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上半期是我國外交突破性大發展的時期。以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席位，解凍中美關係和實現中日建交為標誌，使中國很快實現了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建交的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才使得我國能在改革開放之後，迅速擴大與世界各國各方面的交往。鄧小平指出：“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當年這種形勢的出現，與當時的國際形勢的變動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因勢利導，對我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當時的國務院值班室主任吳慶彤在回憶錄中寫道：“中美會談的每一步，周總理都要向毛澤東請示報告，並得到毛主席的批准。中美會談的方針等重大問題都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
中美關係解凍：知己知彼 剛柔相濟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希望和西方經貿往來。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新中國實行封鎖和禁運，進而對中國實行遏制政策。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周恩來也曾想與美方進行接觸表達善意，但美國方面嚴格禁止他們的人與中國代表團有任何接觸。儘管後來建立了中美大使級會談，但中美關係一直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直到上世紀60年代下半期，情況才開始起了變化。
1967年10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寫道：“就長期觀點而言，我們根本不能讓中國永久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聽任十億人口憤怒地在孤立狀態生活。”這篇文章在國內大參考上全文翻譯了。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非常注意，就要周恩來也來看這篇文章。後來，周恩來就對一個美國記者講了這個事。毛澤東通過這篇文章，觀察到如果尼克松上臺，美國有可能會改變對華政策。
果然，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總統後，就通過多種方式與中國進行接觸，試探改善對華關係。中國方面注意到了這些變化，也在尋求改善關係的可能性。
1970年10月1日和12月18日，毛澤東兩次接見美國友人斯諾。毛澤東告訴斯諾，如果尼克松來訪“我相信不會同尼克松吵架。但是，當然要向他提出批評，我們也將做自我批評，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毛澤東還向斯諾透露一個信息說：尼克松的使者可能近期到來。”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期間，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表達了訪問中國的願望。外交部認為時機不成熟，不同意接待。周恩來亦同意外交部的意見。毛澤東開始也同意周恩來的意見，但在夜裡突然改變了主意，決定邀請他們來訪。這就是至今還被引為外交史上的經典之作的“乒乓外交”。周恩來4月8日在國家體委關於接待美國乒乓球代表團的請示件上批註：“(邀請美國隊訪華的)電話傳過去後，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了三十一屆國際比賽的消息。”
◆1971年4月，周恩來接見應邀訪問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全體成員。這次邀請被人們稱為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
1971年4月14日下午，周恩來親自接見了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全體成員和隨行記者。這是周恩來繼1957年接見美國青年代表團後的第二次接見美國訪華團體。與那次最大的不同是，由於中國國際地位的顯著提高，周恩來在會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時的精彩談話，引起了世界人民、特別是美國人民的關注。回答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科恩關於嬉皮士的談話，更是使世人耳目一新。第二天，幾乎所有的世界大報與通訊社都報道了周恩來的談話。4月16日，科恩的母親從美國託人通過香港，將一束深紅色的玫瑰花送給周恩來，感謝周恩來對他兒子講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美國《華盛頓郵報》載文稱：“乒乓外交”不但使“中國改變了它在美國公眾中的形象，從暴風驟雨到陽光明媚”，而且也得到了美國政府的積極回應。
◆1972年，毛澤東與尼克松在中南海舉行會談，左一為周恩來，右一為基辛格。
