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大水法遺蹟之一。
現代中國人都知道，圓明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遭到了英法聯軍的焚燒和洗劫，歷經滄桑，如今只剩大水法等處的斷壁殘垣橫臥園內，成了近代中國歷史敘事上的一個慘痛的註腳。
在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諸多歷史敘述中，英國和法國一直擔當著侵華殖民主義的主角，被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以一篇《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釘在了恥辱柱上；俄國因為趁火打劫攫取了中國東北的大片領土，其侵略者的身份也不遑多讓。唯獨美國這個英法俄的合夥人，一直靜悄悄地躲在角落裡，一般的敘事中都難以窺見其蹤影，但實際上，美國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源起有著比其他三國都更密切的關係。
《望廈條約》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發生
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起源於中外有關修改條約內容而起的糾紛，而此種糾紛的源頭恰是1844年中美簽訂的《望廈條約》。
《望廈條約》全文34款，第34款規定：“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這雖然是賦予美國的修約權利，但英法等國通過與中國簽訂的條約內的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國待遇條款，也和美國一樣自動獲得了十二年後同中國修約的權利。因此，英國於1854年提出了針對《南京條約》的修約要求，法國和美國則於1856年提出修約，彼時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戰敗，轉而向東擴展，也插進三國來一同要求同中國修約。
這場中外交涉，最終在英法俄等國的殖民主義開始向亞洲地區高歌猛進的時代大背景下，通過1856年10月廣州河上的“亞羅號”事件，以及駐紮廣州的兩廣總督葉名琛（1807-1859）等人強硬的對抗“外夷”的外交對策及對方的反彈，演化成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比第一次鴉片戰爭更為重要，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也是清代中國第一次面對西方聯合起來的殖民主義。
兩廣總督葉名琛
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後被英軍送往加爾各答，於1859年4月客死彼處。清代薛福成（1838-1894）評論當時葉名琛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這一評論可謂十分苛刻，對後人去客觀地認識葉名琛形成了很大的誤導。
這場戰爭的西方一側，以英法聯軍為主力，他們是登陸廣州、天津等地同清軍作戰的前線部隊；美國和俄國屬於助陣，冀得漁翁之利。英法聯軍於1857年12月28日攻陷廣州城，翌年1月5日俘虜了總督葉名琛和其屬下以及幾十箱中方檔案，並很快把葉總督送往印度的加爾各答。隨後，英法美俄四國公使乘坐軍艦一路北上至天津大沽口，在同清廷談條件失敗後，英法聯軍於5月20日攻陷了大沽口，迫使北京朝廷派遣大學士桂良（1785-1862）和吏部尚書花沙納（1806-1859）年為欽差大臣，奔赴天津，於6月13日到27日兩個周之內，同美、俄、英、法分別簽署了和平條約。
在中英、中法、中俄條約內，最後一條均規定在本國批准條約後於第二年即1859年到“大清京師”即北京換約，但中美條約的最後一條內只說明兩國次年換約，卻沒有明確換約地點。
1858年6月18日簽署的中美天津條約最後一款即第30款，除了賦予美國片面最惠國待遇之外，只規定了次年換約，但未指明在何地換約。美國並未就此提出異議。
美國的中立政策與自由貿易
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是列衛廉（William B. Reed,1806-1876）,於1857年剛剛赴任。此前五年，他一直在費城擔任地區檢察官，對中國情形並不熟悉，但對美國對華政策以貿易為中心這一點，他把握得很好。上任後，列衛廉在外交上堅持走中立道路，和當時的俄國一樣扮演著英法與中國之間的調和人的角色。
