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拾遗（ID：shiyi201633）
“年轻的时候，每件事情你都想明白，因为老觉得，有些事情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后来等老了才发现，那慌张就是青春。你不慌张了，青春就没了。”
——高晓松
1
呱呱坠地
1969年冬，一个名叫高晓松的孩子，在北京清华园一个高知家庭呱呱坠地了。
他们家真可谓群星闪耀：外公张维：深圳大学创办者、两院院士。外婆陆士嘉：著名流体力学家、教育家。舅舅张克潜：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主任。舅公施今墨：民国四大名医之一。母亲张克群：著名建筑学家和教育家。父亲高立人：清华大学教授。
高晓松说：“硕士在我们家基本等同于文盲。”
从小在清华大院长大的高晓松，在求知上可真是占尽天时地利，“小时候我遇到什么问题，家里人就写一张字条，说你去问谁谁谁。”
这些谁谁谁，很多都是中国头把交椅。“随便踹开一家的门，进去聊会天就很长知识，梁思成林徽因就住我家前面的院子。”
▲ 高晓松和妹妹高晓江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高晓松，等于在脑门刻了两字：学霸。
他中学读的是北京最牛的北京四中，且是A1班——成绩前50名的尖子班。高三下学期，他获得了保送浙大的名额。
高晓松窃喜不已，他喜欢江南，“那里山清水秀，美女如云。”
结果没高兴几天就被爸妈发现了：“你怎么不复习啊？准考证也没有？”他瞒不住了，只好实话实说。
然后，爸妈给了他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你必须自己打工上浙大。第二个：听我们的，考清华，我们养你。
“根本就是伪民主，我怎么养自己啊，那时不像现在可以随便打工。”
不得已，高晓松只好考了清华，以超线60多分的成绩进了电子工程系。系主任嘛，就是他舅舅。
爸妈已替高晓松规划好了人生蓝图：“读完清华，就到国外留学读博，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学者或科学家。”
打小，爸妈就培养他学习琴棋书画，想让他成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琴棋书画，我娘既当师父又当师娘，手把手嘴把嘴教我这些‘雕虫小技，以备我人生不如意时用以解忧。”
哪知生活常常事与愿违，高晓松没爱上科学，倒爱上了琴棋书画。
别看他家是高知，但生活依然很艰苦，为贴补家用，妈妈油印乐谱，让高晓松拿出去卖：”不管卖多少，只收两毛，剩的归你。“高晓松用攒下的钱，买了第一把吉他。
那时，妈妈教育晓松时喜欢说一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你要觉得眼前这点苟且就是你的人生，那你这一生就完了。”
这句话像钉子般镌刻在晓松脑海里。
只是妈妈万万没想到——儿子的诗和远方，不是成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而是成为一个懂点科学知识的艺术家。
高晓松抱着那把吉他，开始了浅吟低唱。
2
浅唱低吟
1988年，高晓松上了大一。念了两月后，实在觉得没意思。“我不喜欢数理化，我爱音乐。”
他提出组建乐队，爸妈不让。一家子科学家怎能允许子女成为艺人呢？
妈妈说：“你敢拿把琴就走吗？” 晓松答：“我敢。”
妈妈立马过去搜身，把钱搜光。“我给你买张火车票去天津，如果你能在天津坚持一周回来，乐队的预算我们立马就拨给你，如果坚持不下来，就乖乖念书。”
高晓松抱着吉他就去了天津。第一天，他坐在天桥弹琴，一天下来要到了5毛钱，花4毛7买了盒烟，就没钱吃饭了。第二天，他饿着肚子去天津大学卖唱。“结果被当成流氓，让学校保卫处抓了起来。”
保卫处要没收高晓松的吉他，这可是他的命，他一下急了：“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最后，表哥去把他接回了家。打赌失败，他只好回清华念书。
念书也不正经，整天想着乐队。
他从北京各高校东拉西凑，找来蒋涛、戴涛、赵伟、老狼等人，就这样组建起了“青铜器”乐队。
没有经费，乐器超级烂：“吉他和贝斯不超过一百块钱，没有鼓槌，就用刷子把替代，音箱是用电子管收音机改装的。”