為了接待美國基辛格和隨後的尼克松來訪，經毛澤東同意，周恩來於1971年6月末，親自部署成立了對美工作領導班子，並與外交部、民航總局領導議定，派一組由領航人員和接待人員組成的小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接基辛格來華。
基辛格於7月9日12時抵京，11日12時離京，在北京共停留48小時，先後同周恩來會談了17個多小時。他回到巴基斯坦的第一件事，是向華盛頓發出密碼電報“我找到了”，意即北京之行取得成功。
從開始準備基辛格訪華一直到接待尼克松訪華，中國方面做了大量的周到細緻的準備工作。周恩來幾乎對每個細節的要求都非常嚴格。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取得實質性的效果。周恩來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周恩來實際上是接待組的大組長。下面有航空的、地面的、談判的、報道的、警衛的、公報的等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的工作，周恩來都親自部署，親自落實。
美國總統出訪外國時在外國境內，從來都是乘坐自己的專機。但這次訪問中國，卻被要求在中國境內的活動乘坐中國提供的專機。因此，航空小組與美國的談判格外辛苦。周恩來對大家說：美國總統歷史上從不坐外國飛機，這次到我們國家來訪問，在我們的國土就應該尊重我們的安排，我們很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自信心，我們完全有條件，有力量保證總統的安全。
航空小組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期望，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我國的專機落地時甚至做到了分秒不差。尼克松說飛得好，服務也好。聽到這兩句話，周恩來很高興，說這個機組是我們自己培養的，我非常信任他們。基辛格還說，在中國坐周恩來的專機是最安全的。
在周恩來的事必躬親下，每項接待活動都在按部就班進行。但是正如俗語所言：計劃趕不上變化。面對情況的變化，周恩來總是成竹在胸，知己知彼，顯示出高超的外交藝術。
尼克松訪華前，最擔心的是毛澤東是否會接見他，一直想落實這件事。但在雙方商定的日程表中，並沒有列出這一項。然而，就在尼克松到達北京當天下午，毛澤東突然要見尼克松——此時後者正準備洗澡。周恩來馬上趕到賓館通知基辛格。基辛格本來還想“囉嗦”幾句，但“周恩來一反常態，竟露出不耐煩之色，說：‘毛主席既然邀請他，就是想馬上見到他。’”（見基辛格：《論中國》）顯然，周恩來非常清楚尼克松想見毛澤東的迫切心情，也非常清楚這次會見將會產生多麼大的世界性影響，因而沒有顧及到那些慣常的外交禮儀。這次會見結束時，尼克松對毛澤東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這句話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今天的世界格局。
另一個大的變化情況是，中美《聯合公報》一度面臨夭折。
從1971年基辛格第一次公開訪華到尼克松來訪的四個月裡，中美雙方就《聯合公報》的問題，中方以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為首的班子和美國以基辛格為首的班子，一直進行艱苦的談判。其間有幾次都快談不下去。不過，等到尼克松訪華的時候，公報的框架終於形成。尼克松訪華期間，周恩來和尼克松談了兩次，達成了總的原則。接下來是喬冠華和基辛格把所談的公報內容形成文本。毛澤東批准了這個文本。雙方同意待尼克松結束訪華前對外公佈。
然而，當尼克松一行於2月26日到達杭州後，美方代表團中以羅傑斯國務卿為代表的一些人，不同意這個公報中的若干內容。尼克松感到很無奈，他對中方說，我們實在是很抱歉，有些問題還要重新談。周恩來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你可以告訴尼克松，除了臺灣部分我們不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於是，當晚中美重開談判。但是談判進行得十分艱難，一度無法談下去。喬冠華提出，我們不要發公報算了，就發表一個簡單的消息，說美國總統應中國政府之邀到中國玩了一趟。但美方不同意，說他們回去無法交代。最後直到凌晨四點，雙方才算達成了一致。
◆圖為周恩來和尼克松、羅傑斯、基辛格在飛往杭州途中，乘坐的是周恩來的專機——伊爾18。美國總統的“空軍一號”跟在後面，這在美國總統出訪史上是罕見的。
但實際上，羅傑斯作梗的原因，主要的並不是公報內容本身，而是在於他感到他這位負責美國外交事務的國務卿，在這次訪華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尊重，不但磋商公報沒有他參加，甚至連毛澤東的接見都沒有他的份。因此，對於那份在杭州修改後的公報，羅傑斯等人仍然表示不滿意，並準備到上海再“鬧”一番。在2月27日去上海的飛機上，周恩來獲悉了這個情況。顯然，周恩來很快就明白了問題的癥結，於是決定到上海後立即親自上門拜訪羅傑斯，解決這個意外的“最後一公里”的問題。
