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晰地记着，2015年5月23日清晨5点半钟。我与住宿在北京长安大酒店的27名“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的团员们被“叫早”电话提醒，匆匆洗漱，匆匆早餐。6点20分乘大巴出发，很快到了故宫博物院的正门——午门广场。
这时，只见四面八方都有大巴开来，走下一批又一批身穿西服的日本客人。清晨7点钟，故宫博物院打开大门，让日本客人徐徐而入。平日每天清晨8点半开门的故宫，今天为了欢迎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的3000人“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特意开辟了日本人专场。
清晨8点钟，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在中国国家旅游局东京办事处主任张西龙的陪同下，来到宽广的故宫太和殿广场。事先，交流团已经得到通知，二阶俊博要在这里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分别与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交流团成员合影。
当我走到二阶俊博面前的时候，这位74岁的老人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握手，感慨地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见面，还要感谢《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啊！”话落，二阶俊博高兴地拿起刊载着我对他进行专访文章的2015年第一期《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杂志，与我以及交流团的成员合影留念。
这里，还有值得记述的历史性细节。
2014年11月19日，我作为日文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前往位于东京的日本自民党总部，如约采访被称为日本自民党中央“三驾马车”之一的总务会长二阶俊博。席间，二阶俊博对日本与中国、韩国关系陷入僵局表示忧虑，认为应该扩大人员交流。他说：“日本与韩国、中国之间的人员交流已经不是去一些游客就可以满足的了。应该组织千人以上的交流团。我明年一月份要去韩国访问，就想带着1000名日本人去。我还想在春季访问中国，带着1000或者3000名日本去。”
当时，北京即将举办APEC。围绕着习大大是否会见前来参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日外交层面还在进行角逐，中日关系还处在寒冷的冬天。于是，我有意识地问：“现在，您还能带去3000日本人访问中国吗？”没有想到，曾经担任日本全国旅行业协会会长的二阶俊博当着我的面立即开通手机，给日本最大的旅行公司——交通公社的老板打电话，叙述说了自己的想法，直接问：“你能不能帮我组织3000名游客？”很快，他关上手机，有点得意地对我说：“对方答应了，说没有问题。”我的采访继续进行。
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位于横滨的日产公司采访时，突然接到了二阶俊博用手机打来的电话，他说：“你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的总编辑影响力真大。今天，自民党很多人来问我，是不是要带3000人去中国访问？我告诉他们：是，我就是要带着3000人去中国访问。”原来，在采访的当天，我在新浪微博上披露了这个消息，没有想到震惊了日本自民党总部。
11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在东京举行纪念创刊三周年酒会。晚上6点钟，二阶俊博匆匆赶到现场。他在致辞中讲述了这段故事，然后幽默地告诉与会者：“今天，我来参加这个酒会，事先没有写在日程上。结果，我出门的时候，就有人问我；‘你去哪里？’我告诉他：‘我去中国’。哈哈，他们以为我潜逃去中国了呢。真的，春天的时候，我想带着3000名日本人去中国访问。”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二阶俊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宣布将要组织3000名日本人到中国访问的计划。
其后，中国国家旅游局、外交部、中联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积极推动此事。2015年1月，二阶俊博率领1400多名日本人访问韩国，获得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会见，迈出了改善日韩关系的重要一步。这也促进了二阶俊博率领3000日本人访华计划的落实。2015年3月，二阶俊博到中国海南省参加博鳌论坛，向参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场介绍了自己的计划，获得了肯定性的欢迎表示。
就这样，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近年来中日民间交流的一件盛事”的3000名日本人参加的“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终于在如花如歌的5月成行。
日本人见到习主席泪流满面
5月23日晚上，“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天下午3点20分，我随团从酒店出发，上了大巴以后才各自拿到“请柬”。我注意到，这份“请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写明“中日友好交流大会”的主办单位。这，让许多日本人疑窦丛生。
下午4点10分，3000名日本人开始陆续进入会场。但是，到了“请柬”上写明开会时间6点钟后，不见开会的动静。我所坐的214桌的日本客人，开始显出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他们有的问为什么不是开会？有的问习主席会不会来参会？在组团的时候，他们都被告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参会”。这个时候，他们各持其理，纷纷推测习近平主席是否到会。6点半钟，当主持人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进入会场”，3000名日本客人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习近平站在主席台上向他们挥手致意。
