平也較高，增值稅稅率水平也相對較高。因此，中國未來增值稅制的優化要考慮長期財政支出需求，明確稅率下調是短期政策還是長期制度優化的一部分，處理好稅制優化滿足未來財政支出需求的稅制改革與當前減稅政策之間的關係。

抓住增值稅這個牛鼻子

許生（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所財政稅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在目前國際國內環境錯綜複雜多變、我國經濟穩中有緩、穩中存憂、下行壓力加大的大背景下，這裡所討論的“減稅”問題不同於近年來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一直在講的“減稅降費”，而是具有特定含義，實質是要討論在當前背景下，政府是否有必要根據經濟景氣變化來重新啟動和實施逆向經濟調節的稅收宏觀調控。主要講四個問題，一是如何客觀看待營改增的減稅效果，二是當前環境下有沒有必要重新啟動稅收宏觀調控，三是更大規模的減稅減費如何操作、效果如何，四是財政缺口如何彌補。

第一，要辯證看待營改增的減稅效果。

營改增全面推開以來，部分企業對減稅效果感受不明顯，甚至引發抱怨，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除營改增後徵管效率提高、稅負更加公平原因外，營改增後原納營業稅行業內部增值稅率結構不盡完善是個重要原因。

根據我個人的研究，要看營改增的減稅效果，首先需要釐清以下兩個方面問題：

一方面，營改增在第三產業內部的稅率結構是不是合理？否則就會嚴重影響營改增的減稅效果。營業稅和增值稅納稅核算和計稅方法根本不同。營業稅改為增值稅以後，實際是要對第三產業企業的增值額進行徵稅，而不同於改革之前的對企業銷售收入進行徵稅。企業增值率不一樣，將來繳納的稅收是不一樣的。理論上講，增值率越高，所承受的增值稅負擔就會越重。內部講，在原來營改增行業中，由於實行過渡期辦法，營改增稅制切換當口是可以達到原營業稅和改革後的增值稅兩種稅負基本相等，存在一種等負率。但是過渡期之後，隨著企業老項目逐步消化完畢，新項目不斷增加，並且不再實行過渡期納稅辦法，而是按照規範的增值稅計徵辦法納稅，新項目的增值率越高，它負擔的增值稅負自然就會越高。另外，由於營改增稅率設計對增值率相對較低的行業，如交通運輸業、建築服務業等，適用了較高的11%的營改增稅率，這就會嚴重影響營改增減稅減負的效果，這也是國家將交通運輸業的增值稅稅率由11%下調至10%的基本原因。這是問題的核心。

另一方面，營改增後工商業和服務業的稅負環境相對更加公平了。增值稅是我國最大的稅種，和工商業緊密掛鉤，營改增前一直由工商企業來負擔，和實體經濟緊密相關。實施營改增以後，就把原來納營業稅的服務業行業和納增值稅的工商業行業放到了一個稅制之下。根據我個人的研究，營改增前，營業稅行業稅負是工商業企業實際稅負的一半左右。工商業企業增值稅最高名義稅率為17%，實際稅負在8%左右。而服務業行業營業稅稅率有3%、5%、20%等幾檔，但實際稅負一直在4%-5%左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業之所以能夠飛速發展，與一直實行較低的營業稅稅收負擔有關。營改增將服務業置於與工商業相同的增值稅同一稅制下，使工商業的稅負環境變得相對公平，這是統一稅制和實現稅收公平的需要，要綜合和辯證看待。

第二，當前形勢下適時啟動適度稅收調控有其現實必要性。

眼下減稅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減稅問題，而是短期刺激性政策問題，它是短期稅收宏觀調控的問題。這和2008年的結構性減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那次的背景和程度與這次完全不同。

金融危機前期，特別是2007年三季度以後連續出現5個季度的經濟下滑，2008年前三季度GDP較2007年全年增幅下降3.6個百分點，前9個月CPI同比增速較價格峰值下降4.1個百分點，大大超出調控預期；加之經濟週期、宏觀調控、特大地震等一系列收縮效應疊加顯現，迫使2008年年初開始實施的“適度從緊”政策不得不中途轉向。2008年12月中央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結構性減稅隨之走上前臺。