抵達上海後不到一個小時，周恩來就來到羅傑斯下榻的房間。當時他們根本沒有想到中國的總理會來拜訪，房間裡的人正在激烈地爭論什麼。當週恩來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全都楞住了，爭吵聲也平息下來。周恩來不露聲色，客氣地對羅傑斯說，羅傑斯先生，我來看看你。很抱歉，我一直沒來拜訪你，我太忙了，所以沒有顧得上。羅傑斯也客氣地回應。於是賓主就坐下來交談。周恩來根本不提公報的事情，只是讚揚羅傑斯作為國務卿，做了大量的工作，對中美關係的打開有很大的功勞。周恩來還指出，最初雙方關係的改善是從文化交流開始的，民間交流乒乓球隊訪問什麼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接著，周恩來強調說，文化交流是多麼的重要，人民之間的交流是多麼的重要，你們國務院是很重要的一塊。羅傑斯聽了很高興，說這是他應該做的。然後周恩來就說，我們應該謝謝你，中美之間打開這個大門，首先你這邊同意了，才能夠進行交流……我們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是不容易的，希望你繼續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努力。這次談話周恩來自始至終沒有提公報的事情。但談話後羅傑斯的情緒很好，再沒有對公報提出什麼“意見”。周恩來最後說：“待會兒我們四點鐘見。” 四點鐘就是中美雙方商定發佈關於《聯合公報》消息的時間。
章含之作為周恩來的翻譯參加了對羅傑斯的這次拜訪。她認為，中美《聯合公報》能夠如期發表，周恩來的這次拜訪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尼克松後來回憶道：“……外交上的突破，這體現於1972年的上海公報。首功應該歸於一個人，就是周恩來。”
中日建交談判：堅持原則 求同存異
新中國成立後，日本政府在美國的控制下，長期奉行敵視中國的政策，成為了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嚴重障礙。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指引下，中日之間人民外交蓬勃發展，為兩國關係正常化打下了基礎。
1971年7月15日，中美雙方同時發佈尼克松即將訪華的消息，對日本形成強烈的衝擊，這意味著此前歷屆日本政府的對華外交政策都宣告失敗。尼克松1972年2月訪華後，日本國內要求與中國建交的輿論佔了上風，給當時的佐藤內閣造成很大的壓力。
1972年5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日本友人時指出，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國來談中日兩國關係，我們歡迎。同年7月6日，田中角榮當選首相。他在首屆內閣會議上說：“在外交方面，要加緊實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
與尼克松訪華的磋商過程不同的是，中日雙方的人民外交早已形成氣候。正如田中自己後來說的，軌道是百姓給鋪起來的，他是順著軌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談判桌上的。
◆1972年，田中角榮（右二）會見孫平化（右三）和肖向前（右四）。
1972年7月，以中日友協副秘書長孫平化為團長的上海芭蕾舞劇團應邀訪問日本。劇團7月4日從北京出發，經由廣州、香港，於7月10日到達東京羽田機場。在此旅途中，日本政局發生變化，田中出任首相。
7月17日，中國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處長陳抗隨農業團訪日，向孫平化、肖向前（時任中日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首席代表，負責中日建交談判的聯絡工作）等人傳達周恩來的指示：田中要加緊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我們表示歡迎，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戰略部署。毛主席講我們要採取積極態度，對方能來談就好，談得成談不成都行，總之現在已經到了火候。這回不能只“刮旋風”了，要落地。周總理針對孫平化、肖向前的名字，生動地指出:孫平化就是要“萬丈高樓平地起”;肖向前要“繼續向前”。“平地起高樓”和“繼續向前”，就是要在已有民間外交日積月累的基礎上，通過廣泛細緻的工作，推動田中下決心採取行動實現訪華，以最終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
7月22日下午，田中內閣的大平外相，與孫、肖二人在東京舉行秘密會談。7月25日，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作為田中首相的“密使”抵達北京。周恩來與竹入進行了三次會談。周恩來針對日方外務省高官稱“日臺條約已經解決了戰爭的問題”，強調指出：締結日臺條約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這個條約根本無視中國的存在，同一個逃到臺灣的蔣政權締結結束戰爭狀態，是非法的，無效的，是應當廢除的。在第三次會談時，周恩來提出了經過毛澤東批准的擬寫入中日聯合聲明的八條內容和三項默契，請竹入轉告田中首相。
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戰爭賠償問題。這是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中的一個最敏感的問題。因為它牽扯到日本侵華戰爭責任、臺灣歸屬、《舊金山對日和約》及其《日臺和約》的合法性、還有釣魚島爭議等問題。
周恩來請竹入向田中首相傳話，我們不會要求賠償，在聯合聲明中可以表明放棄賠償要求。竹入聽了後，感動萬分，用顫抖的聲音對周恩來說：“我找不出什麼語言向你致謝。”
