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媒體《明報》報道，筆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逝世，享年94歲。
金庸曾創作出《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膾炙人口的武俠作品，今晚傳出他病逝香港養和醫院。
金庸不僅是在文學界佔有一席之地，也曾涉足媒體業，他1959年與友人創辦香港《明報》等報刊，還設立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至1989年，65歲的金庸辭去《明報》社長一職，1993年辭去董事局主席，向《明報》正式告別。
金庸的武俠，是“左右互搏術”
文史參證，在金庸的小說裡是常事，如其自承《九陰真經》裡嘰裡咕嚕的怪文，乃受啟發寫成於一二四〇年的《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這本怪書，即名聞天下的《蒙古秘史》。如此的“文史參證”是以學問為根基的，而金庸的散文集《尋他千百度》，顯然是體現他在武俠小說之外的十八般“文”藝的學問及見識。此時，我們再想拿他的隨筆、評論與其武俠小說做某種“參證”，這樣的求索可說過甚，但於金迷而言卻仍是不乏悠長意味的。
如談到金毛獅王謝遜的“原型”，學者黃子平認為是源自美國梅爾維爾《白鯨》中的亞海勃船長。金庸談論過原著及改編的電影，說“這是一個叛逆的靈魂，心靈的深度充滿了憎恨與反抗”，自然，與謝遜的內在聯繫是顯豁的，不過，我認為來源或不止一處。金庸在評論京劇《除三害》時，對周處落筆很深切，與李逵、魯智深、張飛比，“周處是更加理智、更加內省的，也正因此，他能強烈地為自己的過失而感到慚愧，而發憤改過”，此性格特徵與謝遜何其相似。金庸受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學的交匯影響，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或不會定於一尊，而是採集捏合，摶土而造人。
金庸喜好圍棋，熟讀其小說的自然深知。他寫的隨筆《圍棋雜談》中也說，《碧血劍》裡“寫木桑道人沉迷著棋，千方百計地找尋弈友，在生活中確是有這種人的”，這是不是夫子自道？金庸的棋力未必多高，但對此中的境界卻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在《歷史性的一局棋》中，細細描寫吳清源與本因坊秀哉的對弈，高手之戰，波瀾起伏，自不待言，而吳清源的奇招被後人稱為“鬼怪手”。想想《天龍八部》中所設玲瓏棋局，眾高人無法可破，後為小和尚虛竹誤打誤撞偶擲一子，方得生機。那種下法為常人所絕想不到，詭異至極，是不是也有些“鬼怪手”的意思？
對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及好萊塢的電影改編版，金庸做了極詳盡透徹的評論，這透露出許多信息。他於這種史詩式的長河小說有深切的理解，其間必然滲入某種認同，隨後寫出的《射鵰英雄傳》，我們如果拿來與 《戰爭與和平》比較，會發現有不少相通之處：託翁雖主寫大時代，卻不乏貴族家庭生活與愛情的描寫，金庸雖以郭靖的成長與郭黃愛情為主線，卻大力著墨於宋、金、蒙古的時代書寫，對歷史情境的還原形神畢肖；託翁寫拿破崙，雖剛愎自用，卻未忽略其雄才，金庸寫鐵木真，雖血腥嗜殺，但仍為英明之草原霸主。其後，金庸對長河小說的喜好一以貫之，“射鵰”三部曲後，又有《笑傲江湖》《天龍八部》，直至《鹿鼎記》收官。
對其武俠小說的高調讚揚，金庸本人在1969年回應說“武俠小說本身在傳統上一直都是娛樂性的，到現在為止好像也沒什麼有重大價值的作品出現”，“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學作品相提並論”。到了1994年，金庸雖仍不乏謙虛，但已說“我並不妄自菲薄，輕視武俠小說”，和1960年代相較，有了質的不同。這表明，其時金庸武俠小說的經典化已然成型。
（刊於本報2014年，作者遆存磊）
在香港書展，致敬金庸武俠
2016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主題為“武俠文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報刊上武俠文學連載專欄由於廣受歡迎，多個系列集結成書。武俠文學成為香港乃至整個華文文學中重要的一節。為了配合年度主題，本屆書展的文藝廊舉行“筆生武藝——香港的武俠文學”展覽，展出梁羽生、金庸、古龍、倪匡、溫瑞安、黃易等8位不同年代港臺武俠文學名家的作品，以及早期連載式武俠小說剪報、初版小說、相關的劇本和漫畫。
香港金庸紀念館圖
武俠成為年度主題，作家金庸則再次成為本屆書展的熱點。內地金庸小說研究者陳墨與香港影評人鄭政恆以“金庸的武俠世界”為題展開對談。在陳墨看來，金庸跟許多武俠作者不同的是，他的武俠小說裡描述的是一個成長過程，對人物的理解也在不斷尋求變化中。“我發現金庸小說有一個規律，後一部小說的主角跟前一部小說的主角（在性格上）基本上是相反的。他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來描寫他的主要人物、創造個性。”
陳墨談金庸小說人物
金庸更大的貢獻是對人物的理解。他在不斷地尋求變化。
