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有一個鴉片戰爭紀念館。在這裡，那個率領英國艦隊攻佔虎門炮臺，打響侵略中國第一槍的英國海軍少將懿律被中國人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高高聳立的是被譽為民族英雄的林則徐、關天培的塑像。
在日本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久裡濱，有一座佩裡公園。這是當年由佩裡率領的“黑船”登陸的地點，這裡也豎立了一座紀念碑：佩裡登陸紀念碑。上有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親筆題字：“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佩裡上陸紀念碑”。在佩裡公園裡，每年都有由民間組織的開國紀念活動，人稱“黑船祭”。在紀念表演活動中，當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態出現。儘管當年佩裡依仗船堅炮利迫使日本簽訂第一份不平等條約，但後世的日本人並不視之為仇敵。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兩個民族對待外來勢力侵入的態度的不同。
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不管你自覺或被動，西方文明的侵入都使中日兩國在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各個方面發生了變化。捱打必然帶來反思，傷痛應該帶來變化。中日兩國都在進行著這種反思和變化。
在中國，反思首先來自封建士大夫階層的有識之士。他們繼承並發展了明清之際講求“經世致用”的學風，反對脫離實際，反對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現實問題，主張向西方學習，倡言改革，以求達到強國禦侮的目的。其思想和主張，代表了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新思潮。這其中以林則徐、魏源、徐繼畲的思想為代表。
林則徐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生於福建侯官（今福建省福州），漢族，字元撫，又字少穆，清朝後期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先後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官至一品，兩次受命為欽差大臣。其因主張嚴禁鴉片、虎門銷煙和堅決抵抗西方的侵略、堅持維護中國主權和民族利益，成為中華民族抵禦外侮過程中湧現出的偉大的民族英雄。其實，這個被譽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清廷大吏，其在赴粵禁菸之前對外部世界也幾乎是一無所知。只是到了廣州之後，為了推動禁菸運動的開展以及反抗英軍挑釁，才開始廣泛收集西方情報、羅致譯員。其間，他根據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主持編譯了《四洲志》，對世界上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沿革、地理概況、民俗風情、政治制度、物產稅餉、宗教信仰、文化教育進行了介紹。其中重點介紹了英、法、美等國的社會風情、政治制度、機械生產、工藝製造、對外貿易等情況。此外，他還主持編譯了《華事夷言》、《滑達爾各國律例》等，成為中國近代最早介紹外國的文獻。林則徐這種“開眼看世界”的行為，在當時的中國並未引起太大反響，饒有趣味的倒是他的這種努力把外國文化介紹到本國的做法得到了西方人的稱讚。同治至光緒年間，英國人在杜莎夫人蠟像館特地為林則徐、鄭淑卿夫婦製作了一組成人蠟像，成為少數可長期展出的名人蠟像，以表示對這位抵抗英國侵略、維護民族尊嚴而又能放開眼睛看世界的歷史偉人的敬意。
在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比較早地去了解世界，被譽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的是魏源。
魏源生於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4月23日，湖南邵陽人。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號良圖，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道光二年（1822）中舉人，二十五年始成進士，官高郵知州，晚年棄官歸隱，潛心佛學，法名承貫。魏源認為論學應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提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變法主張，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總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新思想。他是繼林則徐之後又一位主動了解西方世界的代表人物。鴉片戰爭期間，魏源曾入兩江總督裕謙門下，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並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後見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歸，立志著述。他奮筆寫下了《聖武記》及《道光洋艘徵撫記》，敘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認真分析了戰爭失敗的原因和教訓，憤怒譴責了侵略者犯下的血腥罪行，同時無情鞭撻了清王朝的腐朽。林則徐被革職後，於1841年遣戍途中在鎮江與魏源見面，將其主編的《四洲志》及有關資料交給魏源。魏源遂以此為基礎，廣泛蒐集中外資料，增補整理，於1843年編成《海國圖志》50卷，刊刻行世。後又於1847和1852年兩次增補擴充，及至百卷，88萬字。