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人何以作惡?對人類殘酷行爲的反思

納粹把猶太人做成燈罩。

當一個7歲小男孩西蒙·巴倫·科恩聽到這個故事時,在他的腦海裡無論如何也不能將人和燈罩聯想成同一樣東西。

父親接著告訴他:

他們還把猶太人做成肥皂。

有一位朋友,左右手是顛倒的,因為納粹的科學家把她的雙手切下來,對調了左右位置再縫回去……


從這些事情中,西蒙自幼便認識到人性中深藏著一個矛盾——人居然可以把別人當成物品來對待。

在哲學和宗教的思路里,“惡”常常成為解釋這種可怕行為的標準答案:


為什麼這個犯人會殺死一個無辜的孩子?

因為他是惡人;

為什麼這個恐怖分子會用炸彈自殺襲擊?

因為她是惡人;


然而“惡”的概念只是虛晃一槍,並未對問題做出解釋。

作為心理學家、精神科學家,西蒙花6年時間寫下一本《惡的科學》,通過調查問卷、病例分析、神經學分析等科學工具,穿越善惡評判的語言迷霧,探求“惡”的發生邏輯,從而試圖去回答:

“為什麼有人會持刀闖進幼兒園砍殺兒童?”

“為什麼納粹科學家會在俘虜身上做活體實驗?”

人,為什麼會忽視其他同類的人性?”

惡人何以作惡?對人類殘酷行為的反思


副標題: 論共情與殘酷行為的起源


一種假說

共情


書中提出以“共情”(empathy)來重新思考惡:

當某人作惡時,他的共情遭到了腐蝕,共情水平較之常人要低很多,極端情況就是零度共情。


惡人何以作惡?對人類殘酷行為的反思


共情是一種能力,它使我們理解別人的想法或感受,

並用恰當的情緒來回應這些想法和感受。

當人處於“零度共情”時候,就有可能產生“惡”。

零度共情到底是怎樣的狀態?沒有共情意味著什麼?

零度共情意味著你不知道自己給別人留下了怎樣的印象不知道如何與別人交流也不知道如何預測別人的感受或反應。你可能總是困惑自己為什麼無法和別人建立關係,共情的缺乏在你的身上創造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

在盜賊從後面切下女人手指只為盜取鑽戒的前幾秒,他眼睛裡看到的恐怕只有目標,那小小的東西,能為他換來幾個星期的糧食。擋在他和下一餐之間的只有那個女人的手指,所以它必須被斬斷。那根手指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不便而已,冷酷的邏輯指向了唯一的方案:切斷它。女人的生命和感受在那一刻都不重要了,在那一刻盜賊的共情也就關閉了。



反過來看王小波的一句話也許可以更好理解“零度共情”的概念:

“人是輕易不能知道自己的,因為人的感官全是向外的。”

而當人的感官全是向內的時候,我們只看到我自己,因此不需要與外界的任何人和物有任何情感聯繫。


自閉症和厭食症

零度共情下孤獨的生活方式

零度共情是一種孤獨的生存方式,以這種方式生存的人,最好的情況是被人誤解,最壞的情況是被譴責為“自私”。

它意味著人的行為完全不受約束,放任自己肆意追求心中渴望的任何目標,或是自由地表達一切想法,毫不顧忌自己的行為或語言會對別人造成什麼影響。但這並不等於“惡”,零度共情也分正面和負面的類型。