當前，我國實體經濟主要指標出現下行跡象，國內投資、消費、出口等主要經濟指標均出現下降態勢。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長6.7%，比上半年累計下降0.1個百分點，經濟運行穩中有緩、穩中存憂、下行壓力加大，不少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市場預期和信心受到影響，應當說，出現了一些與金融危機前期相類似的情況，儘管經濟下行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語。從必要性看，適度加大財政政策力度、適時啟動稅收調控有其現實必要性。

同時，也正是由於當前的經濟波動大大低於上次金融危機爆發前期，經濟下行趨勢尚未脫離合理運行區間，除非有大的不可控因素，預計全年經濟增長目標仍可實現，實施大規模刺激政策的必要性並不突出。進一步擴大積極財政政策、進一步減稅應以“適度”為原則，應盡力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

第三，當前減稅應將增值稅減稅作為重點和著力點。

減稅著力點重點應放在工商業增值稅的減稅上，同時配之以健全完善企業重組購併過程中的企業所得稅制度，並適度降低社保合規費率。

這一方面既是因為增值稅是我國的第一大稅收負擔，另一方面也是落實“降低間接稅、提高直接稅”的改革《決定》的需要，同時更是均衡工商業稅負和服務業稅負、商品稅負和服務稅負，實現增值稅調節中性、促進實體經濟振興的客觀要求。我們要緊抓不放，促進實體經濟的恢復發展。

第四，具體政策操作和財政缺口彌補。

9月初我在《瞭望》上寫的“五問積極財政政策”，對現在討論的熱點問題都有一些回應。具體來講，一是將工業製造業增值稅稅率繼續降低2個百分點，商業、不動產租賃增值稅稅率一次性降低3個百分點，預計全年可再減輕企業稅負超過5000億元；二是完善資產重組、購併聯合中的相關稅收政策，建立順暢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盤活存量，預計可減輕企業稅負超過100億元；三是階段性適當降低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企業繳費水平（2-3個百分點和1-2個百分點），並適當降低靈活就業人員、退休延繳人員以及失業人員的職工醫保繳費率；四是對現行12%的企業和個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率適當降低1-2個百分點。預計全年可再減輕企業負擔超過7000億元。

財政缺口怎麼辦？我認為可以適當地擴大一些赤字來解決。可在年初赤字基礎上再追加4000億元赤字，使全年赤字總規模提高至2.78萬億元，使赤字率保持在3%左右；同時將全國一般預算支出提升至21.4萬億元，使之比年初預算提升1.9個百分點。考慮到全年財政有所超收和追加的赤字規模，可以保障減稅後一般預算仍然可以獲得平衡。

考慮到徵管效率提高和繳費基數相對統一，降低社保合規繳費率後，社保預算會暫時性受到一定影響，但總體影響可控。

稅改遵循四個原則

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

李時宇（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新著《中國稅制改革40年》）

在談論減稅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一點，減稅的目標是提高經濟整體運行效率，提高全體國民長期福利，而不是簡單地減少稅收。減稅是一種手段，並不是最終目標。因此，從稅收經濟學角度來講，稅制改革的理論目標之一，往往就是要建立一個對經濟運行扭曲（影響）最小的稅制。一般來說，這樣的稅制應該滿足以下四個特徵：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這也是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里提到的稅制改革應遵循的原則。這四個特徵是中外成功稅制改革的經驗所在，四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因此，當我們談減稅時不能單純地看稅率調高還是調低，而應該在一個整體框架裡面看待稅率的問題。接下來我將順著這個邏輯，對稅制改革進行簡單的歷史回顧和未來展望。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稅制改革，可以把1994年作為分界線，分成前後兩個時期。1994年之前的宏觀經濟背景，是國家財政收入佔比不斷下降，因此，1994年稅制改革和之前的歷次稅制調整，都受制於籌資財政資金約束條件的制約，其目標之一都是要保障財政收入。同時，為應對新的經濟現象而開徵了不少新的稅種，使得1993年的稅種個數達到37個，稅種比較複雜，徵收的漏洞也比較多。總的來看，儘管稅種不斷增加，稅率也較高，但稅基比較零散，徵管力度不足，這樣導致國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依然在不斷下降，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也在不斷下降。

