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法律白條”
生效裁判文書的執行成效，是全面依法治國水平的體現
解決執行難問題是目前提升司法公信力一個比較好的途徑
破解執行難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是持久戰
法治週末記者陳霄
付傑偉(化名)走出法院門口的時候，表上的指針指向兩點，這是一個週五的晚上，確切地說是一個週六的凌晨。
他不是這天最後離開法院的人，身後那棟辦公樓也不是全國法院裡唯一還亮著燈的執行局。抵抗著不斷鬱積的疲憊感，和那些基層法院裡的執行法官一樣，付傑偉盼著這段日子的盡頭：最晚就是今年年底。
這是最高法院向“老賴”宣戰的最後驗收期限——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當著兩千多名人大代表的面承諾“用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2018年，這是最後一年。
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在過去兩年多時間裡展開，在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攻堅執行難運動，效果顯著，目標的實現指日可待。
地方創新執行手段
坐在影院裡等待電影放映的那幾分鐘，人們可能習慣了看一會兒廣告。不過，在河北衡水，如今多了一個選擇，那就是6分半鐘的“老賴超級大片”——100多名“老賴”的大頭照片和涉案信息出現在影院的巨大屏幕上——在每場電影開播前預先播放。
嚴格意義上，這並非創新之舉，最近幾年，在城市裡的繁華地段，用巨大的LED屏幕滾動展現“老賴”信息的做法比比皆是，這種十分醒目的曝光方法在講究面子的社會里被證明卓有成效。
類似的做法還包括法院與通信部門合作，製作專屬於“老賴”的手機彩鈴，讓那些給他們打電話的人瞭解到他們的失信行徑，令他們顏面無光。
在乎臉面的被執行人有些會找上門來，主動要求償還債務，這是執行法官最輕鬆的時刻——大多數時候，為了尋找被執行人及其財產，他們終日東奔西跑、忙忙碌碌。
不過，為執行法官“減負”較多的還是這兩年逐漸普及的信息技術，付傑偉告訴記者，如今網上辦案改變了過去“永遠在跑現場”的傳統辦案方式，網絡資源的共享，遠程凍結等手段的使用，效率提高很多。
最高法院已建立了覆蓋全國及主要財產形式、四級法院都能使用的執行網絡查控體系，這個查控體系由過去的商業銀行擴展到公安部、交通部、工商總局、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等16個部門，可以查詢16類25項信息。
當然，在找人查物方面，科技也很給力，從去年年末開始，全國已有多地法院啟用了執行天眼系統，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手機定位，對於那些總是試圖對法院隱瞞自己行蹤的“老賴”來說，突然從天而降的執行法官顯得特別神奇。
由最高法院執行局參與監製的央視熱播劇《執行利劍》中令一線執行法官嚮往的某些情節，在一些地方法院也已實現。江蘇睢寧升級了網絡查控系統後，啟用了24小時動態監控賬戶系統，承辦法官隨時隨地能收到被監控賬戶的動態信息，不用一次次地往銀行空跑。
也有一些引起廣泛關注的作法，就是將被執行人的子女教育與他們的誠信掛鉤，例如某外國語學校明示將不為失信被執行人的子女辦理入學手續，法院勒令失信被執行人的子女從高收費私立學校轉學和法院建議轄區內的私立學校不錄取失信被執行人的子女等。
在貴州貴定，一位從信用社貸款了5000元十餘年不還的村民，影響了他兒子的前程，其子考上公務員後在政審環節被拒絕錄用，理由是家人惡意拖欠貸款的誠信記錄令人懷疑其家人及本人的品德。
禁止失信被執行人進行高消費是實施多年的老辦法，他們無法乘坐飛機和高鐵，不允許購買高檔房屋或入住高檔酒店，不能購買非經營必需車輛，也不能打高爾夫球，那麼，出錢讓子女就讀昂貴的私立學校自然也是禁忌之一。
這些作法的內在邏輯是，一個誠信社會，會讓那些惡意拖欠債務的人陷入“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困境，讓他們寸步難行。
自上而下解決執行難問題
長期以來，執行難是法院一直面臨的老大難問題，判決書上的權益無法執行到位，坊間有“法律白條”之稱。
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劉貴祥此前去信訪大廳接訪時，曾看到當事人舉牌“急賣判決”，當時初任最高法院執行局局長的他“深感自責，無地自容”。事實上，“摘掉執行難的帽子，是幾代執行工作者的夢想和夙願，更是人民法院矢志不渝的努力方向”。
天津財經大學近現代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家侯欣一分析說，判了執行不了，權益是空的，對法院的公信力傷害大，而解決執行難問題是目前提升司法公信力一個比較好的途徑。
吹響這一號角的是十八屆四中全會，全會決定提出，“切實解決執行難”“依法保證勝訴當事人及時實現權益”。
5個月後，周強在全國兩會上面對2000多名人大代表承諾，向執行難全面宣戰，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破除實現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藩籬。
自上而下的部署迅速展開，2016年9月，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涉及50多個部門10大類100多項懲戒措施，這一高位階文件直接使過去執行由法院單打獨鬥的局面得以改觀。
後來被作為先進典型介紹的北京，在北京市委政法委協調下成立的49家單位參與的執行聯動機制下，2016年至2017年有財產可供執行案件法定期限內實際執結率高達94.7%。
兩年多來，最高法院也密集出臺了財產保全、變更追加執行當事人、規範執行行為“十個嚴禁”等20多個司法解釋、規範性文件，發佈執行辦案規範1000條和工作指引200條。