美國的這種立場，在列衛廉於1858年2月10日致北京朝廷的一封長篇照會中表達得十分明確。彼時廣州城已經被英法聯軍攻佔，對中國而言形勢不可謂不危急，列衛廉起草照會的目的就是敦促北京政府及早派欽差大臣到上海，同英法以及美俄四國討論修約事宜。
在這封照會中，列衛廉首先強調說原兩廣總督葉名琛辦事不周，英法迫不得已訴諸武力佔領廣州，但美國並沒有和他們站在一起來與中國為敵，“美國追求和平與中立，此係建國之父們的箴言，亦是美國之傳統，故而美國拒絕參與到任何與中國為敵的隊伍之中，不管這種敵對是針對中國的哪一部分”。
列衛廉建議北京朝廷及早與西方各國修約，換取和平。他強調說：“這一和平的首要的成果，就是中華帝國的所有部分的完整，包括從中央到邊疆，這也是美國及其代表們內心素所追求的。外國的荼毒與[中國]社會的混亂，將同樣不被我們所接受……貿易自由是對那些實現自由貿易的人們的最佳保護措施。”列衛廉的根本目的，說到底是要清廷開放市場，達成對華自由貿易。至於這樣做是否可以稱得上是愛好和平，或者受基督教的影響仁而愛人，我們可能要問問當時正在廣州熱火朝天地做鴉片煙生意的美國商人們了。
41年後，即1899年9月到1900年3月之間，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1838-1905）等人在對華政策上提出了著名的“門戶開放”（Open Door）政策，試圖使獲取在華“勢力範圍”的列強彼此之間達成利益各持、機會均等、互惠均沾的態勢，以期避免中國局勢失控，損害包括美國在內的諸國利益。揆諸歷史，“門戶開放”政策並不是一夜之間偶然產生的，其理路至少可以追溯到1858年列衛廉時期的對華政策。
美國卡通漫畫家J.S.Pughe 1899年8月23日發表於漫畫雜誌Punk （意即頑皮的小妖怪）上的有關“門戶開放”政策的漫畫，題為“Putting His Foot Down”（“必須要做”）。
無論是列衛廉在1858年，還是海約翰在1899和190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沒有發生變化，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尋求自由貿易，確保其在華商業利益。而美國之所以這樣做，根本原因之一是在遠東地區沒有像英法那樣的軍事力量，亞太地區也不是當時美國國際外交舞臺的重點，雖然這種局勢在美國於1898年從西班牙手中搶佔了菲律賓群島之後，開始逐漸發生改變。
在具體操作上，美國每次都會聯合其他國家，奉行一種建立在口頭好人（即lip service）和利己主義基礎上的聯合外交：列衛廉的照會並不是單獨遞交的，而是和英、法、俄三國的長篇照會一起遞交的；“門戶開放”更是聯合了所有在華有“勢力範圍”的殖民主義勢力。雖然每每將中國的領土完整掛在嘴上，事實上列衛廉的政策絲毫未能阻止英法俄等國對中國的侵略和蠶食，而海約翰的政策也不曾成功維護在華列強之間的均勢以及改變中國主權風雨飄搖的狀態。
在列衛廉表明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整整160年之後，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在華盛頓的保守派智囊機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做了一次題為“當前政府對華政策”（“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的發言，綜述了當前以特朗普總統為首的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其中，彭斯回顧歷史，說當中國在那“一個世紀的羞辱”（指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百年之間）中備受侵凌壓迫之時，美國拒絕加入[壓迫者的隊伍]，而是推行了“門戶開放”政策，“這樣我們就得以同中國保持更自由的貿易，並且維護了他們的主權”。對美中歷史的這一驕傲解釋，可謂列衛廉1858年與海約翰1899年的政策的合一與重複，而美國對在華“自由貿易”的追求，百餘年來從未改變。彭斯先生還回顧了美國成立初期和中國做的人參和皮毛貿易，但並未提到鴉片貿易——或許他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
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先生在華府哈德遜研究所做有關中國政策的演講，號召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施行強硬策略。