書的開篇，魏源開宗明義地指出，是書“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這部書囊括了世界地理、歷史、政制、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等廣泛內容，對強國禦侮、匡正時弊，振興國運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主張學習西方製造戰艦、機械等先進技術和選兵、練兵、養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為了捍衛中國的獨立自主，他號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國人能戰勝外國侵略者。他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勿忘“鄂（俄）羅斯併吞西北之野心”。他還提倡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製造與銷售輪船、火器等，使國家富強。他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並在《默觚》中發揮了“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後知，屨之而後艱”的主張，實為近代中國改良思想的前驅。他對清王朝長期昧於世界大事，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封關鎖國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
可惜的是，與林則徐的《四洲志》一樣，《海國圖志》在中國並未引起多大的反應。有人做過這樣的統計：在當時的中國，能夠看懂這本書的人大約只有300萬，可這部書在當時只印了不到1000冊，不是印得少，而是根本沒人買。以至於出版商賠了個底兒掉，因為當時的中國沒有幾個讀書人有興趣看它。
1851年的某天，一艘中國商船在日本長崎港接受入港檢查時，被查出攜有3部《海國圖志》，隨即被當成違禁品予以沒收。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海國圖志》傳入了日本。更出人意料的是，這本書在日本大受歡迎。據《江戶時代日中秘話》記載，《海國圖志》“到了江戶則身價百倍，成為急需的御用之書”。從1854年到1856年，短短數年，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選本就有21個版本，佔同一時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數量的一半；到1859年，同樣一部書的價格漲了近3倍。《海國圖志》在日本迅速暢銷，成為日本官員和學者共同研讀的一部“有用之書”。當時日本著名的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就是利用《海國圖志》提供的世界知識，結合日本實際，提出了維新改革主張，掀開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序幕。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指出：《海國圖志》不僅對中國，對日本“明治維新”也產生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藥”。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更指出：“《海國圖志》之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淨盡，則其在中國歷史上關係不得謂細也。”
但是，坦率地講，徐、魏二人只是在痛定思痛之後，在莫名的思慮中才開始瞭解西方世界。他們對戰敗原因的反思僅僅停留在“夷之長技”上。他們對強國進取所開出的藥方也只是“師夷之長技”，並未從政治制度上有更加深刻的認識。而真正對西方社會有更加完整、更加深刻的瞭解和認識的是繼林則徐、魏源之後的徐繼畲。他的名氣也許沒有前兩位大，但其見識、思想絕不遜於二人。
徐繼畲（1795—1873年），號牧田、松龕，山西五臺人，道光六年（1826）中進士，廷試第一，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從1836年放任廣西潯州知府開始，先後在廣西、福建任職。最後官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利用在東南沿海任職之便利，廣收資料、刪繁就簡、五閱寒暑、十易其稿，撰成《瀛寰志略》凡十卷，約14.5萬言。全書以圖為綱，系統地介紹了當時世界上近80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位置、歷史變遷、經濟文化、風土人情。內容豐富，敘述完備。特別應該提到的是，他在書中對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了富有意義的的介紹和評論。他在該書卷七“英吉利三島”中論及英國議會制度時有這樣的記載和論述：
國有公會所，內分二所，一曰爵房，一曰紳房……國有大事，王諭相，相告爵房，聚眾公議，參以條例，決其可否，復轉告鄉紳房，鄉紳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議，可行則上之相而聞於王，否則報罷。
在卷九“米利堅合眾國”一節中，他對美國“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民主和總統選舉制進行了介紹，並熱烈稱讚了創立了美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華盛頓：
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為“泰西古今人物之首”。
他稱讚美國“幅員萬里，不論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諸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讚譽之情，溢於言表。這在當時封建專制的政治環境中是頗有膽識的。
但是，鴉片戰爭的失敗也只是喚醒了幾個中國官僚階層的知識分子，他們在芸芸眾生中所發出的聲音是那麼微弱、渺小。以道光皇帝為代表的最高封建統治者根本沒有正視現實，他們認為中國只是偶敗，其天朝大國的地位不可動搖。官員們還沉湎於醉生夢死的享樂當中。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或埋頭於孔孟之書，或奔走於科舉之間。而佔這個國家人口大多數，長年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為餬口而奔波勞作的黎民百姓，並未對東南沿海發生的那點事，產生多大的震動。
