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劇，是張黎職業生涯中標籤性的一樣事物。從早期的《走向共和》到《軍人機密》《大明王朝1566》，以及《人間正道是滄桑》，張黎執導的歷史正劇因獨特的拍攝手法以及對歷史的別樣反思奠定了收視群體中很大一部分觀眾基礎。
（解飛 攝/ 視覺中國供圖）
口述/張黎 採訪、整理/張月寒
1997年的時候，胡玫在拍《雍正王朝》。一開始，她想請我做攝影，可我當時正在拍《紅色戀人》，於是就用另外一種方式參與了這個劇。其實說白了就是跟著劉和平從劇本角度學習，跟胡玫學習導演技法。當時我跟劉和平待了六個月，學習從文學角度上怎麼創作一個劇本，怎麼樣從小說改編。就這樣，我結識了一些今後在我職業生涯中很重要的拍檔們。和劉和平的相識，可以說更有一種一拍即合的感覺。我們兩人都是湖南人，生活習性相似，年齡也相仿，又都對歷史有著超乎常人的興趣。
那一時期，中國電視劇的整體環境也和現在不大相同。隨著1999年結束、進入新世紀以後，國產電視劇開始呈現出更加鮮明的美學風格。作品帶有時代印跡，也開始呈現個性特色，整體文化語境更多元開放。以往觀眾心中單調乏味的電視劇講述方式，開始被消費文化中豐富多彩的影像語言改寫。由此，電視劇的製作、播出、受眾反應等，開始進入一個比較有序、有規律可循的狀態。當時互聯網並不發達，所以電視劇的播出平臺是以電視臺為主，對一部劇的反饋、評論，沒有現在這麼快。就電視劇的製作來說，整體大夥還是有時間的，節奏比現在慢，人心比較靜。
《雍正王朝》播出後，我和兩個製片人以及編劇劉和平，一直對這部劇有一個主題的反思。我們覺得，《雍正王朝》是“當家難”的主題，但還是太過侷限性，也缺乏準確性。就想著，如果再創作一部劇，我們能不能某種程度上超脫這種侷限性，在思想層面上更進一步。
沒過多久，大概2000年左右吧，我接觸到《走向共和》這個項目。這部劇是央視投資的，約70萬元左右一集，當時也算高成本大製作了。《走向共和》是我的第一部導演作品。但當時在長達一年多、將近兩年的準備階段，我並不知道最終的導演就會是我。
準備階段我是還沒有籤任何合同的。那時在電視劇這個行業，整體還是有一種集體創作感的情懷。大家也都整體處於一種“摸索”階段，不管業內還是業外，都沒有誰說我能夠手拿把攥地來掌控市場、創作、製作。都是懵的。大家都這個月不知道下個月會什麼樣，下個月不知道明年會怎麼樣。
《走向共和》在前期籌備階段，我跟著那些編劇、學者們一塊兒，同吃同住，整天就是在磨這個東西，從題材的選擇，到定主題。劇本從寫的那天開始，到寫完，我們總共做了1100多個人物傳記，厚厚四大本。從1100個人物中，我們再刪減出來不到300個人物，又從這300個人物裡濃縮成140個人物。這就導致你們最後看《走向共和》，覺得它的縱向是以重大歷史事件為脈絡，橫向是以人物為導向。劇中出場的每一個人物，可以說都是把這些大量資料濃縮後的精華展示出來，所以他們會豐滿、傳神。這都是我們集體勞動的成果。這種細緻程度、勞動量、準備時間，其實是那個時代中國電視劇市場的一種特有產物。
但這樣也有缺點。前期準備中，枝枝蔓蔓，人物太多了。那麼這些人物的刪除標準是什麼？就是一切還要圍繞我們這部劇的主題。當時為《走向共和》定的主題是“找出路”。那麼，蔡松坡（蔡鍔）這個人物，我們就沒寫，儘管雲南護國軍討袁，他是立下汗馬功勞的。
除了“文化準備”以外，我們還做了“物理準備”，包括服裝、道具、制景。在這個過程中，一點點的，從出品人、臺裡領導到製片人，都綜合覺得我可能更適合當這個導演，就把這部劇交給我了。
因為劇本階段深入的時間比較長，所以當時這部劇雖然是我第一次做導演，拍的時候卻一下就上手了。前期準備的階段，我覺得是一個“捏沙成泥”的過程。散落的素材、龐雜的人物以及歷史背景，大夥一起跟著編劇，把這個東西一點點拾掇出來以後，形成一個個情節性的段落。在這個過程中把影像形成的準備，就已經做好了。另外包括剪接，甚至包括對腦海中演員人選的確定。如今我只能說，《走向共和》這部劇確實在準備階段我們都做得比較全面，給我們的準備時間也足夠長。