我發現金庸小說有一個規律：後一部小說的主角跟前一部小說的主角（在性格上）基本上是相反的。
《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是白面書生，《碧血劍》的主角就黑不溜秋。陳家洛學歷很高，內心優柔寡斷，袁承志學歷相對較低，但內心要堅強得多，非常堅忍和有主見。袁承志還有秀氣的一面，在《飛狐外傳》中，那個胡斐就變得非常詼諧開朗，跟袁承志又不太一樣。
接下來，他就寫了一個郭靖，郭靖就真的很木訥。郭靖寫完了，下一個就是楊過。楊過跟郭靖幾乎各方面都是不一樣的。他聰明、自我、自以為是，缺點和優點跟郭靖相反。然後下一個就是張無忌，張無忌跟楊過又是反的。
楊過是處處聰明，而且顯出來聰明，但張無忌這個人內秀，內有靈性，英華內斂，但從來不顯露。楊過是至情至性，實現自我，以自我為中心的發展路線，而張無忌從小學醫，醫者仁心——我不知道他的醫術到底怎樣，但至少他學到了醫生的仁愛慈悲，這是張無忌的一個最突出的性格特點，是他人格的基礎。這跟楊過不一樣。
總而言之，金庸就一直不斷地變，不斷地變，最後寫到韋小寶這麼一個非常好玩的主人公。在這一點上，金庸也跟其他武俠小說家有明確的分別。武俠小說是寫俠客俠義，總不過是為國為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或者是個人品質很好，很容易就寫成一套模式。
金庸是調動一切的藝術手段來描寫他的主要人物，創造個性，有的是用武功，有的是用主角的女朋友——不同的女朋友配不同的男先生，包括黃蓉和郭靖這樣反差極大的性格，那是人間絕配。
（刊於本報2016年，記者何晶）
英譯本《射鵰英雄傳》，傳遞武俠文化
由Anna Holmwood (中文名郝玉青)翻譯的金庸名著《射鵰英雄傳》第一卷於今年二月底在英國上市。這也是這部作品所發行正式的英譯本第一次在英語世界的圖書市場上與讀者見面，距1957年金庸開始在《香港商報》上連載這部作品已整整61年。
這次英譯本由商業類出版社推出後，備受歡迎，至今已重印了七次。而且本書的銷售量不僅僅來自英語地區，在德國、葡萄牙、芬蘭、西班牙，甚至是巴西等地都有大批讀者選購。其他非英語地區也可能會根據英譯本翻譯出更多種語言的譯本。在英國亞馬遜網站上可以看到，《射鵰英雄傳》的第二卷已經由香港譯者張菁（Gigi Chang）翻譯完成，準備在2019年一月底上市。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金庸已有三部知名作品被翻譯成英語發行：1996年Olivia Mok翻譯的《雪山飛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1998至2002年John Minford翻譯的《鹿鼎記》（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分三卷出版，最後是2002年Granham Earnshaw翻譯的《書劍恩仇錄》（The Book & The Sword），也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射鵰英雄傳》這部作品從人物的名號、武功的招式，到其中的俠義世界觀，無不充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再加上金庸先生的文筆風格雜糅了許多南北方言、四字成語，以及文言詩詞，可以說是現代華語文學中最難翻譯的作品之一。在此之前，金庸這個名字在英語世界中並不為學術圈之外的大眾讀者所熟知，不管是誰來翻譯，都必然要面對巨大的壓力。
這部作品究竟翻譯水平如何？為了方便英語讀者瞭解東方文化又做了哪些妥協？翻譯策略如何讓文學更好“走出去”？對此我們邀請英國牛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在讀的作者進行了一次深度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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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一代武俠小說泰斗就此謝幕，金庸的武俠小說背後是千百年來傳統文化對俠義精神探討的集大成者，也傳遞了中國人對俠義寄託的夢想乃至理想。正如學者陳平原在著作《千古文人俠客夢》中談到金庸的成功時所言：
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人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閒”。理解查君的這一立場，不難明白其何以能夠“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裡，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與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而這，或許就是金庸作品長盛不衰，幾代讀者為之傾心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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