1994年的稅改是一次重要的改革。這次改革在統一稅基，（即簡稅制，寬稅基）和加強徵管（即嚴徵管）方面都採取了很多措施，提高了稅制運行的效率。但是給定當時國家財政收入較低，在具體的稅制設計上，仍然面臨籌資財政資金約束條件的制約，其目標之一也是要增稅，保障財政收入。

1994年稅改以後，中國的稅制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03年-2012年期間，完善稅制改革階段；第二階段，2013年-至今，新時代稅制改革階段。這兩個階段的稅制改革都帶有部分減稅的特徵。宏觀背景上來看，進入新世紀後，中國稅收進入高速增長的時期，稅收佔GDP的比例增不斷上升，從1995年的不到10%到2011年的超過18%。這樣的宏觀背景，為中國稅制改革朝著“低稅率”的方向推進提供了條件。

因此，在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和2012年以來，宏觀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的稅制改革都帶有部分的減稅特徵。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減稅並不是簡單地降低稅率，而是同時在寬稅基、低稅率和嚴徵管上面進行改革。

比如，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流轉稅類和所得稅類都採取了相應的減稅措施，以達到刺激和恢復經濟的目標。流轉稅方面，我國在2009年1月1日開始實現了在全國範圍內的增值稅轉型，全國實行消費型的增值稅。在個人所得稅方面，2007年第二次修正個人所得稅法時將免徵額從1600元提高到2000元。企業所得稅實現了兩法合併，中國居民企業按25%的所得稅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降低了企業所得稅方面的稅收負擔。在嚴徵管方面，金稅工程二期的實行為增值稅轉型提供了技術支持。

隨著GDP增速逐年下降，2012年下降到8%，2013年7.8%，2017年是6.9%，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被提出來，根本目標是要提高社會生產力。在流轉稅類方面，2012-2016年的營改增試點並全國推行。它的減稅效應適應了經濟增速放緩的宏觀經濟環境；另一方面，它的專業化分工效率也有利於企業的創新和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之後，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對部分勞動所得實行綜合徵收，在提高每月基本扣除標準前提下又新增了6項專項附加扣除。這些減稅措施使得在2016年開始稅收佔GDP的比重下降到了18%以下，目前是17.5%。在嚴徵管方面，金稅工程三期的執行，對稅制改革實行信息化支撐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稅制改革的這段歷史很好地反映了稅制改革的四個基本原則。展望中國未來的稅制改革，應當也要遵循上述四個原則。

“減稅的藝術”：

要重視納稅人行為的分析

代志新（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助理教授）

政府的減稅目的之一是促進消費，拉動內需，但是如果很多企業沒有訂單，那就沒有消費，會陷入惡性循環。

減稅不可理所當然的就認為會促進消費。讓我們先看一個美國版的減稅故事，2001年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經濟增長與稅收減免協調法案》，其目的是要刺激日益惡化的經濟。這項稅收減免法案給美國納稅人以退稅形式設定了380億美元的退稅支票，預期人們會花掉這個退稅支票。結果發現很多家庭存起來了。有經濟學家研究發現，對整個經濟體而言，雖然政府花了好幾百億美金，但是刺激經濟的效果並不明顯。這是真實美國版的減稅故事，其經驗教訓中國是不是可以借鑑？

從行為的角度來講，減稅也要考慮“面子工程”，行為經濟學有個基礎的理論，“框架效應”，即相同的內容如果用不同的形式表達出來，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決策結果。減稅可以增加收入，但增加的收入形式不同會直接影響到消費結果。研究表明，如果把減稅描述為一種增益的話，可以更容易促進消費。

減稅的效果，同樣遵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道理。基於行為理論的研究，我提出如下幾點建議：1、減稅要最大程度調動廣大納稅人參與的積極性，如果公眾有參與和表達意見的渠道，則可以提高公眾對政府部門的滿意度，從而提高的納稅人的稅收遵從度；

最後，如何確保減稅落到實處？必須要籌劃在前。我們現在只提減稅，不提徵管。這個關係怎麼平衡？明年的專項扣除實施的話，不可避免會有很多的虛假申報。那麼相關的懲罰措施是什麼？配套措施能不能跟得上？不清楚！因此，我認為配套措施也可以公開地討論，也要充分徵求公眾的意見。宏觀微觀結合才能更好地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宏觀我們有很多的研究和判斷，但是微觀行為層面的研究很缺乏，因此要從微觀層面來研究機制是如何運行的，注重分析企業和消費者對稅收的行為反應。承認異質性的存在，避免簡單粗暴一刀切。政府部門要把稅務數據適度公開，這樣可以提高專家參與的積極性，從而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建設性意見。