當時整個團隊的合作氛圍，也是和諧的，其中很多人，如今已經成了行業裡獨當一面的優秀人物。編劇盛和煜寫《走向共和》時，完全是“平地起高樓”。他參考了許多書籍，加起來厚度應該有3米。他創作時對劇本的要求很精細，平均一個月才能寫一集。也是這個原因不能適應製片方的拍攝進度，所以20集以後的部分請張建偉續寫並做全劇劇本的統籌。張建偉是當時《中國青年報》的編委，對晚清歷史也很有研究。這部劇我們有一個聯合導演叫嘉娜·沙哈提（Jana Shah），當時剛從莫斯科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博士畢業回國，還有攝影師池曉寧，對於這部劇他其實更像一個大設計師。還有包括我們的製片團隊、美術團隊。當時第一美術師是劉新剛，後來做導演了。第二美術師趙海，目前也是國內頂級的美術師。再加上史學專家的真知灼見。他們的觀點、針對細節提出的質疑，最後都蘊含在我們這部劇裡，使其更好。所以我總說，一部影視劇，真的不是導演一個人的作品，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集合。
如今回想，《走向共和》的優點也是它的缺憾。這部戲的優秀、受觀眾的喜歡在於它的觀點性，但是它的觀點性恰恰也是這部戲的缺憾，因為它削弱了作品的戲劇性。
從1997年同劉和平相識以後，除了工作上的聯繫我們還有很多私下裡的溝通。其實一個成熟的編劇，他對於自己珍愛的作品，最可心的莫過於能找到一個信得過的導演，將他的思想、文字，通過影像語言呈現出來。於是，2004年當他有一個即將成型的作品的時候，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這個即將成型的作品就是《大明王朝1566》。
《大明王朝》劉和平從落筆到寫完，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這個劇的主題他當時想得也很清楚，就是一個權力的最高點跟道德最高點的對峙、交鋒、碰撞。
拍攝前劉和平寫劇本，他寫一集，我看一集。看完以後我就做我的準備：那場戲大概是什麼樣的環境、有什麼樣的人物、發生在什麼樣的季節、是在室內發生還是在郊外發生等等。他寫到30集的時候，我們已經建組了。
劉和平寫這個戲，最後人就只剩一口氣。他同時又是這部劇的製片人，還得管成本、宣傳、發行。當時他狀態真是極度疲憊，調養好久都沒有緩過那個勁。我覺得其實一個電視劇的編劇做到極致的狀態，大概就是這樣了吧。對於歷史正劇的編劇來說，他的能力在於能不能從龐大的文字語言的構建中，“擰”出一個歷史精神。他對歷史精神的把握和選擇，這個內核是最難的。所以說，好的、“大”的歷史劇編劇或者正劇編劇，首先他們應該是神經質的，他們人格上有接近分裂的東西。否則他窺不透也看不準那些材料後更深層的東西，規律性的東西。
《大明王朝1566》也是我劇中最後一次大部分主要演員不是“明星”、不是“大牌”的一部戲了。《大明》時全體演員還是都住在組裡，除了拍戲之外，私下裡的溝通也多些，更有一種情感上、志趣上的凝聚力。我這樣說並不是就指“明星”“大牌”不好，也不是說《大明》或《走向共和》裡的演員不出名。但就是在這兩部劇的那個時期，就我接觸到行業的感覺而言，整體還基本處於一個戲裡的演員基本都是專業、合格、演技在線的一個時代，而過了一些日子，演員的考核標準開始更看重外形、過於追求顏值。當然，之前我們的選角陣容是由於劇的題材和當時那個年代的電視劇市場形成的。現在電視劇市場更發展了，劇中演員的構成也更加多樣化。
《大明王朝1566》前段時間在優酷上重新播出了，我聽說有些評論反映，認為這個劇的智商可能會稍稍高於普通觀眾。我覺得或許是這樣。其實我們說一部好的作品，它應該是永遠跟觀眾有“兩步之遙”。一個創作者跟觀眾之間，他一定不是平行走的。太遠了，觀眾不跟你了。如果你滯後於他，觀眾又會更看不上你。所以最好的狀態就是你走在前面兩步。
對於我來說，能當一個電視劇導演，我覺得是幸運、欣慰的。電視劇無論是篇幅還是受眾，都註定了這種藝術表現形式，能夠更長久地盤桓在人們心裡。——沒有什麼能比共同觀看過的劇，更能表達或代表一代人的價值觀。相比於電影，電視劇對於觀眾的生命伴隨時間更長。你曾經花了多少時間看劇，在未來的某一天，你或許就會再想起那部劇或那部劇傳遞的思想。在這種屬性之下，電視劇的品質就尤為重要。品質，品質，先有品才有質。品是什麼？就是我們的尊嚴和骨氣。以歷史劇為橋樑，啟發觀眾的思考，如果能儘量達到這一點，我覺得作為傳播者來說，這應該是超脫個人追求之外的一個大講究。