正面的例子如自閉症

邁克爾今年52歲。他做過好幾份工作,但最後都被開除,因為他總是說出傷人的話,常常冒犯別人。他說他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覺得他說話難聽,因為他只是道出了真相而已。他要是覺得某人理的髮型很醜,就會明說。他曾經的同事對他說:“有個朋友的葬禮,我必須去。”邁克爾只是簡單地回了一句:“哦,那你什麼時候回來。” 在家裡時,他總是執意把每件東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除非他自己動手,任何東西都不許移動到新的位置。比如把壁爐臺上的一件小擺設放到了書架上,他就會把那個東西放回去。要是母親想對家裡的佈置做較大的改動,比如把餐桌搬到窗戶邊上,他也會反對並把它搬回去……這些也讓他的父母苦不堪言。 在大學裡他念的是數學——在他看來唯一客觀的學科,因為裡面的命題不是對就是錯。其他同學似乎都能毫不費力地交際,他卻不知道要對別人說什麼。他們的對話像蝴蝶,在花朵間隨機地翩翩起舞,他卻喜歡讓對話沿著由邏輯連接的線性道路前進。 因為孤獨,他變得抑鬱,甚至想到了自殺,最後他只能從大學退學,22歲那年,他搬回了父母家中,整天一個人關在臥室裡,連吃飯的時候也不肯出來。現在他沒有工作,因為和別人交往是在太緊張了。他白天的時候始終獨處。他的夢想是生活在一個沒有其他人的世界,這樣他才能掌握一切。



西蒙認為,這與人腦中的“系統化機制”有關。

系統化機制指的是腦中那些在變化的信息中捕捉模式的部分,是它們讓我們發現事物的原理並預測未來。系統化商數問卷和幾種評估測試的結果顯示,系統化機制可以分成七個等級,等級越高越敏感。自閉症則處於6級以上。

對於處於6級以上的人來說,任何出乎意料的情況,都是有毒的變化。

6級者在使用電腦時,如果有人不打招呼就走進房間做了一件日常家務(比如拉開了窗簾),他們的應激水平就會飆升上天;那些一連觀看幾個小時洗衣機轉動的孩子也屬於這類,要是把他們從洗衣機前拉開去做別的事情,他們就會尖叫著拒絕。


惡人何以作惡?對人類殘酷行為的反思



在共情缺失的意義上,有些厭食症也是自閉症的一種形式,而不僅僅是一種進食障礙

厭食症患者的進食稀少、體重劇烈下降,因此我們一般都將它視為一種進食障礙,但這種看法或許太過偏向於表面特徵了。

厭食症的另一個特徵是許多患者的治療師和父母都會注意到的:患者變得自我中心,喪失了共情。在父母為了女兒的絕食心急如焚、怕她最後會餓死時,女兒卻堅稱對自己的提醒和體重很滿意。她或許會執意與家人分開吃飯,相比一家人其樂融融,她更關心的是計算卡路里和食物的重量,而且非要精確到毫克才肯滿意。她已經對別人的感受熟視無睹,這確實很像零度共情的又一種形式。


惡人何以作惡?對人類殘酷行為的反思



傳統的精神病學一直認為厭食症的表現是“對食物和節食的徹底執迷”,而自閉症的表現是“十分狹窄而有限的興趣,以及極端重複的行為”,假定了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卻忽視了兩種疾病的共性:

患者都對細節極其關注,都表現出很強的系統化傾向,他們的眼光都變得極窄,或者痴迷於某事而不顧其他。

從這個新的角度觀察,厭食症患者和自閉症患者一樣,也在“拒絕變化”

善之脆弱,惡之平庸

對人類殘酷行為的反思


在零度共情的負面類型裡,有極端殘酷的人類暴行。

但把“惡”字替換成“共情腐蝕”,真的能把“惡”解釋清楚嗎?

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曾用“惡之平庸(banalityof evil)”給出了最為有名的分析:

阿倫特曾在耶路撒冷列席對阿道夫·艾希曼(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即種族滅絕計劃的主要設計者)的庭審。在庭審中,阿倫特發現這個男人並不是瘋子,和我們其他人沒什麼兩樣,他就是一個相當普通的人。

惡之平庸概念還列舉了一些基本因素,“從眾或服從”是其中一種,這也對應了一個事實:人類歷史上的屠殺。

比如,有數十萬普通的德國人在納粹大屠殺期間做了共犯,但是戰後許多人都不能以戰爭罪起訴,因為他們當時只在完成工作,只在執行任務,要不就是隻負責了整個流程中的一個微小環節,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惡人何以作惡?對人類殘酷行為的反思