回到1858年。列衛廉的照會，通過兩江總督何桂清和江蘇巡撫趙德轍，連同英國、法國、俄國的長篇照會一起，於1858年3月10日以致大學士裕誠的名義遞到了北京。中間，何桂清和趙德轍收到照會以後，先行拆閱，認為葉名琛辦事不善的確不容否認，但“該夷之猖狂，亦已自認不諱，深堪髮指”。在這種情形下，北京並沒有對列衛廉照會中表示的美中要“和睦為貴、不分彼此”的一套說辭，產生任何的好感；至於列衛廉要維護中國完整的那一部分內容，中文本里根本沒有翻譯。在北京看來，“米夷”與“英夷”、“法夷”、“俄夷”一樣，並無區別，都是闖到天朝家門口的猖狂之徒。
戰事復起與美國角色的隱退
1858年6月天津條約簽訂後，四國公使陸續南撤，美使列衛廉也回到了美國。
一年以後的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國公使攜帶本國批准的條約，抵達天津大沽口，要求進京換約。清廷要求三國公使由北塘登陸，在清軍保護下前往北京換約。對此提議，新任美國公使華約翰（John Elliott Ward，1814-1902）表示接受，願意遵從北京的指示前往換約，但英法兩國公使拒絕接受北京的方案。6月25日，英法兩國執意要進入天津北河口，但在大沽口外海面遭到了親王僧格林沁所部的炮擊，死傷慘重，狼狽逃回上海。
美國公使華約翰
英法的慘敗激怒了倫敦和巴黎，年底兩國再次派遣以額爾金伯爵（Earl Elgin，系第八代伯爵，本名詹姆斯•卜魯斯,1811-1863年）為統帥的聯軍，於1860年7月攻陷北塘和大沽口炮臺，並於10月13日佔領北京，十天後簽訂了新的條約，完全確認了《天津條約》有效，並附帶一系列新條文，形成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
圓明園就是在其中的18日、19日兩天被聯軍焚燒的。下達命令的是領軍的額爾金伯爵，直接原因則是清廷虐待英法俘虜，據說在中國方面送回的俘虜屍體中，有人面目全非、死狀悽慘。額爾金的私人秘書亨利•洛克（Henry Brougham Loch），也是倖存的被俘人員之一，雖然他本人在北京監牢內並沒有遭到虐待，但他在1869年於倫敦出版的陪同額爾金伯爵使華的自述中，記載了北京虐囚與英軍焚園之間的關係。
咸豐皇帝在戶部尚書寶鋆所奏的圓明園遭英法聯軍焚燬的奏摺上寫的長篇硃批，氣急敗壞地說寶鋆沒有前往救護，說寶鋆“不知具何肺腸，實我滿洲中之棄物也”。 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在圓明園遮天蔽日的濃煙之中，大清國投降了。咸豐皇帝早早跑去了熱河行宮，留下他的六弟和碩恭親王奕訢（1833-1898）在北京對付外夷。不到一年的光景，咸豐帝就死在了熱河，留下了偌大一個爛攤子。起來收拾這個攤子的，恰恰是被他拋在北京的六弟恭親王，連同七弟奕譞（1840-1891；光緒皇帝的親生父親），以及兩個新晉為皇太后的嫂子——慈安和慈禧。這幾個人旋即聯合起來發動了一場政變，處理了八個咸豐帝遺詔任命的輔政大臣，共同扶植慈禧5歲的兒子登基，即同治皇帝。
隨後，大清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廣設兵工廠，建設新海關，學習西式外交，接觸國際法，成立同文館，並鎮壓下去了太平天國，等等，史稱“同治中興”。在這場“中興”之中，美國人也和英國人、法國人等一樣，積極參與了很多。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後半截，美國沒有與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實際上也沒有參與天津以後的軍事行動，原因正在於美國當時的新任公使華約翰於1859年7月份，遵照了北京的指示，從天津北塘登陸，順利進京與中方做了交涉。倘若這個過程進行的不順利，北京條約的談判桌上就要增加美國席位的，即便是美國已經身處本國內戰的前夜。
但是，順利進京的華約翰卻沒有能夠親自覲見咸豐皇帝，也沒有能夠在北京換約，只是把國書由中國的欽差大臣轉交給了皇帝，回到天津北塘之後在北塘驛站和直隸總督恆福舉行了簡單的換約。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出在了覲見在中國皇帝的禮儀上，即三跪九叩頭，這一點我們下章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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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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