中國人眯著雙眼，向這個世界瞄了一下，繼續做著他們的夢……
1854年（日本安正元年），佩裡艦隊第二次來日本時，軍艦停泊在江戶灣浦賀外的海面上。一天深夜，一個叫吉田松陰的日本青年和他的同伴金子重輔爬上了美國軍艦。他們提出了一個要求，想跟隨美國軍艦到美國去看一看。他們懷著對西方文明的無比嚮往，冒死做出了這個驚人之舉。此時的美國剛剛和日本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當然不會因為這兩個冒失的青年得罪幕府當局。於是，吉田二人被送回了陸地。上岸後的吉田隨即向當局自首，被關進了大牢。
吉田松陰，本名吉田寅次郎，出生於長州藩一個藩士家庭。自幼鑽研兵法，懷有強國之志。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的消息給予吉田極大震撼，那個讓日本人常懷有敬畏之心的中國，卻被遠道而來的西夷用堅船利炮擊敗，這對日本人來講是不可思議的。吉田由此對自己所學的傳統兵法產生懷疑。西洋人既然能靠堅船利炮打敗中國，日本將靠什麼抵禦入侵呢？吉田於是拋開自己的學業，前往九州島，拜入日本當時著名的思想家、西學鼻祖佐久間象山門下，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洋文化。偷渡事件後，吉田在獄中寫下了著名的《幽囚錄》。此時，還有一件事對他衝擊較大，就是和他一起偷渡的金子重輔死在獄中。因為金子重輔是地位低下的武士，關在低等牢房，受到獄卒的虐待，而吉田松陰地位較高，得以保命。而這種牢房等級制度恰恰是幕府制定的國民等級制度的體現。吉田認識到，要讓自己好友的悲劇不再重演，就要打破這種殺人的制度。出獄後，他在長州辦起了私立學校——吉田塾。後來，從這所學校中，走出了一批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風雲人物：木戶孝允、高山晉作、伊藤博文、久坂玄瑞、山縣有朋等。
當時的日本在面對西方“叩門”之聲中，分為攘夷派和開國派，雙方的爭論和交鋒遠不止朝堂上的唇槍舌劍。攘夷派甚至在一段時間專門組織了針對開國派代表人物的暗殺活動，名曰“天誅”。
日本與美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後不久的一個夜晚，一個叫坂本龍馬的刺客，懷著殺光日奸的信念，來到開國派代表人物勝海舟的客舍，準備以“天誅”的名義送他上路。面對著即將落下的屠刀，勝海舟微微一笑，他請刺客先坐下。“聽我說完，再殺我也不遲。”於是，有了以下一段精彩的對話：
勝海舟問：“勇士為什麼要殺我？”
“因為你主張開國，讓西洋人進來。”坂本答道。
“那眼下的日本該怎麼辦呢？”
“合力攘夷，把所有的外國人都趕出去。”
“攘夷，你有多大的勝算？”
坂本沉默了。他清楚地知道日本就是因為抵不住美國的大炮，才答應簽約的。對此，他只得反問：“那麼，您認為如何是好呢？”
“要想達到攘夷的目的，除了要把他們趕出去，重要的是不讓他們再進來。”
對此，坂本深表認同。“如何才能做到不讓他們再進來呢？”
“西夷是從海上來的，所以我們要加強海防。”勝海舟不慌不忙地說道，“所以，我們首先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你知道嗎？西洋人的軍艦從大阪開到兵庫只要一頓飯的工夫。”
接著，勝海舟給坂本龍馬詳細講解了各國海軍狀況，世界形勢。此時的坂本已經聽入了迷，完全忘記了自己的使命。
勝海舟進一步說道：“在這個國家，現在有兩種人，一種人希望完全對外封閉，保留原有的一切，拘泥於傳統的外殼；而另一種人則主張完全西化。我們真正要走的，是第三條路，那就是儘快打開國門，儘可能地吸收他國的先進技術知識，積蓄國力。等我們能以均等的實力和列強較量時，再和他們好好打上一仗，把他們徹底趕出去，這才是真正的攘夷！不是嗎？”
坂本折服了，他扔掉手中的屠刀，拜倒在勝海舟門下。以後，坂本成了日本明治維新的中堅分子，提出了著名的“船中八策”，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一。
開國之後，日本湧現出一批有識之士，他們對日本未來的思考，較之中國的林則徐、魏源等人要深刻。加之他們中的很多來自於中下層，對日本幕府時期的黑暗、落後有更深切地體會，所以他們在思考開國的同時也在思考著政治上的變革。他們對國家關係的認識以及對人性理念的思考則比我們更進一步。
請看被譽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是怎樣告誡日本和看待中國的：
我們日本是遠處亞洲東部的一個島國，自古不與外國交接，僅憑本國物產自給衣食，也並沒有感到不足。自從嘉永年間美國人來日以後才開始對外交易，一直演變到今天這種情況。開禁後議論紛紜，其中有人叫囂鎖國攘夷，但所見異常狹隘有如俗語所謂井底之蛙，其議論是不足取的。日本和西洋各國都存在於同一天地之間，被同一太陽所照耀，觀同一月亮，有著共同的海洋和空氣，要是人民情投意合，將彼此多餘的物資相互交換，並進行文化交流，就不會發生恥辱和矜持的感覺，而能同獲便利，共謀幸福，並本著天理人情互相友好。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對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背離人道，對英美軍艦也不應有所畏懼……至於像中國人那樣，覺得除本國之外似乎沒有別國存在，一見外國人就呼為夷狄，把他們看做四隻腳的牲畜，賤視他們、厭惡他們，結果反為夷狄所窘。這種情況實在是不懂國家本分之故，如就個人來說，就是未能理解天賦的自由，而陷入恣情放蕩的狀態了。
——福澤諭吉《勸學篇》①
福澤諭吉，這個被日本人當作偶像印在萬元大鈔上的傳奇式人物，這個提出“脫亞入歐”，引領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思想家，這個在日本辦起了第一份報紙、第一所大學的啟蒙者，這個主張弱肉強食，鼓動日本政府發動吞朝侵華戰爭的狂人，在當時而言，代表日本人在思想認識上比我們先行一步。
日本人真的醒了，他們真正認清了自己，也認清了別人。他們要“師”的不僅是“夷之長技”，他們還要打破現有制度，實行一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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