这时，我看到：214桌以及周围212桌、216桌的日本客人，有的眼睛红润了，有的干脆拿出手绢擦拭泪水。我身边左侧的佐佐木健二夫妇更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望远镜，要把习主席看得清晰一些、再清晰一些。我知道：这些日本客人应该是长期推助中日友好的人，应该是多年来为中日关系恶化感到不安的人，应该是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到会破解中日关系难局感到欣慰的人。他们或许不属于日本社会的主流，但他们可以影响日本社会的主流，他们不是日本民众的全部，但他们属于日本民心、民意、民愿的一部分。习近平主席亲自参加“中日友好交流大会”，赢取了日本民众之心！
日本媒体精确计算，习近平主席在大会致辞，用了9分30秒。3000名日本人亲眼看到：二阶俊博把带来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在大会主席台上转交给习近平主席。因此，有人把二阶俊博称为新时期中日关系退滞时的“破冰人”。
被视为“亲华派”的二阶俊博
其实，二阶俊博与中日关系的故事还可以讲出串串。
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日友好万人友谊林”，登长城的人俯瞰这片绿色时，觉得心旷神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二阶俊博献给中国的新千年礼物。
2000年元旦过后不久，首次入阁并出任日本运输大臣的二阶俊博，带着他“观光立国”、振兴日本旅游业的蓝图，来到了北京。几个月后，二阶俊博再次来到北京，与他同行的是一个5000人的友好访问团。在八达岭的长城脚下，他们放飞3000只和平鸽，种下万株树苗。
但是，二阶俊博的努力不久就受到了重创。由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的高层交流一度中断。
200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建城300周年庆典活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希望在那里实现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以改变日本外交的孤立局面。但是，派谁将这一请求传给中国政府，成了一道巨大的难题。这是，小泉想到了二阶俊博。
此时，中国“非典”疫情正重。但二阶俊博仍然在2003年5月18日下午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第二天，二阶俊博把小泉首相的亲笔信交给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预定40分钟的会谈，整整延长了1个小时。5月底，小泉终于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见到了胡锦涛主席。
2006年，二阶俊博担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日两国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一向以“大嘴”闻名于日本政坛的外交大臣麻生太郎扬言，如果中国在“中间线”附近正式开采油气，日本方面应考虑采取“对抗性措施”。二阶俊博闻言，立即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表示：“作为外相，言行必须慎重。如果喜欢强硬行事，那干脆到中国去强硬好了。东海应该是和平、协力、友好之海。”
2008年，中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二阶俊博立即率团不远万里，为灾区送去了救灾物资。二阶俊博临行前对媒体说，在日本各界的支持协助下，使节团此次筹集到了包括300顶大型军用帐篷在内的31吨救灾物资。使节团不仅要把这些物资送往灾区，更重要的是要把日本人民对中国灾区人民的关心及希望灾区人民早日重建家园的心愿传达到灾区。
这次，二阶俊博率领的3000名“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中还有北海道、埼玉县、福井县、奈良县的四位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二阶俊博告诉媒体：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后，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邀请了日本东北灾区500名青少年访华。身为团长的二阶俊博，至今仍然会不时地收到那些已经成为初中生、高中生的孩子们的来信。这次，二阶俊博将邀请500名中国青少年，访问日本北海道、埼玉县、福井县、奈良县。
正因为这样，二阶俊博也被视为日本政治中枢的“亲华派”。
奔走多年种下“并蒂莲”
1939年2月17日，二阶俊博出生于和歌山县御坊市，父亲二阶俊太郎是和歌山县的县议员。从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毕业后，二阶俊博成为了时任建设大臣远藤三郎的秘书， 1971年远藤过世后，二阶俊博回到了和歌山老家；四年后，当选为和歌山县议员，并且连任两届。1983年，二阶俊博作为自民党候选人参选众议院议员，以5万3611票当选，此后连续当选8届，成为自民党“二阶派”的首脑。
1990年，二阶俊博出任海部俊树内阁的运输政务次官；1999年，他进入小渊惠三内阁担任运输大臣兼北海道开发厅长官。2000年，日本自由党分裂，二阶俊博加入了日本保守党，并被新任联合内阁的总理森喜朗留任；同年7月，他出任保守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隔年更担任了保守党干事长。
2002年，保守党改组为保守新党，二阶俊博担任了保守新党干事长。2003年，保守党被自民党并入，而成为了自民党的“二阶派”，由他领导。2004年9月，他担任了自民党总务局长。2005年的日本国会大选，因为他的选战策略对自民党获得众议院大选胜利有重大作用，同时还领导派系在大选中获得重大胜利，派系成员扩大3倍。同年的内阁改组中，被首相小泉纯一郎论功行赏，出任经济产业大臣的重要职务。2006年9月，安倍晋三上台，任命他为自民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2007年8月，安倍内阁改组，他被任为自民党总务会长，2008年8月起，再任经济产业大臣。2014年9月，日本安倍内阁重组后，二阶俊博被任命为自民党总务会长。
在二阶俊博高中时代，一位生物老师告诉他，2000多年前，一艘中国古船在日本沉没。1951年，日本著名植物学家大贺一郎，在东京大学操场的地下，挖掘出由这艘古船带来的3粒莲籽。在大贺一郎的精心培育下，3粒莲籽化石竟意外地开花结果，这三株轰动世界的莲花，得名“大贺莲”。
“俊博，我毕生的心愿和大贺老师一样，就是将‘大贺莲’带回中国。”生物老师嘱托二阶俊博。
这句嘱托，影响了二阶俊博的一生。为了让“大贺莲”回到中国，从政后的二阶俊博奔走了20多年，终于在2003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之际，把“大贺莲”种在了博鳌亚洲论坛的荷塘中。
这段“莲花外交”，是二阶俊博一生的骄傲。二阶俊博说，他之所以能为中日关系做些事，只因中日两国本来就是并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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