几个人就带着这堆破烂玩意，坐在清华礼堂旁边那片大草坪上，对着夕阳、对着啤酒、对着女生，把过剩的青春荷尔蒙化成纵情嘶吼。
那时，大家根本没想过出人头地，“写歌就是写着玩，下酒用或唱给姑娘听。”
唱着唱着，青铜器竟有了一点小名。1990年暑假，海南一歌厅竟发来邀请：“希望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开始大家很兴奋，但兴奋后多选择了退缩。只有高晓松和老狼不顾一切踏上了旅途。
“我们的音乐在海南缺乏群众基础，又坚持不唱粤语流行歌，几天后就被歌厅老板炒了鱿鱼。”
这几天找的钱只够一人回北京，高晓松当即对老狼说：“你先走。”因为老狼必须赶在开学前回去上课。
老狼走后，他摸出剩下的钱计算：“顶多能买一张去厦门的火车票。”于是他背着吉他，就去了厦门。
他决心已定——不回清华念那个书了。后来，类似决定也成了他一生奉行的生活原则：“每当生活里不知道想要什么时，就先想想自己不想要什么。上清华，再去国外读博，然后成为科学家，这不是我想要的的生活，所以我决定退学。”至于“想要什么”，去路上找吧！
后来很多人说：“你这辈子真走运。”
高晓松说：“我走运是因为我知道放弃。”
3
流浪厦大
清华开学了，高晓松却还在厦门，天高皇帝远，爸妈也管不着了。
那天，大雨，滂沱，许多卖伞的，但高晓松囊中空空。四处避雨的他，竟避进了厦大女生宿舍。
他在《如丧》里这样记叙说：随手敲开一扇门，穿着碎花小睡衣的姑娘，打开门看见一长发黑瘦落汤鸭站在门口滴水，不禁“啊”了一声，立即有5颗美头从床上浮起：
女：“你有什么事？”
晓松：“来避避雨。”
女：“你是干什么的？”
晓松：“我，我，我是个流浪的，艺人。”
“你是流浪歌手！”随着一声惊呼，众女齐刷刷从床上坐起身，露出各色碎花小睡衣以及兴奋的眼神：“快进来！”“吃饭了吗？” “你从哪来？” “用什么乐器呀？”
凭着一把吉他、几句浪漫的诗话，高晓松收服了一屋子青春少女心。由此受到了箪食壶浆的待遇——酒精炉煮的巨香的粥。姑娘们还怕不够香又往里放了些桂花。
于是他扎根厦门，成了音乐流浪者。
高晓松在《如丧》里感慨：“厦大女生竟然有与法国伯爵夫人们共同的爱好——供养青年艺术家并与之恋爱！”
没多久，他就和厦大一妹妹热恋了。“拉着手在夜凉如水的东边社幽深小巷里，接了10分钟41摄氏度的吻。”
在那个“摇滚才是音乐”的疯狂年代，不合时宜的高晓松在爱情滋润下，却写出了一首首骚柔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麦克》《流浪歌手的情人》等歌皆出于此。
多年后，高晓松在书里这样怀念：“厦门大学早已变了模样。曾经学校门口的小吃摊不见了，那是我多么留恋的味道，记忆中那些小吃比现在任何珍馐都美味。曾经蜗居过的小村子也高楼林立，失去了我记忆中的容貌，那是我多么魂牵梦绕的地方。虽然生活条件不好，但是因为有了那么多和我一样有梦想的人，所以虽是寒舍但也有温暖。”
那段日子无比狼狈，但后来却成了他一想起就会热泪盈眶的“闪亮青春”。
他也在书里感谢那位厦大姑娘：“谢谢你，X，你教了我许多许多，尤其是，你要我堂堂正正做一个男人，但愿老生没辜负你最初的期望。”
4
热血又惆怅
在厦门流浪大半年后，靠音乐难以求生的他还是回了北京。回到北京，高晓松也没回清华，转头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
音乐走不通，那就去拍电影，这一考，就考了一个最高分。但最后，还是没有被录取。
多年后，北影导师谢飞说：“那时的教授觉得导演不需要硕士学位，就一个也没录取。”
高晓松只好进亚洲电视艺术中心做了实习编导，干了几个月后，他和三个电影学院学生，被派去成都拍一个糖烟酒交易会纪录片。
一天晚上，在卡拉OK厅，他们碰到一家葡萄酒厂的人正筹划拍广告，高晓松灵感上头，胡编了一句：“想活九十九，常饮××葡萄酒。”
厂长一听：“这个好，给我拍吧！”
高晓松一咬牙说：“八千。”
厂长一挥手：“给你一万六，拍两个！”
那时，公务员月薪才72元，而他们两个广告就赚了一万四。尝到甜头的高晓松，立马开了一公司，闯进了刚刚起步的中国广告圈。两年里，他大发横财。
他买了一辆车，名字叫做林肯。又花三万块钱买了一个大哥大，再花三千五在大哥大上吊一BP机，还给BP机上了一个特别贵的呼号。
然后整天带着这身行头四处招摇，俗得就像刚从山区出来的暴发户。他膨胀他张扬，但活得青春热血。
