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王光英同志，原籍天津，1919年8月出生于北京。少时在北平志成中学读书，1938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后，历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1956年后，历任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河北省委会主委、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河北省副主委、天津市主委。1979年至1982年，历任民建中央副主委、天津市委会主委，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1982年，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委。1983年至1993年，历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1993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曾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等职务。
王光英同志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早在青年时代，他秉承“实业救国”理念，以技术入股形式与友人创办天津近代化学厂，开始步入商界，后出资创办天津利生针织厂。1954年7月1日，他带头对近代化学厂进行公私合营，为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表率和促进作用。1955年10月，毛泽东同志邀请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他积极表态，带头投身社会主义改造热潮。改革开放后，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担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期间，充分发挥懂经济和外贸的特长，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发展天津对外经贸联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他是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的创始人。1983年，他受国家委托在香港创办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前身〕。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总部设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掌舵者，他制定了“扎根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经营方针，联系引进了大量资金和关键技术，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杰出领导人。他1950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多年担任民建中央和地方领导职务。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身心投入多党合作事业，认真履行职责，为民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广大民建会员的支持和信赖。他从事工商联工作50余年，对工商联事业充满感情。1950年，作为天津市工商联的首任秘书长，他具体策划、组织了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反美爱国示威大游行，号召天津工商界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坚决拥护支持抗美援朝，毛泽东同志对此亲拟电文予以嘉勉。在担任全国工商联领导期间，他带领全国工商联广大会员认真履行职责，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全国工商联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负责工商联吸收新会员试点工作中，他按照自觉自愿、因地制宜和各有侧重的原则，积极探索壮大会员队伍的新途径，推动工商联建立地方组织，形成全国性组织网络。为推动开展以扶贫开发为重点的“光彩事业”，他组织全国工商联积极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项目投资为中心，多种方式并举，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强东西部地区协作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积极协调下，全国工商联多次组织会员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到欧洲、美国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商务考察、业务访问。1992年，在他的积极促成下，中华工商时报社成功访问台湾，在海峡两岸产生了良好反响。他还经常勉励年轻的民营企业家，一定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努力开拓自己的事业，多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他一生为工商联的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深受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受革命家庭的影响，曾冒着极大风险陪同母亲董洁如帮助中共地下组织传送情报，掩护地下工作者。抗日战争后期，他兴办民族工业，向解放区低价出售大量军用物资和医疗用品，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及时向刘少奇同志反映了天津工商业者因不了解政策纷纷关厂关店致工人大量失业的情况。中共中央高度重枧，委托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指导工作，及时稳定了社会情绪，恢复了工商界的生产信心。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真诚实践“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诺言，被周恩来同志誉为“红色资本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严重冲击，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雷厉风行、夜以继日地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恢复和整顿天津商业一条街，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在半个多世纪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历程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始终不渝，同几代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中国共产党信赖的挚友和诤友。
王光英、王光美名字的由来
1919年，王光英出生在北京西城旧刑部街的一座院落，“光”字辈的兄弟姐妹共11人（王光英排行第6），其中有两位在全国家喻户晓，一位是王光英，另一位是他的妹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1918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后，王光英的父亲王槐青入阁任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过农商总长。由于王槐青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又主管中国的经济，因而在北京政府时期，王槐青曾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人们很难设想，王光英、王光美这对兄妹的名字，竟会与那两次会议有关。有一次，王光美同人谈到她和王光英兄妹二人名字的由来。她说：“光英是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正在英国伦敦，接到家中发去的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此时正值伦敦大本钟钟声传来，我父亲抬头看到英国国会大厦塔楼，触景生情，就给儿子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
做父亲的无论如何难以料想到那两次触景生情，日后会给这对儿女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十年浩劫，造反派把这两个名字说成一个是“光照英国”，另一个是“光照美国”，而英美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做父亲的梦想子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把军需物资和药品送往解放区
1942年，王光英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留校当助教。一年后的1943年，有人要创办化学厂，请王光英以技术入股做股东，就这样，他成为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彼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后时期，王光英冒着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军需物资和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的解放区，这些军需物资也包括他自己的化学厂生产的可以用来制造导火索的物品。
1944年，25岁的王光英试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青染料（在天津，行业中叫做黑电粒）。于是，天津一些染料商和颜料庄，纷纷前来订货。王光英起先只以为这是物以稀为贵，商人是为了有利可图，才趋之若鹜的，后来才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