張黎工作照
手 記
張黎出生於1957年。1978年他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同期考入北影的還有張藝謀、顧長衛、陳凱歌、李少紅、胡玫、田壯壯等。他們這一批人，也被稱為電影學院的黃金一代。
畢業後，在其他同學校友都已紛紛有了自己作品並收穫各自不同的成功時，張黎卻一直在踏踏實實地幹攝影。40歲那年，他接觸到同學胡玫正在拍的《雍正王朝》。那時雖就導演手法和編劇過程同胡玫、劉和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學習，但他告訴我那一年，他心裡攝影的“癮”其實還沒有過盡。《雍正王朝》之後他又擔任了電影《橫空出世》《一聲嘆息》的攝影，前者還因此獲了金雞獎。然後才於2001年，踏踏實實執導起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走向共和》。那一年，他44歲。
可以說，《走向共和》是他44年來所積累的一個大爆發，也開創了他對於歷史正劇領域的真正探索——導演技法上的、宏觀敘事上的。歷史劇，也由此成為他職業生涯中標籤性、標杆性的一樣事物。
從早期的《走向共和》到《軍人機密》《大明王朝1566》，以及《中國往事》《人間正道是滄桑》《孔子春秋》，張黎執導的歷史正劇因獨特的拍攝手法以及對歷史的別樣反思吸引了不少男性、高知觀眾，奠定了歷史劇領域裡很大一部分觀眾基礎。多年後在網絡上進行二輪播放，又讓新一代、年齡更小的觀眾，發現這些劇不因時代變換而顯得過時的魅力。
在他早期的歷史劇作品裡，既反映了一種觀眾對電視劇審美的變遷，又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或路徑，去理解歷史、看待人物。他的作品代表了那一時代國劇領域裡的經典，也啟發了面對高速發展的社會圖景，電視劇承載的功能將更為重要、細緻。在他幾部代表作集中的2003～2006年，年輕一代的口味相對沒有像現在這麼佔據電視劇市場的主導性地位，因此，也提供了讓年長一代講述者更從容推出自己心中想講的故事、想表達的主題這一市場空間。
2006年，湖南衛視推出“娛樂立臺”後，彼時正在該臺播出的《大明王朝1566》遭遇了審美意趣上的分歧，最終迎來收視率慘淡的結局。如今的通稿，還能刷到在《大明王朝1566》播出之初，張黎同劉和平還興致勃勃地要策劃《大明王朝》的續集。隨著收視率的滑鐵盧，這一計劃也被擱置下來。為生計需要，他們各自投入了其他項目的創作。在這期間，大量資本湧入，觀眾的口味越來越傾向於娛樂性，歷史正劇的空間變得進一步狹小。
不過對於歷史劇，無論是張黎或劉和平，都沒有放棄。張黎現在正在籌備《曹操》，最近剛曝光了第一張概念海報。據張黎透露，前段時間聽說劉和平現在鼓搗一個北魏的東西，第一集寫了一年，他自己然後又撕了。這讓人想起《大明王朝1566》雖是講述中國明朝背景的故事，配樂卻大膽用了大量西方古典樂。比如第六集，海瑞剛升任淳安知縣，和正德知縣也是日後的至交好友王潤蓮初碰面那一段，在拿腔作勢的巡撫衙門的一間房，配樂用的卻是肖邦降E大調《小夜曲》的改編，再配合著窗外的雨聲，使人覺得既有歷史感，又有人生的況味。
對於一個導演來說，執導作品的過程或許更像一個“翻譯”的過程。首先他要有一套自我非常完整的、對世界的看法，心中要有一股勁。接到劇本以後他比常人要理解得更多，吃透每一句話字裡行間的意思。然後再用自己的鏡頭語言，把它翻譯出來，給更廣的受眾觀看。在張黎集中講述《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這兩部劇的拍攝過程和前期準備的經歷中，既表達了一種他對歷史的溫情闡釋，又反映了那一時期中國電視劇市場的現狀。伴隨改革開放的時代進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在尋找新的方向，探索新的路徑。電視劇與社會文化的相互成就，構成了這一傳播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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