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湖北武汉市政府聘请德国退休工程师威尔纳·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聘任的第一位“洋厂长”，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30多年过去了，格里希已经故去，但那段改革岁月依然被武汉人深深铭记。
秋日午后，我们在距离武汉柴油机厂原址不远的一处老民房楼，见到了时任武柴党委书记的谢长钦。一听说我们要来采访，谢长钦很是高兴。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最喜欢回忆的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武柴最辉煌的时期。
格里希
1984年5月，武汉获批成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同年8月，格里希受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遣到武汉柴油机厂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回忆起当年格里希来汉时的场景，谢长钦还历历在目：“我感觉这个人容易接近，总是面带笑容，个子很高，身体很壮，见面后他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愿意把学到的东西扔到坟墓里，到这来哪怕艰苦，我也要来看一看。”
武汉柴油机厂是一家国有企业，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就诞生于此。这个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和当时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存在着管理混乱、组织纪律涣散、产品质量不过硬等问题，这给当时负责技术攻关工作的格里西带来了不少阻力。
谢长钦回忆道，“他说，事情推不动，能不能让我当厂长，这话被秘书听见后跟市里反映，在当时，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倡要解放思想，市里就说，能不能在武柴试一下，所以当时市里就拍板，请他当厂长。”
1984年11月，65岁的格里希受聘为武柴厂长，任期从1984年11月1号到1986年11月4号，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一家国有企业大胆启用“洋厂长”，这在全国都是破天荒的大新闻，以至于海外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和成功的典范”。
2005年，格里希铜像在武汉揭幕
谢长钦说，这不仅给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也坚定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决心：“当时有人说，既然国营企业都可以交给一个洋人管，那还有什么不能做的，这在解放思想上的推动力很大！”
上任后的格里希，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让工人们对“质量”的概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谢长钦回忆，首先抓的就是清洁度。他介绍，铸造车间用碳黑浇筑后固定形成的铸件，多少会含点沙和碳。当时，国家对铸件主体清洁度脏物的标准是每升195毫克，而武柴的产品一般都高达5000毫克，严重影响到柴油机的使用寿命。
为了检验产品的清洁度，格里希总是戴上随身携带的白手套，一个个亲手去摸铸件上面有无污垢，要是摸完白手套上没有明显污迹，产品才算合格：“机械产品要做到这样相当难得，但他要求要做到这样。后来又增加了一道清洗，要求出来的产品像一般产品一样干干净净，这对我们来说是革命。”
格里希在车间
戴着白手套，拿着游标卡尺和一支带磁铁的笔，格里希巡走在车间，不放过每一台机器设备。他说，图纸上标注的产品尺寸要达到20，我们的产品就要做到20对0；他说，即便有1%的产品检验出是次品，对用户来说也是100%的次品。他还说，要站在用户的角度上去做产品，而不是站在制造的角度生产产品：“以前发动机卖出去就行了，他来了后说，指标要求还要提高，只要有空间就往上走，产品不是卖出去就行了，他要求产品卖出去以后，要保证它的产品寿命以及运行正常。”
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格里希于1985年年初提出了结构工资制。撰写了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得到武汉市乃至中央的重视，被当时的中央领导称赞为“质量先生”。
在格里希的严抓严管下，两年时间里，柴油机汽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40%降到10%以下；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8000小时。机器同时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发表就职演讲
1986年，格里希两年任期结束回国。格里希回国后，武柴的质量管理慢慢松驰下来，产品质量开始下滑。1998年，武柴因亏损宣布破产。
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国逝世。两年后，武汉市制作两尊格里希铜像，一尊坐落在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另一尊赠给了杜伊斯堡市。
矗立着格里希铜像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园
矗立着格里希铜像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园是谢长钦常来的地方。时隔多年，铜像上，格里希的目光依然坚毅。谢长钦边默念着铜像上篆刻的话：威尔纳·格里希，1984年至1986年担任武汉柴油机厂长期间，忘我工作，大胆改革，为中国企业改革，增进中德人民友谊做出重要贡献，一边坚定地说：“从活生生的实践来看，我们国家应该开放，而且要大大地开放，我们现在的生活过好了，还是应该归根于改革开放。”
格里希被授予“武汉荣誉市民”称号
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伍新木表示，40年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口期，当时的武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胆启用“洋厂长”，这本身就具有重大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意义：“40年前，沿海地区引进技术、资金、人才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在中国内地能直接聘任洋厂长在国企当厂长，可以说起到了开放引领人才之先河。到今天，我们要继续高举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旗，武汉市聘任洋厂长这种开放的举措到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记者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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