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孙隆基老师的新书《杀母的文化》中，他从美国“性别角色认同论”逐渐成型的20世纪早期展开论述。直到20世纪中期，男性荏弱化与女性“阳具化”（在女同性恋仍不能浮出水面的当时，“性别角色”倒错的女性往往被冠以“阳具型的女人”的帽子）现象的出现才对美国的性别角色造成了冲击，同一时期的性解放浪潮更是激化了这一性别危机，“母亲”于是成为了强调“分离与个体化”的时代精神下的攻击对象。随着战后女权运动的兴起，“杀母”的主体开始超出男性的范畴，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性希望与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划清界限，因为这是“用取悦男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男性享有特权的世界里。”
美国新女性的“仇母潮流”至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逆反——这时候的女性主义者已经觉悟，提倡“杀母”是“中了男性的计”。作者在书中提到，艾德里安·里奇在1977年发表的《生于妇人》（Of Women Born）是一个分水岭：它将制度化的母职和经验的母职予以分判，前者是由父权社会强加于妇人之身，后者则是妇女自身的体验。到了20世纪末，女权势力笼罩下的大众文化虽同样以“个人疆界的绝对化”为核心，但却将所有罪责统统推在了父亲身上。
在对20世界美国文化和大众心理地梳理过程中，孙隆基看到的是“一种对情感领域的极端不信任，总是将人间的条件都朝理性化方向集拢，那就是成人阶段的、个人主宰的、人我界限分明的、锱铢必较的、按章办理的、对簿公堂的公共领域。”随时代背景而演变的意识形态话语，背后共享的是同一套逻辑。孙先生反问道：“什么事情都怪罪爸爸是一条新的‘总路线’（party line），和20世纪中期的一股脑儿怪罪妈妈的‘总路线’在性质上有啥分别？”
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书中所述的战后女权意识觉醒时，女权主义者炮轰“家庭主妇”角色的选段。值得从中反思的是，在个人主义话语愈发强势的今天，如何在捍卫女性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对此种意识潜在的无限度做出反思，从而避免造成群体之间的对立和交战、甚至群体内部的撕裂？
“母亲”这一角色为什么成为了战后女权运动的主要攻击对象？
当时，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对“妈妈”的态度是毫不含混地划清界限。对美国的新女性说她“很像她妈妈”是一种莫大的侮辱。1979年，女权活跃分子朱迪斯·阿堪纳（Judith Arcana，1943— ）发表了一份报告，根据的是对120名美国城市妇女的访谈，其中统计数字显示出：63%的妇女说“她们有意力图避免以母亲为女性楷模（…they consciously tried not to model themselves as women after their mothers）”。近期的一部女权著作《母女革命》回顾当年众多的新女性与“母亲”决裂，指出有势在必行的原因：“母亲们将她们女儿时代学会的一套重复在女儿身上。她们教导女儿变成像她们一般的女人，用取悦男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男性享有特权的世界里。”
在战前已成名的女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1905—1984）在1969年回忆说：她对妈妈本人没有恶感，但看不惯妈妈在爸爸面前的奴性，并且对她狭小的女性世界产生幽闭恐惧：
妈妈似乎只做爸爸想要的事情，我们（指子女）过的却是妈妈要我们过的生活。她深切地想拖住爸爸，总是尽量地取悦他。但不论爸爸怎样地骂，妈妈总无法改掉一些古怪的习惯，这些怪习（的心理来源）弗洛伊德早已了然于胸。窗、门、炉灶像鬼魂一般地缠住她，在其前她会站立发呆达半小时之久，离屋外出时，她常坚持回到屋中去，而我们则不论哪种气候都得在外面等待她。
在当年，妈妈或许不愿离开家庭这个安乐窝，在其中她有大部分的掌控权，但在海尔曼这个解放了的新女性眼中，家庭主妇的领域变成了一个牢笼，而妈妈乃即使笼门打开了也已不懂得飞的笼中鸟。在她笔下，爸爸斥责妈妈“古怪的习惯”而她再顺从总是改不了，完全符合20世纪中期美国文艺作品和电影里频频出现睿智的爸爸批判乖张的妈妈之桥段。事实上，海尔曼这段回忆令人想起《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里的查理的妈妈：天寒地冻并在刮风，她还在门外洗窗，让邻居看到她在做家活，以便炫耀自己是“贤妻良母”，而这个怪癖曾受过爸爸的指责。海尔曼的妈妈并无炫耀的动机，但整个人生视野固置在家内则一。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朵》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式的“理性”是否只能在男性化的“公共空间”中培养，而“家内空间”则是病态丛集的温床？ 这里反映的是对情感领域的极端不信任，纵使比中国人更计较个人的童年必须在有“爱心”的环境中度过，却又更焦虑地警惕不要受其迷惑而长期陷在它里头。这种对情感领域的极端不信任，总是将人间的条件都朝理性化方向集拢，那就是成人阶段的、个人主宰的、人我界限分明的、锱铢必较的、按章办理的、对簿公堂的公共领域。它充分解释了美国人格的“反思乡、反怀旧”的特色。然而，把家内领域看作导致心理残废的场所——这种思想之所趋，就不只是迫使妇女走出家庭，
而是把对家庭的幽闭恐惧症扩散蔓延于全社会，导致今日的激进派鼓掌欢呼核心家庭的瓦解，以及让公共领域的法权关系全面侵袭家内的人情，把所有人际关系都法权化。这股倾向已从习以为常的夫妻民事诉讼演变到由男女约会产生的性侵刑事案件—对保卫隐私几近歇斯底里的美国人，却越来越多地要求国家机器介入亲密关系，这无疑是美国人最大的悖论、最深的讽刺，也是最牢的死结。