自从天津的染料字号纷纷订货后，王光英很快发觉，他生产的黑电粒，不是在天津市内出售，主要是运往解放区供土布染色用的。于是，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使王光英成了像《乱世佳人》里白瑞德那样的封锁线商人。王光英不会去问商人是怎样把黑电粒运往解放区的。生意人有生意人的机密，双方心照不宣。但是，向解放区供应物资要冒很大风险，他不能不预防。王光英的商业技巧确实是种艺术。他的黑电粒质量好，使用时只要把黑电粒溶在水中，不必添任何助染剂就能染布（当时土法染布是用大锅煮的）。尤其是装璜别出心裁：装染料的印花铁罐是在天津河北区一家叫万华制铁公司定制的，每罐装5斤，罐上的商标当中是个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隔成的四块空处有T.M.C.C．四个英文字母（是天津近代化学厂英文译名的第一个字母），周围加一个盾形的框。这个商标很像一具欧洲古代战士用的盾牌。铁罐上除了这个盾牌，什么都没有。这个装璜是王光英自己设计的，很像外国货。为的是秘密运向解放区时能比较安全，万一被敌人查获，至少不会马上被发觉是哪家工厂的产品。同时，用铁罐装在河上运输便于防潮。王光英深知商人有多种多样突破封锁线的妙法，甚至能买通敌伪军把物资运向解放区。
这种高纯度硫化青的价格比一般染料高。王光英早就怀疑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的解放区军民怎么会花那么高价来买这种染料染土布？他在家中就养成一个习惯，不过问他不该过问的事，尤其是共产党的。他知道共产党人要严守党的机密，他连他那些已入党的兄妹的活动都不过问，何况事关战争机密，有怀疑也不问。事实上，他的怀疑是对的，运往解放区的这种高纯度硫化物，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染布，大量的、主要的是用做八路军攻打敌人碉堡的炸药包的导火索。因而，抗战时期的王光英实际上是从敌占区向解放区和八路军秘密供应引爆物，这是事后他才知道的。
当时，王光英另一种大量运往解放区的产品是橡皮膏。这是普通的医疗用品，但在沦陷时期，敌人只允许在城市卖，而要运往解放区是严禁的。于是像黑电粒一样把橡皮膏也打扮起来，商标的图案是地球，地球上加一个红十字，三色套印，上有英文品名，但没有中文的厂名和厂址。
向往延安
1944年，王光英见到了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崔月犁。见面的地点约好在进北海公园大门口往东走的湖边。那里绿树成荫，四围清寂。游客逛北海，很少有人会拐到这个冷静角落来。“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王光英见了崔月犁开门见山地说。“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开了化学厂吗？”崔月犁微笑地问。“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王光英说。“我当然愿意介绍你去延安。多一个人革命总比少一个人好。不过，以你的具体情况，我想你到了延安，共产党恐怕还是要你做生意。”崔月犁的这个答复实在出乎王光英意外。“我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革命。如果还要我做生意，那我为什么要去延安呢！”王光英说。“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在天津干你的本行，与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也能为革命做贡献吗？”崔月犁说。王光英至今没有忘记那次湖畔谈话。他后来在生意场上的发展，与那次谈话有很大关系。
两次入党请求
1949年，共产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刘少奇前往拜见岳父岳母。在那一天，王光英第一次见到刘少奇。他向刘少奇提出，自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思考一会儿后回答说：“工人是把资本家叫做‘大肚皮’的，你能不能穿着‘大肚皮’的衣裳，把屁股坐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呢？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对新中国的建设将比你参加共产党有更多的作为。”王光英听后当即表示：“我会按照这个期望作为我前进的方向。”三十多年后，王光英又一次向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入党要求。胡耀邦的回答和刘少奇如出一辙，胡耀邦说，希望王光英做一个爱国资本家，起一个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王光英问。“不能。”胡耀邦答。后来，胡耀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王光英：心在人民，无需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成为王光英的座右铭。
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虽然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但也正因如此，他成为了不可替代的“红色资本家”。
1956年，中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迎来高潮。同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积极带头参加改造，他由原来的资本家变成公私合营的“半公家人”。
1957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在天津机场时临近中午，周恩来在机场贵宾室邀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天津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作陪，王光英是其中之一。席间，王光英向伏罗希洛夫敬酒，对方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并对他说：“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间流血革命，现在找出一个不用流血而用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伏罗希洛夫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一旁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自此，王光英就有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后来，在“文革”时期因受刘少奇影响，王光英被关押在秦城监狱8年多。狱中生活最难以承受的是寂寞，王光英曾笑着说：“在狱中陪伴我的唯一有生命的东西是墙角的一只蜘蛛，世上大概没有多少昆虫学家观察过母蜘蛛孵化小蜘蛛的‘产程’吧，我却知道这‘产程’是14天。”
在港创办光大集团
1977年，王光英平反，很快被委以重任。1979年，他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财贸。他恢复了天津的老字号、大商店，恢复了天津独有的小吃糕点，保留经营特色。他还打造了商业一条街模式，除商品零售店，又发展了银行、邮电、运输、饭馆、旅馆、修理等服务行业配套。
商业一条街的发展让天津的治安、卫生、绿化等各方面建设得到带动，天津的商贸搞得红红火火。在这时，中央一纸调令，他离开天津南下，走进香港远东金融大厦39层，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又一个新阶段：在香港创办中国光大（集团）。
光大在香港开业时，中外报刊在王光英的名字前都冠上了“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等字样。
后来，光大越做越好，王光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很多国际友人成为他的座上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当时，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就是王光英。竹下登对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中岛说：“中国有个王光英，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后来，三菱信托银行来华投资，对光大公司的投资为中国第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从日本访问回国，找王光英谈话，要他在北京造一座高楼。邓小平说话言简意赅，但王光英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并迅速造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京广中心。这座综合性大厦地上52层、地下3层，集五星级饭店、高级写字楼、豪华公寓为一体。在1989年之前，它是全中国最高的楼。大楼刚一封顶，邓小平登楼视察，他俯视北京，说道：发展才是硬任务。这句话后来在公开发表时被改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王光英的光大公司在国内参股建设了5座大楼和酒店，以及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
把毕生精力投入祖国建设和发展中
王光英同志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职务，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立法、协商、监督等各项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就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等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
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社会各方好评。他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希望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晚年身卧病榻仍关注两岸关糸的发展变化，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广交朋友，与海外众多政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曾出访欧洲、北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参加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交流活动，为促进我国对外友好交往、宣传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人民外交家”。
王光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他坚持原则，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勇于开创，敢于担当。他将个人命运和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融为一体，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到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他的崇高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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