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凌晨1時52分，紅學大家李希凡先生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92歲。
1927年12月，李希凡出生在舊社會北京通州的一戶普通人家，13歲的他先後在洋服店當學徒、印刷廠當童工，20歲寄居山東青島，給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時任山東大學文史系教授的姐夫趙紀彬做筆錄，期間熟讀《諸子集成》、《中國哲學思想》、《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史》等著作。
1953年，李希凡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到中國人民大學教師研究班當研究生。1955年初調《人民日報》文藝部，後任該報文藝評論組組長、文藝部副主任。1986年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至今。從事文藝評論和研究工作多年，有《紅樓夢評論集》、《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論魯迅的五種文學創作》、《李希凡文學評論(當代)選》等著作。
李希凡一直專注紅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晚年曾批駁“曹學芹不是《紅樓夢》作者”的觀點。
在201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的《紅樓夢大辭典》修訂啟動儀式上，針對一些質疑“曹雪芹是否作者”的聲音，李希凡曾說：“現在《紅樓夢》的作者已經變成65個了。去年我寫過一篇短文，叫做《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確證》。在他誕生300週年的時候，我們再沒有一點大動作，可能到明年，也許曹雪芹就不是《紅樓夢》的作者，也可能會有100個創作者了，這太荒唐可笑。”
“政事兒News”注意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年輕的李希凡曾發表《紅樓夢》評論文章，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
1954年，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的李希凡，讀到了著名紅學家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讀罷，時年27歲的李希凡和好友藍翎商量，共同撰寫《〈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向俞平伯發起學術上的批駁。
1954年9月，兩篇文章分別在山東大學校刊《文史哲》，和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上刊登。
據《光明日報》報道，毛澤東讀了文章後，對兩個文學青年的學術觀點和敢於向權威挑戰的行為大加讚賞，稱這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
當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附上這兩篇文章，請黨內高層和文藝界領導人傳閱。
文藝界隨後開啟了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批判運動，從1954年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創紀錄的聯席會議，斷斷續續開了一個多月。鄭振鐸、吳組緗、老舍、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和《人民日報》、《文藝報》等報刊領導均參加。
會議指出，《文藝報》等許多報刊、機關，喜歡“大名氣”，忽視“小人物”，錯誤地以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態度”壓制“小人物”對學術權威的批判。會議批評了俞平伯的學術觀點與研究方法，繼而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也展開了批判。
大批判後，李希凡和藍翎先後被調入《人民日報》文藝部。
1956年秋，王蒙在《人民文學》發表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李希凡隨即在《文匯報》發表了一篇《評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對王蒙小說提出異議。
為此，“毛主席批評我脫離群眾，一到報社就當起了婆婆，適宜回到學校邊教書邊研究。我於是趕緊給毛主席寫信，說自己不善言辭，不想去教書。那時我是有名的‘好戰分子’，從不隱藏自己的觀點，也為此闖了不少禍端。”李希凡後來坦誠，當年對王蒙文章的批評的確有失偏頗。
據《光明日報》報道，李希凡還曾拒絕江青的要求，未從政治上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此之前，江青曾找到李希凡，希望他完成此文。由於政治上的“愚鈍”，只顧秉持學者的良知和風骨，李希凡未能像姚文元那樣，寫出如此牽強地聯繫現實階級鬥爭的文章。
多年後李希凡評價：“姚文元文中所形容的激烈矛盾衝突，我既沒有從戲裡讀懂，也沒有從社會現實中感受到，他在文中所講的歷史大背景，是我這個‘書呆子’沒有認識到的。”
此後，李希凡受到批判，兩進幹校進行勞動改造。這段時間裡，他白天勞動、晚上在小屋裡熬燈寫出了《〈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和《一個偉大尋求者的心聲》兩部研究魯迅的專著。
文革結束後，1986年，李希凡調任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擔任常務副院長，離開了在《人民日報》長達32年的編輯崗位。工作期間，他主持編纂了《紅樓夢大辭典》和學術鉅著《中華藝術通史》。
其中，《中華藝術通史》是藝術科學類國家重大課題，歷時10年，填補了我國藝術科學研究的空白。
回首往事，李希凡這樣評價：“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是屬於精神世界的很複雜的問題，學術應多注意討論，平等切磋，採取批判運動的辦法來解決，容易流於簡單和片面。毛主席的偉大歷史功績誰也無法抹殺，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族的新生。”
原標題：除了李詠消息，今天還有一位老人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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