今年6月，一場“計劃外”增加的全國政協雙週協商座談會專門以“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為議題，邀請政協委員建言獻策，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該會，他說，生效裁判文書的執行成效，是全面依法治國水平的體現。
超過前三年的總和
除了這些層出不窮的創新手段和日漸派上用場的信息科技，在這場有明確期限的攻堅戰鬥中，一線的執行法官可謂居功甚偉。
雖然手段更多，信息更發達，但不容忽視的一個背景是，全國執行案件逐年大幅上升：2014年是314萬件，2015年是416萬件，2016年是529萬件，2017年則突破了790萬件。
無論是否在執行崗位上的法官都對記者確認，最近幾個月，法院裡的執行局總在加班。他們告訴記者，自己所在法院均有不同庭室的人員被臨時抽調到執行局，以最大的人力支持保證今年的驗收合格。
全國多地法院宣佈執行幹警取消休假，實行“5+2”“白+黑”工作模式，火力全開，集中開展執行工作。
8月21日，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最高法院執行指揮中心督導執行工作時，連線至少五地法院聽取彙報，各地法院總結好的經驗和做法，其中陝西高院“根據案件量在全省範圍調劑執行幹警編制”的作法得到了肯定。
付傑偉對記者坦承，白天忙著去查人找物，深夜加班加點，則是要將案件的執行信息錄入系統，以便隨後而來的評估考核：“晚上下班尤其是深夜以後，系統的負荷量少一些，錄入得快。”
據他透露，本輪攻堅執行雖已兩年有餘，但此前由於系統尚未完善，許多工作並未錄入，除了新辦案件，過去兩年辦理的案件信息也要補錄，全國各地案件量巨大，系統每天都繁忙不已。
9月13日，最高法院宣佈“決勝執行難”專欄正式上線，通過短視頻、直播等方式展現執行攻堅戰、曝光失信被執行人。
攻堅執行難戰役要求各級法院“一把手掛帥”，周強在多個場合均提到“各級法院領導尤其是一把手要親自掛帥，身臨一線，做到‘一把手抓、抓一把手’”。
因工作開展不力、執行質效落後，上個月，湖南有5位基層法院執行局局長被免職，4名基層法院副院長被調整分工，15個法院被黃牌警告。在本輪執行風暴剛剛刮起來的前半年，因案款清理發放工作嚴重滯後被最高法院點名通報後，河南就有4家基層法院領導被問責，其中洛陽市西工區法院執行局局長被免職。
過去雖有明文但幾乎閒置的一些手段也在本輪執行攻堅戰中頻頻利劍出鞘。
重慶法院系統幾天前通報，今年共有124名“老賴”因涉嫌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刑事犯罪受審，從各地法院的公開信息來看，長期以來拒執罪適用率極低的現象在近兩年大大改觀。今年6月，最高法院發佈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拒執罪刑事自訴立案條件。最高法院執行局局長孟祥表示，在全國審理的拒執罪案件中，自訴案件的比重逐年加大。
雖不是失信被執行人，但負有相關義務的政府部門拒不協助執行，如今也會受到處罰，7月，重慶市規劃局江北區分局在未告知法院的情況下，將法院拍賣的房屋部分拆除並拒絕恢復，被法院罰款百萬；8月，某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因拒絕協助法院查封房產，也收到了浙江樂清法院開出的100萬元罰單。 在這樣一系列的努力下，據今年3月最高法院披露的數據，在攻堅執行難開始的頭兩年，全國法院實際執行到位金額即超過了3.6萬億元，超過前三年的總和。
長期之功
在高強度的攻堅執行難運動中，不少一線的法官也在思考如何能夠真正解決執行難的問題。
有執行員擔心，就算靠集中高強度工作的戰術能夠把過去的執行積案清掉，那麼新收的案子又該如何？如果工作方法上不創新，豈不是又要出現新的積案？
在不止一位多年從事執行工作的法官看來，執行難主要還在於現有的懲罰懲戒力度不夠，失信代價極低，從而在社會上無法形成敬畏判決的氛圍。
也有觀點認為，破解執行難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是持久戰，要靠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被認為是破解難題的途徑之一。
今年6月，關於在湖南汨羅法院率先推進審執分離試點、在汨羅市司法局外分設汨羅市執行工作局的消息在社交網絡上刷屏，一度引發法律界對審執分離改革的關注。
對於這項改革，法律界長期以來都存有爭議，存在深化內分、徹底外分和“深化內分、適當外分”三種觀點。
事實上，最高法院此前曾就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就執行局剝離法院的建議作出過答覆，詳細闡述了民事執行權與審判權的分離應該繼續留在法院內部進一步深化的相關理由。
這份答覆中透露，最高法院認為，刑事案件和行政行為強制執行工作，宜交其他國家機關辦理，但民事執行權與審判權的分離，更傾向於支持在法院內部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已將該初步意見上報中央政法委，並建議儘快提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研究。”
一名長期關注執行改革的專家對法治週末記者分析，“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承諾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作出，顯然最高法院並不願意看到執行權徹底外分的結果。
9月開始，第一批10個省份的法院已開始接受“基本解決執行難”第三方評估。
“如釋重負。”西部地區一家已接受完評估驗收的中級法院法官對法治週末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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