來看看簡化版的殺人鏈條:

A某:我只是有一張本轄區內的猶太人名單。我沒有把猶太人抓起來,我只是應上級要求把名單交了出去。

B某:我接到命令到清單上的地址去逮捕這些人,並把他們帶到火車站。我做的不過是這些。

C某:我的工作是打開火車的車門——就那麼多。

D某:我的工作是引導囚犯上車。

E某:我的工作是關上車門,火車去哪裡、為什麼要去都不關我的事。

F某:我的工作只是開火車罷了。

(經過這些微小的環節,這根鏈條最後通向了……)

Z某:我的工作只是打開淋浴器,放出裡面的毒氣。


從A某到Z某,可能誰也不是毫無共情的人。在扮演完這個大事件中的小角色之後,他們照樣回到家人身邊表達愛意。

每個人加入共謀,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人或許只是很高興得到一份工作,生怕不遵守命令就被開除,還有人或許是懷有一種簡單粗暴的民族主義信仰。無論個人出於什麼理由投身這條序列,那或許都是一些平庸的理由。

此外,極端的情緒具有極強感染性,當別人對於自己的感受熟視無睹的時候,我們極有可能也對他們的感受毫無感覺,進而加以還擊,這使得“報復”意圖作為一種因素也赫然位列其中:


惡人何以作惡?對人類殘酷行為的反思



西蒙從神經學的角度在“惡之平庸”的概念之上給出瞭解釋:

人類參與共情的有10個腦區,它們的編碼形成“共情迴路”。而人之所以做出殘酷行為,

是因為共情迴路出了問題,因為包括“從眾”、“意圖”在內的一系列因素都會影響、破壞它的功能


惡人何以作惡?對人類殘酷行為的反思



因此,主張政治立場的恐怖分子和自殺式的爆炸者

未必都是“零度共情”的人,但他們在實施行動的當時,的確關閉了共情。

這裡涉及到一個人性的更深刻的問題:

如果人人都可能關閉共情,那人人都可能殺人嗎

只有共情較弱的人才可能襲擊另一個人或將他殺死。無論是預謀殺人還是臨時起意的殺人案,這些行為的前提都是關閉共情,而關閉的原因可以是以上因素的任意一種。但其實大多數人都具備了平均值或平均值以上的共情強度,因此都不會做出這樣的殘酷行為來

利用與恢復

當善惡都能被科學解釋之後

共情腐蝕是世界性的重大問題,和我們生活環境的健康息息相關。家庭會因為共情腐蝕而分裂:兄弟不再交談,夫妻相互猜忌,孩子和父母誤解對方的意圖。人際關係瀕臨破碎,使我們傷害彼此並挑起衝突。

“我們是一樣的人,我們都失去了兒子,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兩位父親攜手在全世界的清真寺和會堂中的演講,雖然未能緩解巴以衝突的僵局,但也在世界範圍內以呼喚共情的方式發揮著效力。

用“共情”的科學解釋替換“惡”的概念,雖然幫助我們擺脫價值偏見,卻牽扯出更多需要思考的問題。

按照“共情”的發生邏輯,世界上沒有百分之百的惡人、沒有不能用共情和人道來感化的人。

問題是:

如果一個明白無誤的“邪惡”分子對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也受到了懲罰,那我們也該關注他的善良品質,並希望改造他嗎?

當“惡人”被界定為“零度共情”的生理問題/精神疾患的時候,他們的暴行還算不算是一種犯罪?

如果不算,法律的功用會不會遭到質疑,會不會成為別有用心之人為罪開脫的大好時機?

這也是“共情”的邏輯困局(西蒙所認為的“邏輯終點):

我們必須對“惡”保持善良,並希望改造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證明自己是在向惡者表達共情。要不然,我們似乎也不比我們的對象好到哪裡去。

這樣看來,似乎所有的“惡”都應該被原諒?


惡人何以作惡?對人類殘酷行為的反思



·End·

內容選自《惡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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