應明確減稅的目的、作用和方式

嶽樹民（中國人民大學財經金融學院副院長）

我認為，對於中國的減稅問題，有這麼幾個問題需要考慮。

第一，中國目前持續性減稅的可行性和可能性有多大。這些年來，我們的稅制改革一直是減稅性的。我們應該是結構性的減稅而不是持續性減稅。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但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是降低直接稅的比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及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們國家全面決勝小康社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七大戰略及六大任務的實現，統統需要財政來安排，這些和持續性減稅是什麼樣的關係，它們之間應該怎樣協調。

第二，稅收或稅種的定位問題，稅收政策到底能解決哪些問題，需要在稅收政策解決哪些問題，減稅能解決哪些問題，這要明確。這次個人所得稅改革要明確目標是什麼。

第三，企業難，到底難在哪裡。我們現在一講企業難就減稅，就說稅負重。目前中美貿易摩擦，中國的製造業特別是出口利潤很少，大部分都給了美國。說明我們企業的競爭力太弱，議價能力太差。那麼，減稅可能無法解決企業的難點問題。

第四，我們減稅的目的、對象、作用還不是很明確。減稅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在哪個環節，在哪個點上來減最合理？大家談增值稅比較多，那麼，增值稅到底是不是企業的稅負？我們之前說，增值稅即徵即退，先徵後退。企業的增值稅稅負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到底應該退給誰，如果說增值稅是消費者負擔的，應該退給消費者。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第五，關於稅收法律制度設計的規範和徵管的規範，稅收設計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稅制整個運行中的精確性以及運行中可能出現的漏洞。

制度減稅、徵管增稅、環境重稅

王冬生（智方圓稅務師事務所主管合夥人）

我感覺這幾年稅收熱點持續不斷，稅收成了一種顯學。搞宏觀經濟學的很多老師也開始講稅收問題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而且有很多流行的說法，站在專業角度來看是經不起推敲的。

如何減稅？制度減稅，徵管增稅，環境重稅。制度是減稅的，這點是不能否認的，2008年開始，所得稅不斷減，增值稅不斷減。徵管是增稅的，因為徵管手段加強了，稅務局內部徵管改革了，人情稅、關係稅的空間小了，尤其金稅三期功能非常強大。稅負既是客觀的數據，一算交多少稅，同時也是主觀的感覺。產銷兩旺的時候，他交點稅無所謂，現在經濟遇到困難了，即使交的稅少了，他也感覺到重。這是和環境有關係。

接下來是不是繼續減稅呢？首先，稅收說到底，是社會資源和納稅人、政府之間的一種分配機制。到底是政府多納點還是企業多留點，需要個平衡點。現在經濟發展壓力有點大，尤其是金融去槓桿弄得壓力有點大，財政減點稅是必要的。第二，徵管加強了，漏洞少了，為制度進一步減稅提供財政基礎。第三，稅收是有國際競爭的。如果企業所得稅25%比人家高，增值稅率比人家高，那麼，稅收會成為國際競爭的負面因素。大的跨國公司到哪兒投資呢？所以，稅負應該繼續減。

減主體稅種，即增值稅和所得稅。減稅一定要和稅制完善結合起來。增值稅稅制要進一步完善。把貸款利息直接抵扣，是合適的。因為增值稅的徵收對象是增值額，增值額的組成部分就是工資+利潤，除了人工成本不能抵之外，其他的都應該抵。貸款利息可以抵的話，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增值稅稅率是不是適當降一降，變成兩檔稅率，但這兩檔稅率不能差距太大。16%和10%中間找一個，10%和6%中間找一個，低的往上挪一挪，高的往下降一降，這樣相對合適一點。如果差距太大的話，有可能導致納稅人長期不交稅，低徵高扣，納稅額長期是負數。所以，這兩個稅率差距不能太大的。