關於戰爭賠償問題，中共中央在60年代初就確定可以放棄。周恩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關於放棄對日戰爭賠償問題，這也是鑑於歷史教訓和從中日關係大局考慮的；此事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毛主席和黨中央作的決定。”
從事中日公共外交卓有功勳的“公共外交家”王泰平，在中日復交談判前後那段時間一直被派駐日本工作。他後來指出，“田中首相正是在接到周總理關於放棄戰爭賠款的傳話，瞭解了中方在這個棘手問題上的寬大立場之後，才在短時間內下決心來中國的。如果未吃這顆定心丸，就不會那麼快下定訪華的決心。”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榮應邀訪華，周恩來、葉劍英、姬鵬飛等到機場迎接。
1972年8月15日下午，田中首相親自會見孫平化、肖向前兩位。現任首相正式會見中國代表，是日本戰後的首次。在這次具有歷史意義會見中，田中說：“我已決定儘早訪華。”
1972年9月25日中午時分，田中角榮一行抵達北京。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下午雙方舉行周恩來與田中的第一次限制性會談。當晚中方舉行歡迎宴會。
9月26日上午，在中國外交部長姬鵬飛和日本大平外相的第一次談判中，日方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益郎用一個小時闡述了日方觀點。他的觀點大都建立在“法律”依據，即未經中國參與的《舊金山和約》以及與之密切的《日臺和約》之上。例如，關於“戰爭賠償的要求權”問題，日方認為在《日臺和約》上已經得到解決。所以沒有必要再次寫進《日中聯合聲明》，還強調希望維持與《日臺和約》之間的法律上的一致性，等等。總之，比起竹入來華時的態度大有倒退。
姬鵬飛將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當天下午，周恩來在中日首腦第二次限制性會談中，對田中在前一天晚宴會上將侵華戰爭採用“添了很大的麻煩”的表述提出了批評，指出，中國被侵略遭受巨大損害，絕不可以說是“添麻煩”。接著嚴厲批駁了當天上午高島益郎的“奇談怪論”。他首先一針見血地指出：“高島條約局長是為破壞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來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大平外相關於‘日中建交，日臺之間就要斷交，日蔣條約自然失效’的說法，我們可以同意（按日方說法，條約是日本國會通過的，政府不可推翻——引者注）。但如果把‘舊金山和約’和‘日臺和約’拿來作為依據，問題就無法解決。我們可以在日本承認中國的‘復交三原則’基礎上照顧日本的困難，不在聯合聲明中提及日臺條約，但不能要我們承認日臺條約，更不能說蔣介石早已在日臺條約中放棄了賠償。”“我們放棄賠償要求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出發，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賠償負擔而受苦，你們的條約局長對我們不領情，反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償，這個話是對我們的汙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周恩來的義正言辭，使日方受到很大震動。日方連夜研究出一個日方妥協的極限方案，並逐條寫出要點提交給中方。這樣，才使後來的談判進行得比較順利。
最大的難點仍然是關於臺灣問題的表述。1972年9月29日公佈的《中日聯合聲明》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這是為了照顧日方的困難，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同意的表述。《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款，必須完全實施”，而開羅宣言宣佈，“臺灣應歸屬中國”。日方就這樣以間接的方式，接受了臺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中方要求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發佈後再就臺灣問題進一步闡明立場。大平外相在隨後的記者會上作了說明，表示“日臺和平條約已失去存在的意義，並宣告結束。”
關於戰爭賠償問題，根據中方意見，載入聯合聲明，排除了高島局長的“奇談怪論”。田中和大平都提到中國在“不幸戰爭”中所受損失巨大，但中國把怨恨置之度外，從大處著眼。對此表示深切的謝意。
中日聯合聲明的達成，對中國而言，除了考慮地緣政治的因素以外，將“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同樣擺在重要的位置。後來有些人質疑在諸如“戰爭責任”“戰爭賠償”“釣魚島”等問題上留下了這樣那樣的“隱患”。但不要忘記，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基礎上達成的國與國之間的條約，是平等互利的，是不可能只有一國完勝。雙方談判水平的高低，只能從戰略高度的得分來檢驗。現在再來回顧這個文件，完全可以領悟到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高度政治判斷力和戰略遠見。特別是放棄戰爭賠償，除了為中日建交迅速完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爭取日本民心，借力日本經濟實力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當《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後，日本輿論對中國政府宣佈放棄戰爭賠償這一條尤其強烈，紛紛讚揚中國政府的真誠友好態度。不少日本人士在感動之餘表示，日本不應忘記中國政府和人民這種寬宏大量的態度，要真誠地對中國給予經濟合作。中日建交為本來比較活躍的中日經貿關係增添了新的活力。