1993年，香港大地唱片公司落户北京。高晓松被一朋友推荐给了大地黄小茂，在黄小茂鼓动下，高晓松加盟了大地。
然后以很低的价格，把《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歌卖给了大地，条件只有一个：我的歌必须老狼来唱。
这些歌，被黄小茂录入专辑《校园民谣》。在唱片发行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高晓松和老狼都没意识到自己火了。
一天，他俩去北京工体看球赛，突然发现周围观众都不看球了，而是盯着老狼看，然后蜂拥上来求签名。
接着，各种演出邀请也蜂拥而至，老狼妈妈是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团长，开始在家里接到邀请电话还不信：“就老狼那样还能唱歌？”一个月后，她接电话时就变了口气：“我们家老狼三千块钱可不行。”
再接着，晓松和老狼开始频频出席颁奖典礼。“把那一年的音乐一等奖全都拿了。”
很快，两人就膨胀得一塌糊涂：“颁奖，如果是第二，就不去。”
1995年，膨胀的两人终于产生了分歧。老狼觉得校园民谣没意思，想转型玩摇滚，但高晓松始终坚定要做骚柔的校园民谣。
两人就互相烦对方，见面就吵，录《恋恋风尘》时，两人彻底闹翻了。
高晓松说：“鄙视这种民谣音乐，那你永远别唱《同桌的你》，连老狼的名字都别叫，就叫王阳！”
老狼也热血上头：“反正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我都还给你。”
两人掀桌子、砸椅子，决绝而去。好得穿一条裤子的哥们从此一拍两散，决绝而伤感，但这就是惆怅的青春。
1995年，好友宋柯美国留学归来。高晓松跑去他家叙旧，看他带回来一堆唱片和一把电吉他，就乘势撺掇：“咱们开个唱片公司吧！”于是，两人就创办了麦田音乐。
麦田成立后，只发了3张专辑。高晓松的《青春无悔》，朴树的《我去2000年》，叶蓓的《纯真年代》。
这三张专辑，虽然都红极一时。但因为盗版蜂起，都没赚到钱。
那段时间，麦田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唱片已死。”高晓松心灰意冷了。
于是他背起行囊，开始了周游世界。“哪怕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也没关系。”
“大概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了，到一个地方就买一辆车，玩一段时间就卖了，再去下一个地方。”旅途中碰上一堆人，很快成为朋友，然后喝酒，然后下了火车各自离去。
没钱了，就跟着某一乐队四处卖艺，到荷兰，到丹麦，到西班牙……去看温哥华层层叠叠的岛与水，去看斯德哥尔摩海湾的落日熔金，去看沙漠草原上壮阔的月朗星稀……
两年壮游，让他见识了世界之大；两年壮游，也开阔了他的心胸格局。
后来，他在《晓说》里感慨：“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远方。行万里路，才能回到内心深处。”
世界变了，你没有变，因你缺乏壮游。
世界没变，你变了，通常在壮游之后。
归来，晓松陪澳洲乐队到酒吧玩，正好撞见了几年没有说话的老狼。
澳洲乐队问：“你以前组过乐队吗？”
晓松答：“做过，有个主唱很好，我们一起成名，后来因为一些事情闹掰了。”
澳洲乐队感叹：“太遗憾了！”
晓松端起酒杯，走向老狼；老狼站起来，也端起酒杯。咔嚓一碰间，彼此都红了眼睛。
后来，两人在录音棚录《青春无悔》：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你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青春依旧的歌。唱着唱着，老狼就哭了。
晓松问：“怎么了？”
老狼哽咽说：“想起了以前的很多很多事情……”
两个人在黑着灯的录音棚里，通过麦克风谈起那些历历往事，青春的感念和兄弟的情义，刹那间尽漫心头。
青春无悔来自黄埔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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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狼说：“你每天大手大脚，哪天没人养你了，我养你。”后来，晓松落难狼狈时，老狼送来了十万块钱。这就是兄弟。
