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晚9時28分，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王光英在京逝世，享年100歲。兩個多月前，他一手創立的光大集團，過完了35歲生日。
從1983年起，王光英先後擔任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八屆、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領導職務。
王光美最親近的兄長
王光英出生於1919年，共有兄妹11人，他排行第6，正好居中，以他為界，前面5人都是兄長，後面5人則都是妹妹。排行第一的妹妹，就是王光美。
王光英與王光美（圖片來源於羅海巖《王光美私人相冊》）
據《劉少奇一家》一書記載：王光美和六哥王光英相差兩歲，兄妹之情甚篤。王光英沒有參加任何黨派，但作為王家惟一的“資本家”，他生活的腳步卻和中國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
兄妹11人中，有七人是共產黨員，但也有無黨派人士。解放前，由於兄妹觀點不同，有時難免在飯桌上爭論。言談風趣的王光英曾說：“我們兄弟姐妹是干戈十年，鴻飛西東。不過飛西的少，五哥王光復是王家僅有的一隻離群的孤鴻。”書中還記錄了1949年，劉少奇第一次拜訪王光美家的故事。
當時，王光英在天津與人開辦化工廠，長期在天津工作，不過家仍在北平。為準備會見劉少奇，他著實費了點腦筋，一是考慮自己穿什麼衣服，二是送什麼禮物。最後他決定穿西裝，系領帶。騎著自行車到西單牌樓附近轉了一圈，最後在一家百貨店裡選中了一條駝、灰兩色相間的方格薄毛圍巾。
見面時，劉少奇問王光英在天津辦廠的情況。王光英向劉少奇建議，哪幾個工廠可以做軍服，哪些可以生產子彈，哪幾個廠子可以製造裝甲車支援南下打仗，等等。
劉少奇聽著，不由得笑了起來，說道：“仗不會打很久了，全國很快就會解放。現在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和平時期的建設問題了。”他讓王光英迴天津後多多聯繫工商界的朋友，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不料王光英想摘掉頭上這頂“資本家”的帽子，他說：“我不願意再幹工商界的事了。”
劉少奇待他把話說完後，平心靜氣地說道：“在我們黨內共產黨員、幹部有許許多多，但是像你這樣在工商界中起作用的卻不多。你如果穿著工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產黨、工人階級一邊，那就很好嘛。”
王光英與劉少奇（資料圖，來源於網絡）
“紅色資本家”
據《黨史縱覽》刊發的《“紅色資本家”王光英的“紅色”情結》一文記載，1957年一次會見外賓時，一名外賓與王光英擁抱，周恩來在一旁風趣地對外賓說：“您擁抱的是位紅色資本家。”
“周恩來稱王光英為‘紅色資本家’，不僅是因為他在從事實業期間，通過商業途徑給共產黨幫過大忙，而且在政治上，王光英一貫追求進步，對凡是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決定，他都始終無條件積極帶頭執行”，文中稱，新中國成立後，王光英於1950年4月由當時天津市工商界泰斗李濁塵先生親自點名，擔任了市工商界聯合會的秘書長（李濁塵是該會主任）。這是一個在黨和政府與資本家之間充當橋樑、起著溝通和聯繫作用的重要崗位。王光英在這個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充分發揮了這一職位的關鍵作用。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王光英積極組織資本家認購救國公債，大量捐獻戰爭用品，包括飛機、大炮等武器，也包括生活用品。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王光英不僅自己主動將其主持的近代化學廠率先於1953年實行了公私合營，並把該廠在公私合營後按規定分給他的定息全部捐獻給了國家。
文中稱：王光英還多次主動、誠懇地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更好地為黨工作。第一次是在劉少奇與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結婚後，首次以新姑爺身份上門看望岳父母時，作為內兄的王光英正式向劉少奇提出希望黨組織能批准他入黨的要求，被劉少奇婉拒。王光英再一次要求入黨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的1983年，當時他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提出了入黨的要求。胡耀邦再次婉拒了王光英的要求，因為他在黨外所發揮的作用更大。
創立光大集團
