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旦卓瑪，藏族女高音歌唱家，國家一級演員。1937年6月出生於西藏日喀則，1956年11月至1957 年8月，在西藏日喀則文工團當學員。1957 年8月至12月，在西藏公學預科學習。1958年底到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學習，師從著名聲樂教育家王品素教授。1961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歷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少數民族聲樂學會副會長，西藏自治區歌舞團演員、團長，西藏自治區文化局副局長，西藏政協副主席、西藏文聯主席等職。
才旦卓瑪是新中國藏族第一代歌唱家。她的歌被錄製成了唱片、磁帶。她多次舉辦個人演唱音樂會，多次受到過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她還是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為人民謳歌一輩子
1964年，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北京上演，才旦卓瑪參加演出並演唱了《毛主席的光輝》。這一唱，讓全國的觀眾認識了她，從而讓她登上了歷史舞臺。苦難的生活經歷，使才旦卓瑪有更富於常人的生活感受。她將她的這些感受全部溶入了她的歌聲當中。
才旦卓瑪的演唱，高亢、明亮、婉轉、動情，《唱支山歌給黨聽》就是她的代表曲目，久唱不衰。1993 年，正是由於此歌，她的唱片銷量在我國創造了一個銷售奇蹟。《北京的金山上》更是廣為傳唱，而且歌曲富於舞蹈性。
才旦卓瑪說：“《東方紅》演出結束後，毛主席接見演員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後。當時，周總理看到了我，就介紹給主席，告訴主席我就是剛才唱《百萬農奴站起來》的藏族姑娘。主席回過身，微笑著向我問好，然後把手伸向了我，我一下子握住了主席的大手，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的手特別大、特別溫暖、特別有力量。主席握著我的手教導我要好好唱歌，要為西藏人民多做貢獻，我當時興奮得眼淚不停地流，根本說不出話來了。後來，所有的演員都爭相和我握手，他們認定我的手上還有主席傳遞的溫度。”
雖然才旦卓瑪當時已經小有名氣了，但是她還是選擇回到西藏沒有留在北京或者是上海。對於當初的選擇，才旦卓瑪說自己從來沒有為此後悔過。她知道來北京或者上海這些地方，生活條件和其他方面都比較好；她也懂得有些人完全是出於愛護她、對她的關心。然而她還是不想分開養育她的這片泥土。
“作為一個藝術服務者，特別是少數民族的歌唱演員，就愈加應該在自己的家鄉紮根，這樣會更好一點，為家鄉人民效勞，為全國人民效勞。”才旦卓瑪強調，做為一個少數民族歌唱演員，要為全國人民效勞，就是拿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來回報全國人民，來為他們演唱。
“是周總理對我說的一些話讓我作出了這一選擇。”才旦卓瑪說，“演完《東方紅》後，周總理在上海和我見了面。”那時，周總理說“: 你要唱歌，就為少數民族而唱吧。你假如不回去啊，你這個酥油糌粑的滋味就沒有了。”“我經常想，黨和國家領導對我的關心，實際上也傾注了對西藏人民深沉的情愫，我要把藏族人民的心聲用歌聲唱出來。”才旦卓瑪充滿了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們的敬意，她必然要為西藏、為人民謳歌一輩子。
考上民族班
在才旦卓瑪考上上海音樂學院前，家鄉成立了婦聯，才旦卓瑪積極參與運動。她喜歡唱歌，但是窮人家的孩子沒有什麼過多文娛活動，就是三四個同伴就在山坡上相互對唱。然而這美好的嗓音在婦聯的宣傳任務中獲得了發揮，這一帶的長者同鄉都喜歡聽才旦卓瑪的歌聲，才旦卓瑪唱得更起勁了，沒多久她就參加了共青團。
1956年，西藏青年觀賞團到北京觀賞進修，才旦卓瑪幸運地成了其中的一員。當時還給觀賞團的成員每人制作了一套新裝。穿戴它，才旦卓瑪見到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觀賞了北京城，還到了東北、上海、南京……一路上，他們受到了熱鬧的歡送。才旦卓瑪暗想：在解放以前，被壓迫的我們位置低下。今日我們真是揚眉吐氣、翻身解放了。
西藏富有靈氣的山川賦予才旦卓瑪天然生成的好歌喉，經民間藝人窮布仁次的悉心指點，她學唱藏族民歌和古典歌舞曲“囊瑪”。1956 年11月，才旦卓瑪被日喀則文工團接收為學員。沒多久，沒讀過書的才旦卓瑪被保送進了第一所西藏公學“陝西咸陽西藏公學院”（今西藏民族學院）進修。
半年後，文化部託付上海音樂學院辦個民族班，到這裡挑學生，那時學校有兩位教師到西安來測驗。才旦卓瑪說：“我那時沒有文化，唱了《農歌》和《獻給毛主席》這兩首歌，聽了一下聲音狀況，就考上了。”1958 歲末，才旦卓瑪離開家鄉來到上海，進入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民族班進修。
