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金庸是一個作家，一位武俠小說大師。殊不知，他還是一位卓越的報人，一位社評高手。
在金庸以小說家出道之前，他的身份是報人。即便靠小說聲名大震之後，他還在辦報。他與報紙結緣，最早是從1946年成為杭州《東南日報》外勤記者開始的，主要任務是收聽英文的國際新聞廣播，翻譯、編寫國際新聞稿。之後《大公報》在全中國範圍內招考記者，只有兩個名額，應徵者卻逾三千人。金庸因表現卓異，被錄取，進入上海《大公報》擔任電訊翻譯，不久被派往香港。後來，他與他中學同學沈寶新合辦《明報》。也是從這時候起，金庸開始在《明報》上刊發自己撰寫的小說《神鵰俠侶》，後來他的大部分小說，也是在《明報》上發表的，一直到《鹿鼎記》。初期的《明報》，只是一份小型報，銷數最差時不過五六千份，工作人員不超過十人。金庸以其獨特的辦報理念和精準的市場定位，在激烈的報業市場中立足，《明報》很快成為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大報。
在《鹿鼎記》之後，金庸專注明報的社評寫作，不再寫小說了。據倪匡所言，明報社評，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由金庸親自執筆。憑著見解之精闢，文字之生動，深入淺出，堅守原則，人人稱頌。即便那些意見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評寫得好。這是金庸在寫小說才能之外另一種才華的表現。
在報人中，評論寫得好的，比較少見，尤其是社評寫得好的，更為罕見，比如，張季鸞、王芸生、儲安平等，均是罕見之才；在小說家中，也鮮見有評論寫得好的。當然，更為罕見者，是社評和小說的“雙棲選手”。金庸能在社評和小說中自如切換，雙向開關，從心所欲，且均成上品。這種才能極為罕見。
社評寫作強調理性，文學寫作強調感性。理性和感性之間，在很多人那裡，是水星與火星的距離，但在金庸那裡，則水乳交融，切換自如。如此才稟，讓人驚歎。達到這種境界，關乎才稟，更關乎情懷。沒有才情，即便想在評論和小說中出入，也難得門徑。沒有情懷追求，評論和小說都難成高格。
社評是入世之作，強調作者積極入世，干預現實，即興發聲。作為社評寫手的金庸，要用評論影響讀者，用思想引領輿論。這就要求作者須有很高的站位、敏銳的感知、開闊的視野、過人的膽識、深刻的洞察、傑出的表達。這些條件和稟賦，金庸均屬上才。《明報》的目標受眾定位在知識分子，要用評論影響知識分子，社評作者必須是“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其才、德、識，皆須有極高的水準。
金庸的武俠江湖，是一個迥異於廟堂和俗世的“出世”之境。在小說裡，金庸憑藉卓越的想象力和故事演繹才能，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在這裡，作者擺脫了入世羈絆，放空世俗包袱，忘情地投身於想象的江湖，愛恨情仇、善惡美醜以及人物命運的沉浮起落，都由作家意志和想象力驅遣。相比之下，社評寫作就不會有這麼大的自由度。社評更注重影響世界，但無法創造世界。金庸的小說卻做到了這一點，藉此安頓他的情思和憂患。
金庸的社評與小說，不是彼此絕緣的獨立王國，而是氣脈貫通的。金庸小說的格局和情懷，都是頂配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沒有這等追求，金庸小說不可能呈其大，影響力也不可能如此之大。換句話說，金庸寫小說，也是有入世情懷的，以入世之心出世，成就了金庸的“俠之大”和“江湖之遠”。
（作者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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