稅收有減有增，不是所有的稅都可以減的，把該增的增上來才有利於把該減的減下去。消費稅可以適當增稅。剛才說減稅的藝術，提到“拔鵝毛鵝不叫”，應該做到“拔鵝毛，鵝不但不叫，還感到很光榮，拔得舒服”，到那種程度就行了。

減稅中的四大交織關係

郭慶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原院長，財稅研究所所長）

減稅這個話題在社會上、政界和學術界爭論得有一百多年了，只不過每個國家面臨的各自要解決的問題不一樣。這個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是多方面相互融合在一起的複雜問題。落實減稅政策本身，它其實是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現在的減稅問題還是歷史期間的減稅，尤其在中國，有以下四大關係：1、減稅和減負之間的交織關係。2、減稅政策與稅制改革之間的交織關係。3、企業納稅主體與家庭納稅主體的交織關係。4、政府部門效應與民間部門效應之間的交織關係。

第一，減稅與減負之間的交織關係。大家都在談減稅，也都在質疑，企業稅收負擔重不重，它的感覺是否真實。我們用分數來表示，分子就是企業單位或個人單位向政府交的錢；分母就是行為單位的經濟實力。這是個相對感覺，現在大家感覺稅負重，是因為分母有問題，經濟實力不行了；還是真正的分子，政府強加給你的負擔不行了？分子裡，政府讓你交的錢，強加的負擔可不光有稅，還有費、罰、各種捐助捐贈，到底這個分子裡感覺到的稅收負擔重是真正的稅收還是各種附加費。顯然中國目前整個稅收收入佔財政收入的比例一半，大口徑的財政收入，四本賬，僅僅是一半。所以，不是稅的問題。

第二，減稅政策與稅制改革之間的交織關係。其實減稅是一種政策，是短期的。講到稅制改革，制度改革的變革可是長期的。之前的改革或之後的，我們總是把政策鑲嵌在稅制改革過程當中，也許是一種藝術，是好事兒，但很可能你短期臨時的和長期的制度構想是完全不一樣的。你把兩者混雜在一起，交織在一起，所以才出現這個問題。比如汙染費，現在改為汙染稅，他的負擔一下上去了，過去環保部門徵收汙染費的時候，欠交了很多。依此類推，

第三，企業納稅主體與家庭納稅主體交織關係的問題。我們都說新一輪稅制改革要開始了。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政府想把企業作為納稅主體，改成家庭納稅主體，還是維持現狀。中國現在的稅制大部分是企業納稅主體，誰負擔、是否也轉嫁，至少表面上是企業交的稅。如今的稅制改革想讓家庭作為主要的納稅主體，這也符合了十八大、十九大當中要提高直接稅比重的提法。提高直接稅比重無非就是讓家庭個人多承擔。問題是，我們到沒到這個階段？這裡面有一個度的問題。

第四，政府部門效應與民間部門效應。我們稅制改革要考慮對企業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對政府的影響，不光是支出限制的問題，因為支出約束。企業的問題現在也在討論，比如營改增，說我們2016年減了6400-8400億。若按照8000億增值稅稅負減輕計算，涉及到1600萬家企業，也就一家企業平均4萬多元。今年準備減負達到1萬億，到底能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更不用說剛才專家說的精準問題。從總數來看，對政府的影響可是非常大。

美國是世界都不可模仿的國家，美國財政負擔或宏觀稅負才33%-35%左右，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但美國可以向全世界發債，別的國家學不來。我們也學不了日本，日本也是最低的，但日本大量向國民發債，內債負擔率有200%以上。第三類是歐洲國家，高福利國家，尤其北歐國家，整個宏觀稅負佔GDP的50%，那也不可學。中國人如果那麼高的福利，把14億人都養懶了。

因此，上述三類國家，中國都不要學。中國在新時代根據自己的經驗肯定要走自己的一條路。所以，中國政府的規模還不能影響太小。總之，中國這種行政體制和稅收制度，叫“稅政統一，稅制統一”。中央政府一說減稅，不光減中央政府的稅，連地方政府的也一起減了。比如去年減了9000多億營改增之後，要五五分成，等於給地方政府減4500多億，地方政府本來日子就不好過，這一下地方政府日子就更難過了。而在中國，政策的落地和實施整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沒有地方政府的積極配合與主動作為，什麼事兒都幹不成。因此，稅制改革要處理好這四個交織的非常複雜的關係，要做好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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