2016年，老狼参加《我是歌手》决赛，晓松来帮唱，从不烫头的他竟烫了头。这就是兄弟。
什么是兄弟？就是一起做过很多傻逼的事情的人。如果你年轻时没和别人一起做过很多傻逼事，年长时就换不来老狼高晓松一样傻逼的兄弟。
最好的兄弟，都是从路上找来的。而且，我们越是年长就越会懂得：再多各自牛逼的日子，也比不上那些一起傻逼的岁月。
6
勇敢而随遇而安
1999年7月，驾车闲逛的高晓松，在对外经贸大学门口撞见了沈欢，立如五雷轰顶，全身一震。第二天，他求哥们介绍认识了沈欢。
沈欢，又白又漂亮，但和高晓松一样“疯颠”，因而被称为“女高晓松”。两人一见面，立马就对上了眼。才恋了三天，晓松就觉得找到了一辈子想找的那个人。
他对沈欢说：“我们结婚吧。”沈欢心欢喜，但有些迟疑，高晓松拿起烟蒂就往手腕上杵。
知名乐评人李皖在博客里这样写道：“有次我们一起吃饭，旁边坐着记者，高晓松一手抱着欢子，一手给我看他腕上的伤，几枚灰蓝色的印痕，清楚刺激。这些印痕是高晓松向欢子求婚时，用烟蒂一次一次烫上去的。烫到第三次时，欢子同意了。”
这种求爱方式又俗又痞，但青春热血。
两个“疯癫”的人在一起的生活就像过山车，一会儿蹦到峰顶，一会儿又跌入谷底。
2001年，两人婚姻终于走到尽头。原本想好一辈子就这么生活了，没想到最终却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后来，高晓松回忆这段感情时，用了“基础性的崩溃”一词。他投入太多，也伤得很重。
于是他又上路了——又去寻找他的诗和远方。他说：“别叫我诗人，叫我游子吧！”
身体或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最终，他在美国洛杉矶定居下来，因为这里有个地方叫“好莱坞”，他想在这里找回他曾经走失的导演梦。
他开启了疯狂的学习模式。疯狂给各大制片厂写剧本，疯狂学习好莱坞电影制作理念，疯狂练习如何在半小时内讲完一个好故事，疯狂学习历史典籍和人文风情。
喜欢青楼文化，看到哪本书写点相关内容就抄下来。喜欢历史，就连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都要去找出来……
那些日子，他过得非常清苦。积蓄，也花得一干二净；车子，也早已经抵押；困难时，连饭也吃不上了，就靠朋友们周济一点过日子。
“虽然没钱，但是心气儿在，我宁可把车抵了也不出去满街刨活儿，也不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为了心中的诗和远方，他拼尽全力。
十年后，晓松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歌后，很多人说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家庭出身好，你有钱，当然可以这么说。”
但情况其实刚好相反，晓松每每追求“诗和远方”的时候，都是他很穷、家里也帮不上的时候。
什么是诗和远方？大冬天吃火锅，吃得脸颊冒汗，不是诗和远方。但你身上只有50块，还带女友去吃火锅，把冰冷圣诞夜过得心满意足，这是诗和远方。
买了房子，到宜家选家具，不是诗和远方。你租了一个破房，却买回藤蔓盆栽细细装饰，露出几分雅致，这是诗和远方。
听后摇、爵士，不是诗和远方。但你加班到深夜回家，还要取出淘到的碟，听几首后摇，偷几分钟闲适，这是诗和远方。
几年后，他终于通过面试，开始为好莱坞一家公司工作。
也许是运气好，也许是缘分，在洛杉矶，他遇见了留学生徐粲金，又开始了一段浪漫销魂的爱情。
相恋一段时间后，他俩去迪斯尼玩。那天雨下得特别特别大，过山车正疯狂转着圈时，高晓松突然喊了一句：“嫁给我吧。”
她说：“好啊。”
高晓松没听清，再问：“行吗？”
她大声说：“好好好！”当晚，两人就直奔市政厅去领证。
没想到美国结婚，还需要证婚人。两人站在门口，愁眉不展，哪知又来了一对结婚的，也没证婚人。“于是我们就互相证婚，把证领了。”
高晓松的爱情，就是这么浪漫热血。
他和很多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勇敢而随遇而安。
这一点，特别像刘若英：“永远使出浑身力气去爱，从不给自己留后路。其实不存在什么失败，相爱时有过的真诚、幸福、甜蜜，并不会因为最终没走到一起而被抹杀。世界上只存在真诚或者不真诚的恋情，而不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恋情。”