1981年，王光英作為全國工商聯代表團成員先後到澳門、香港考察。回來後，他給中央寫了一個書面報告――《港澳見聞和八點建議》，建議利用世界經濟回升的機會，到香港開辦一家大型的、綜合的、開放性、世界性、帶有民間色彩的公司，專門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資金，或與西方公司合作、合資、合營，開發內地實業，建設大型工程，認為這對國家的現代化，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議，並決定由他出面負責建立這樣的公司。1983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為“光大”。按照王光英的解釋，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並向中外宣告：公司的業務宗旨是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設備，與外商合作，進行合資經營，為我國四化建設服務，併為穩定香港繁榮，發展香港經濟做出貢獻。
據《“紅色資本家”王光英的“紅色”情結》一文記載：為拓展業務，光大公司先後邀請了一大批世界名人來公司訪問，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財長康納利和米勒、鋼鐵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還與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印尼前總統蘇哈托等有著良好的個人關係。在與這些世界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充分發揮了作為一家民間企業的優勢，廣泛開展民間外交，宣傳自己，瞭解對方，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引進了大量資金和技術，並且為國家的改革發展贏得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基辛格曾先後三次光臨光大公司，一次與王光英談話時問：你的公司將怎樣開展中美經濟交往？王光英答：凡有利於中美友好的，我都做，凡不利於中美友好的，我都不做。基辛格當即說道，那麼，今後你要我辦事，我不要你的錢。王光英也隨即說道，為了中美友好，今後你要我辦事，我也不要你的錢。“不過，在實際交往中，光大公司從未讓基辛格做過不要錢的事。王光英看得很清楚，光大公司能有基辛格這樣一位在世界上很有影響力的美國政治家作為常客，對於維護和發展中美友好關係的大局是極為重要的”。
與愛人應伊利的故事
2005年，王光英與夫人應伊利度過60年鑽石婚不久，應伊利接受了媒體採訪，講述兩人的愛情故事。
王光英與愛人應伊利（資料圖，來源於網絡）
兩人1938年相識，“見面那天，我和姐姐在冰場滑冰，遠遠就看見她男朋友和王光英走來，我對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很文靜，也很殷勤，還很細心。當時，我們都騎自行車上下學，從冰場出來後，姐姐建議去吃飯，大家就騎自行車去了。讓我意外的是，當我們停在飯館門口時，光英停好自己的車，很主動地上前替我把車放好鎖好了，就這樣一個細節，讓我覺得這個年輕人真是不錯”，應伊利說。
應伊利回憶，“文革”期間，王光英被關在秦城監獄，“我從當時全家僅有的12元的生活費中省出一點錢，給他買點好吃的，而在每次探監的時候，我們都會相互鼓勵，要堅強地活下去。我探監也成了光英生存下去的某種力量，而這也正是我和孩子們活下去的希望”。
1975年，王光英走出秦城監獄，沒有立即恢復工作，“在家裡當起了專職炊事員，這一干就是3年，直到恢復工作。當時我在天津政協做文史資料整理，事情非常繁瑣，光英心甘情願地擔當起照顧家庭的重任。他說：‘小應給我做了一輩子的飯，我這3年算是一點回報吧！’”
應伊利說，這3年間，王光英的烹飪技術大有長進。“當時，正逢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後，為了防震，大家都住在街上臨時搭建的地震棚裡，做飯也都在街邊，用一塊竹簾子充當門的功能。於是，經常有人掀開我家門簾，笑著說：‘又做飯呢！’”
王光英簡歷
王光英(1919-2018)北京市人。1950年參加民建，歷任民建天津市委主任委員，民建總會委員會委員，民建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二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五、六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顧問。
1942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化學系。1943年～1949年任天津近代化學廠廠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天津利生針織廠廠長，天津針織品織造公司經理，天津市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天津市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全國青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全國工商聯第一、二、三屆執委，第四屆常委，第五、六屆副主席，第七屆名譽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政事兒”（微信ID：xjbzse）/撰稿王姝 校對 陸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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