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初年由於連年戰爭，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為了穩定社會，鞏固統治，元朝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勸農”和“重農”的政策和措施。這些政策和措施使元朝的農業得到恢復和發展。姚樞曾任元世祖朝大司農，專管農田、水利之事，對農業情況有一定的瞭解。他的這首《賦龍池水》所反映的就是元朝的農業政策及農業生產的某些情況。
元政府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在中央設立“勸農”機構，並建立相應的官員政績考核制度。中統元年（1260），下令各路中通曉農業生產的人充任勸農官。次年，在中央設立勸農司。姚樞任大司農，陳邃、崔斌等八十人任勸農使，分派到各路督察農事。至元七年（1270），在中央改立司農司，左丞相張文謙為司農卿，專門管理農桑水利等事宜。同時又派遣勸農官以及通曉水利之人分赴各地，考察地方官的政績。至元二十五年，在江南設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主管墾荒等事宜。二十九年，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加兩僉員，兼察農事。地方官一般都兼有勸農官的職銜，把“勸農”，發展農業生產作為主要政事來抓。
姚樞
從元太宗窩闊臺經略漢地時起，就已經有了以農業生產發展情況為標準，考察地方官政績的制度。元世祖中統五年，又以戶口增加，田野荒地開闢，詞訟減少，盜賊平息，賦役平均等五件事來考核地方官的政績。以上述標準來考察地方官政績，以此來決定升遷還是罷黜，以督勵農桑為己任。“勸農”形成一時風氣，促進了元初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元政府為了開墾荒蕪的土地，鼓勵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推行了改革田制，招集逃亡，鼓勵墾荒等政策和措施。宋末元初的連年戰爭，使許多農民成為流民，土地變成荒地，元世祖忽必烈改變了農民與農田分離的狀況，鼓勵流民安居、開荒，鼓勵的方法有三種：一是資助。對於墾荒的農民發放衣、糧、牛、種，而且多次打造農具，有的無償分發給貧民，有的定價出售；二是從賦稅制度上，給予墾荒農民優待。凡是新開墾的荒地，三至六年後才開始收取地租；並免除一切雜稅，江南地區，減免私租的規定，永為定例；三是從產權上，鼓勵開荒。元朝規定逃亡農民有權收回原有產業，並規定原主認領田產的年限，過期不認領的土地，願意耕種的可以隨便耕種。
現代勸農文化節
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元朝招募百姓進一步開墾江南荒地，由官府發放田券，這些地田就成為開墾者的永業田。至元十三年、大德二年曾明文規定，豪強地主不得侵佔農民田產，已經侵佔的必須歸還或轉撥給無地百姓。而且還規定，豪強地主不得強佔奴隸、戶計籍。元政府的這些政策措施極大調動了農民開墾荒地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元朝疆域廣大，軍隊龐大，農民軍糧負擔沉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忽必烈實行大規模屯田運動。包括軍屯、民屯、囚屯、降卒屯，遍佈全國，聲勢浩大，成績非凡，有效地解決了軍糧供應問題，又減輕了農民負擔，從而有利於農業發展。至元六年，忽必烈在各路、府、州、縣設備常平倉，平抑物價，為災年儲備物資。規定每社置義倉一處，社長主持，豐年每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者以雜糧代替。北方農民為了生產互助而立“鋤社”組織，元政府加以推廣。
王禎
在“重農”和“勸農”政策推動下，旨在總結農業生產經驗，傳播生產技術的農書，大量湧現。官修的有《農桑輯要》《農桑雜令》等，私人編撰的主要有王禎《農書》，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等。《農桑輯要》為元朝司農司頒佈的綜合性大型農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官修農書。今本《農桑輯要》7卷，全書6萬字，體系完備，規模巨大，所引用典籍繁多，但一律標明出處。書中主要的內容是關於蠶桑，對於苧麻、棉花也極為重視，除了詳述其栽種技術外，還批判了過分強調風土條件的風土說。
《農書》
《農書》王禎著。王禎，山東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曾任旌德（今安徽旌德縣）、永豐（今江西廣豐縣）等縣縣尹。《農書》總計37集，13萬多字，280多幅插圖。全書分為《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農桑衣食撮要》為元代傑出的畏兀兒農學家魯明善所著。全書約一萬五千餘字，按“月令”體裁撰寫，列有農事二百零八條。分為十二個月，每月列舉應操作的農事，範圍極廣，注重實用，適合於一般農家實際應用。這些農書對元代農業恢復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農桑衣食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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