特喜欢高晓松写的这首《如果有来生》：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
喜欢歌里传达的那种随遇而安的达观，这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以顺其自然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7
生活需要慢下来
2010年，高晓松接到一大活，被公司安排去导演电影《大武生》。
2011年5月9日，高晓松从美国赶回来，参加电影宣传活动，36小时没睡觉的他，“就像傻逼似的喝了一堆酒，叫代驾，结果傻逼代驾没来，我时差上来了，就傻逼啦嗒开着车走了。”路上又醉又困，结果造成四车追尾。
法庭上，律师提出减刑要求。“血液化验单上3个签字的人都没有检验师执照。”这是一个很强的理由。但被高晓松拒绝了：“有没有执照我也喝醉了。”他拒绝减刑，只想彻底反省。
“这么多年没有好好反省了，脑子里的东西一直在咕嘟着，没关过火，脑浆咕嘟了二十多年，现在找个地方关火晾凉，我觉得特别好。”
“我确实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些事情静静地梳理过。”最终，他被判刑拘半年。
没想到人人避之不及的看守所，也被高晓松活成了“诗和远方”。
“那半年没有网，也没有手机。只有特别高的房顶，有六七米，那个灯，24小时永远不关。”那半年，他和就关在这样一个房子里，外面的世界，被浓缩成铁门上的一窟窿。
没有手机捆绑，便只好时常发呆，在发呆中，他明白了很多事情。
比如珍惜自由。“人人都想出去走两步，哪怕去倒垃圾，擦个地，去小卖部扛扛东西，大家都争着去。”
比如珍惜真情。“在里面，富商、干部、黑社会大哥、赌场老板、组织卖淫的，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定期来看你。”
比如珍惜发呆。“我发现越思考越狭隘，越发呆越辽阔，一思考就绕进去，特别容易钻牛角尖。而一发呆就能明白很多事情。”
比如明白理想和欲望之别。“在狱中，一开门就两馒头，偶尔能吃上一鸡蛋，就觉得特别幸福。”就明白了幸福不需要那么多物质，有理想才美。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
比如明白了生活应该慢下来。 “看不见天，只能听雨。下雨的时候，就凝神细听高墙外的雨声，听着听着，就感觉突然回到了唐宋生活。”
就明白了生活需要慢下来，“人不能一直奋斗，那会失掉很多有趣的东西。”
想明白这些后，他把看守所变成了诗意之地。用一个矿泉水瓶制作“漏水时钟”，找一根笔芯翻译马尔克斯的经典小说，教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写关于青春的诗……
“坐牢那半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8
生活得有意思
出狱后，他有了新的诗和远方——“我确定要做一个知识分子。”
于是他参与制作了三档综艺：《晓说》《晓松奇谈》《奇葩说》，这三档节目，都火得一塌糊涂。
“在互联网这样一个新的大航海时代，各位公子都去为了理想和梦想奋斗，因为你要去横枪跃马征服世界，所以你没空读闲书，我来替大家读书。你朝九晚五，你996，你没空聊天，我来替大家聊天。我让大家工作之余过得更有趣一点。”高晓松就这样踏上了新征程。
为此，他还和几位朋友开了一个免费“雜書舘”，并出任馆长。
他为雜書舘开馆作序时说：以史为鉴，无非再添几分偏见；以梦为马，最终去了别家后院。不如大雪之后，清茗一杯，杂志两卷，闻见时光掠过土地与生民，不绝如缕。以梦为马，诗酒趁年华。
郑钧谈高晓松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些艺术家被抓进精神病院，成了精神病；有些精神病人从精神病院逃出来，成为艺术家，你就是那后者，你的生活就像行为艺术。”
这句话说得很经典很到位，高晓松的生活的确像极了行为艺术。这正是他的追求：生活得有意思。
而这正是拾遗花这么多笔墨写高晓松的因由，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活得太没意思了。