◆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日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周恩來、姬鵬飛和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上簽字。
1977年6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立刻感到要加快中國現代化建設，非常需要外部的資金援助。當時發達國家中，雖然中美關係解凍，但並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不可能指望他們。而處於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第二的日本，則有很大潛力可挖。於是親自於1978年6月訪日，不失尊嚴地尋求日本的支持：一方面對“日本天皇從戰爭責任這個角度，間接向中國人民表明謝罪之意”表示讚賞，一方面宣告中國正在加快現代化建設，希望日本在經濟方面擴大合作規模。1979年，時任首相的大平正芳宣佈日本政府開始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基金（ODA）（內含小部分贈款），這對當時資金十分緊張的中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1983年11月，鄧小平對來訪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說：“中國現在缺乏資金。”中曾根說：“為了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日本政府將從1984年度起向中國提供第二批貸款。”鄧小平還指出，日對華的資金援助同樣會使日本受益很大。日本對華的ODA一直持續到2007年才基本結束。
確實，日本從對華的ODA中也獲得了很大的好處。不過，如果我們再看看今日中日經濟實力的對比，難道還不能清楚地看到當年中日聯合聲明誰家的戰略眼光更遠一些嗎？
順便補充一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1972年中日復交談判親歷者林麗蘊於2013年回憶：“當時周總理還在我們內部講過，實際上日本賠給印尼這些東南亞國家的戰爭賠款，都是一些物質賠償。而且都不是拿最先進的東西來做賠償的。比方說鐵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舊的東西重新刷一刷，修補修補就算了。人家把破舊的東西賠給你，從這個角度來講，以次充好給你，沒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決定不要賠款了。”（後來日本有所改變，提供了資金——作者補註）
另外，林麗蘊的回憶還談到了一個細節，即田中到達北京那天晚宴會所說的“添了麻煩”。由於當時田中的翻譯是在臺北學的日文，將田中在答謝辭的一句話：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譯成了“添了麻煩”。當然，即使是“傷害”，田中的用詞還是不夠誠懇。但是，他後來對於周恩來的批評，表現的態度還算是可以的。因此，周恩來後來在會見日本客人時也高度評價田中：“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做出決斷，恢復邦交，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稱讚的，他比尼克松勇敢。”的確，從田中上臺到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僅僅用了84天，這種勢如破竹的形勢，就連日本國內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覺。
最後提一下，有感於中國領導人對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出的貢獻，田中角榮稱毛澤東為聖人，周恩來是日中邦交之父。中曾根康弘稱周恩來為日中邦交的恩人。
至於今天中日關係的低潮，還有日本右翼的泛濫，釣魚島問題等，中國方面的立場仍然還是以1972年的聯合聲明為基準。最大的變化就是在這個聯合聲明以後，中國國力日益強盛。而日本逐漸偏離了這個聯合聲明的精神，這也可以說是造成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主要原因之一。現在有些日本人在看到中國崛起，嫉妒焦躁之情難以抑制，因而指責中國人忘恩負義。這不更能說明了毛澤東、周恩來當年的政治判斷和戰略眼光的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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