“家内空间”的负面化和传统妇女角色之遭轻蔑，亦表现在女权份子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1933— ）自传式的《我的母亲/我的本人：女儿寻找认同》（1977）一书里。该书细腻分析她如何逐渐否定妈妈灌输的传统妇道，发展成一个更完整的人。她的角色楷模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一位“有自己风格，肯定自己，独立特行，以与众不同为荣”的姨妈。她不便明说的倒是：她认同的其实是男性理想。
性学作家南希·弗莱迪。她的作品帮助美国女性以全新的性学视角看待自身。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性文艺里大量流露仇母情绪。露西尔·克利夫顿（Lucille Clifton，1936—2010）的诗告诉我们，妈妈没有发展“自我”，也把女儿永远当作一片空白的小孩子，而且只懂得训练她做“女主内”的家务：
妈妈如果
有声音
她就只有一种声音
乖女
乖女
乖女
把房间收拾干净。
身为上一代女性的母亲，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当女儿性别认同的楷模，想把旧女性角色在女儿身上重演。为解放而奋斗的女性，必须冲出这个牢笼。米丽安·帕尔玛（Miriam Palmer）告诉我们：
在我母亲的空树干里
我睡过了漫长的严冬
现在是时候了，我将冲碎
融解中的积雪。
争取解放的妇女对母亲的仇视，其实是一种自我憎恨，因为她在母亲身上看到自己不想变成的模样，但妈妈已经是女儿身上无从铲除的部分，像一面自己不想照的镜子。雪莉·考夫曼（Shirley Kaufman）在《母亲们，女儿们》（“Mothers，Daughters”）一诗中，写女儿拼命想形成一个独立的人格，结果仍然是母亲的绝望状态之镜中反照：
她是残忍的，
似乎我的自惭形秽
在同时惩罚着我俩。
我们啃咬着彼此的
头颅骨。给我那属于我的。
我得把她曳回去，把我
窒息在她里面，她在我里面。
在《蛇发妖来当缪斯》（“The Muse as Medusa”）中，梅·萨滕（May Sarton，1912—1995）用古希腊神话的蛇发妖比喻母亲，凡人看了她的脸都会化作石头，但女诗人已经敢直视妈妈的脸，并把那上面凝固着的千载愤恨化为创作泉源，自然也化作为女权斗争的动力：
我把头转过来！（原来）是我的脸。
我该探究那凝结着的狂怒—
那秘密、自封、被蹂躏的地方啊！
我感谢蛇发妖赐予的这份礼物。
在20世纪80年代，女权理论家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调头回顾，对当年女性普遍的仇母做出如下的评语：“妈妈恐惧症（matrophobia）可视作女人的自我被撕裂，想一了百了地清算掉我们母亲的全部枷锁，成就个体化（individuated）与自由，而母亲则代表我们自身之内的那个受害者（victim）——那个不自由的女人，那个殉道者。”
1903年，艾米琳·潘克斯特创立了激进组织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SPU），为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
前引《母亲死结》一书的作者简·拉扎尔记载当年她以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家眷身份接触法学院女生时心中产生的自卑，后者是“她们这一代妇女中最有成就者”，不用说“至目前为止抗拒了婚姻的牵扯，更甭谈为人之母”；大部分家眷选择留在法学院学生妻子联谊会里，“只有一小撮提起勇气参加［法学院女生的］妇女解放组织，面对比自己成功的姊妹们，心中充满怔忡”。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就这样在妇女之间制造了新的等级、身份制与不平观，令为人母者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此情此景，令人想起1983年的电影《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中之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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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母的文化》
副标题：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三辉书系丨孙隆基作品
孙隆基 著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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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杀母”成为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中反复出现、不断蔓延的经典意象，贯穿了整个20世纪。本书以这一看上去非常奇特的意象为中心，对美国的报刊、书籍、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乃至外交、教育、犯罪学等领域进行了剖析；又进一步追寻了这一意象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尼采、弗洛伊德、苏里文、魏宁格等人对美国大众心理的影响，并将之归因于“伟大的美利坚制度”——异性恋罗曼史，即两性的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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