学者萧功秦和一位留美朋友，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发现一个问题：“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中国人喜欢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享受，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享受方面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欧美人，也有不少关心物质生活，但是更多的人一生都在追求“活得有意思”。
“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物质享受方面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亿万富翁，但生活依然非常朴素。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物质生活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他们只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思。”
而我们中国人则把生活过成了竞技场，一个个都在忙着追求“标配人生”：房，车，存款，婚姻，孩子……“我要在×年内有房有车。” “我要在×年内结婚生子。” “我要在×年内当上部门主管。” 都忙着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一旦在认定时间段完不成目标，就会深深焦虑。焦虑的我们似乎忘记了一点：当人生只剩下标配，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把人生过成标准答案，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人这一辈子，活得有意思比活成标配重要得多。
就如蔡澜所说：“活得不快乐，长寿有什么意思？”所以趁我们还未老，赶紧去——做一些最有意思的事情，去一些最有意思的地方，交一些最有意思的朋友，爱一个最有意思的恋人，因为，我们真的会死去很久。
高晓松至今没有买房，当然，这不是因为没钱。“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财产困住。”
他觉得租房子住也很好，今儿看到这个就住这儿了，明儿看到那个就住那儿了，一买房，整个生活结构和生活节奏就被破坏了。
“我妈说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生活还有诗和远方。谁要觉得你眼前这点苟且就是你的人生，那你这一生就完了。”越是年长，高晓松越深信妈妈这句话。
安全感真的来源于一套房子吗？从来不是。真正的安全感，是找到自己的精神维度，从而免于灵魂的漂泊。
当然，拾遗君不是倡导大家不买房，只是提醒大家不要成为橡皮人：没有梦想、丢失痛觉、不知趣味，就像一件行尸走肉、没有血肉的生活工艺品。
高晓松有高晓松的“诗和远方”，你也应该拥有你的“诗和远方”。
生活本身是没有色彩的，你将它涂成灰白，它就赠予你冷清淡漠，你赋予它彩虹，它就还你一根甜甜棒棒糖。在日复一日的鸡毛蒜皮中，我们或许忘了自己原本还拥有变出玫瑰花的魔力。
无论你将来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先从遇到自己开始。你不将就生活时，生活才会厚爱于你。
特别喜欢《欢乐颂》里那句台词：“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
但愿我们都有那样一天，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让过去所有狼狈与伤痕，都变成不辜负自己的勋章。
等到那一天，我们才敢说“不负此生”。
一如高晓松所言：等我把所有喜欢的事情都做了，才能勇敢数着日子，等着永逝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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