才旦卓瑪坦言，假如依照上海音樂學院的要求，她是沒有時機進去進修的。“進學校的學生起碼都要到達一些規範，例如文化要到什麼程度的規範，基本的音樂常識要達到什麼規範之類的，都是很需要的。像我進去的時候，連語言交流都還有限，自己的名字都寫得不規整。”的確，最初，才旦卓瑪剛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時連漢語都不會說，漢語文化課、樂理從頭學起。她說：“完全是國家為了培育少數民族藝術人才。因為在那個時候，這種藝術人才特別缺少。”
與老師以啞語溝通
那時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習環境很好，“學校裡大部分都是漢族學生，但是他們一點沒有對少數民族學生看不起。我就好像是和自己家鄉的人在一起的感覺一樣，自己心裡就是這麼覺得”。尤其幸運的是，才旦卓瑪在上海音樂學院遇上了幾位好老師，一位是當時的系主任周小燕，一位就是王品素老師。那時，樸實的藏族姑娘才旦卓瑪深得老師和同學們的喜愛，特別是她的主課老師王品素對她更是關愛有加。
王品素教才旦卓瑪的時候也是非常困難，一是她們語言不通，二是王品素對西藏的音樂接觸也很少，不瞭解藏族唱歌與一般民族唱歌的發聲方法完全不一樣。“練聲時，我連傳統的‘咿、呀、噢’都唱不出來，王老師就乾脆隨心而變，讓我用藏語練聲，讓我對著太陽、月亮用藏語呼喊它們，那種感覺彷彿回到了草原。起初，我和老師的教與學幾乎也是啞語式的，連比帶劃，我盯著老師的嘴型，感受著那溫柔的聲音；我看著老師的微笑，猜測著她的心意。老師非常耐心，一遍遍地做示範，直到我表示明白了。”經過王品素的悉心指導和自己的艱苦訓練，才旦卓瑪終於練就了一副優美圓潤、洪亮委婉、具有濃郁藏族韻味的好嗓子。
1961年初，才旦卓瑪向系裡的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由於自己並不精通漢字，這份申請書是由她自己口述，請漢族同學幫助寫的。那時她讀的政治書籍不多，對黨的認識還不深刻，只知道是共產黨解放了自己，讓能夠翻身當家做主人，她對黨還只是一種樸素的感情。恰巧王品素是系裡的黨支部書記，不僅教她聲樂，還在政治思想上關心她，引導她正確認識入黨的意義。沒過多久，才旦卓瑪又向黨支部遞交了第二份入黨申請書，表達自己希望入黨的迫切之情。當年5月，才旦卓瑪被批准為中共預備黨員。最後，終於成為黨組織的一名成員，才旦卓瑪覺得非常幸福。
從別人手裡“搶”歌
隨著演出活動的增多，才旦卓瑪漸漸被人熟知，也得到了許多讚譽。這時，王品素語重心長地對她說：“你現在參加演出有了名氣，千萬不要覺得自己了不起，不要驕傲自滿。作為共產黨員，要永遠謙虛謹慎。你要好好學習，以後回西藏為家鄉服務，為人民歌唱。”這番話讓才旦卓瑪受用終生。
回憶最早演唱《唱支山歌給黨聽》時的情景，才旦卓瑪真誠地說：“這支歌的原唱不是我，是我努力從別人那裡‘搶’來的。”那是1963年，全國掀起學習雷鋒的熱潮，人們從雷鋒的日記中找到《唱支山歌給黨聽》，後經過作曲家朱踐耳譜曲，才有了這首非常動聽的歌曲。當時的首唱是任桂珍。一天，才旦卓瑪在校園的廣播中聽到這首歌：“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一字字一句句，分明唱出了才旦卓瑪做為翻身解放的農奴女兒的心聲，她看到過農奴的辛酸生活，目睹了農奴翻身做主的幸福生活，親身感受到了黨的溫暖。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自己這個走在大學校園裡的農奴的女兒，回想自己所經歷的苦難和幸福，才旦卓瑪不禁潸然淚下，激動難耐。一股歌唱的激情在她胸中迸發，她找到王品素，要求唱這首歌。王品素擔心才旦卓瑪因此丟掉自己的風格，便說：“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唱這歌能行嗎？不要丟了風格。”才旦卓瑪急得快要落淚：“歌裡唱的就是和我一樣的心聲。我一定要唱！ ”當時很多人都不理解，連漢語都說不利落的才旦卓瑪為什麼要唱一首漢語創作的歌曲，但是老師懂得她的心思。王品素費了不少周折給才旦卓瑪找到了曲譜，又一字一句地給她摳漢語歌詞，還請到了這首歌的作曲朱踐耳老師來聽才旦卓瑪的演唱。結果朱踐耳和王品素一樣被才旦卓瑪打動了，他們感覺到了，這是發自內心的感動，是心靈深處的歌唱。到了給學院彙報演出時，才旦卓瑪的演唱一鳴驚人。後來，在“上海之春音樂節”上，才旦卓瑪演唱了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受到廣大聽眾的喜愛。經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錄製、播放，《唱支山歌給黨聽》頓時傳遍大江南北，才旦卓瑪的名字也隨之家喻戶曉。儘管如此，才旦卓瑪常常掛在嘴邊的還是：“我的成長，離不開革命老前輩的關懷，人民的支持。所以我要用我的歌聲回饋大家。人退休了歌不能退休，在我的生活裡不能沒有歌聲。只要我的身體允許，我會不停地唱下去。”
沐浴著黨的陽光雨露成長的才旦卓瑪，其歌聲給人最深的感受是一個“情”字：飽蘸深情，熱情洋溢，聲情並茂。她用《翻身農奴把歌唱》表達貧苦農民當家做主的喜悅之情，她用《北京的金山上》抒發同胞對黨的感激之情，她用《一個媽媽的女兒》謳歌民族的團結之情。如今，才旦卓瑪已從一個普通的農家女成長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歌唱家，她唱的歌不僅震撼了萬里高原，而且傳遍了祖國各地的每一個角落，通過才旦卓瑪的出色演唱，世界各地把目光聚集在這塊古老而蓬勃向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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