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插队的，当时一起插队的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共六人，都是17到18岁。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非常穷，每个男劳动力工值1.3斤谷，0.31元钱。我们一年到头干活，也养不活自己，经常靠家里的救济。尤其我们大多是“可以教育好子女”不能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不能下田洒农药等（怕搞破坏）。可我们6人苦中作乐：捉蛇吃、吃老鼠、青蛙，晚上在一起吹口琴、拉二胡，唱革命歌和语录歌，跳忠字舞，当地群众开始对我们刮目相看。
大概是1966年文革前，城里一个知青到我们生产队知青点玩，互相学习。我们各自谈在生产队的趣事，谈扎根农村一辈子。临分别时，这个知青带了照相机，我们在一个有山洞的石山上照了个集体相。后来，这事传出去了，有人说：我们在一起照相是准备上山为匪。我们只好一笑了之。
生产队用知青办拨的钱和木材给我们造了两间土砖瓦房。搬家时，我们说要庆祝一下，就写了两副对联贴在新房上。一副是从报纸上摘录的：“身居茅房，眼望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另一副是毛主席语录：“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结果给在生产队改造的走资派看到了，他看了对联，觉得立功的时候到了，向造反派反映：“明明住的瓦房，他们说是茅房，说我们生产队是污泥，还要换新天，换什么天“？我们知道了，依然我行我素，泰然处之。
十多年来，他们五人都坚持不结婚，坚持一个信仰：“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有我和另一个插队的女知青结了婚，生了小孩，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知青也有下一代了。随着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结束了，他们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招工回城，连我们全家也在1979年回城并安排了工作，结束了我15年“战天斗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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