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開始，茅臺多次對“國酒茅臺”商標提起申請，但一直未成功。茅臺也遭到了業內一眾同行反對，五糧液、汾酒、水井坊、郎酒、捨得酒業等企業均認為“國酒”商標不應被茅臺註冊獨佔，提出異議書。
2018年5月25日，國家商標評審委員會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結合行業及相關方意見，對茅臺提出的“國酒茅臺”商標註冊申請，複審決定“不予註冊”。 之後，茅臺集團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商評委撤銷不予註冊的複審決定。茅臺集團還將山西汾酒、五糧液、劍南春、捨得酒業等一眾酒企和機構列為第三人。
峰迴路轉，8月13日晚間，茅臺集團方面表示，對國家商標評審委員會複審決定“充分尊重，也樂於接受”。而之所以會提起訴訟，是因為“內部工作銜接問題”，已經決定依法向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申請撤回，並向國家商標評審委員會及各相關方表示誠摯歉意。
然後光只是茅臺二字就已經名言海外、家喻戶曉，但大家卻不知茅臺酒其實是在汾酒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山西杏花村是我國蒸餾白酒的發源地。早在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該地區就有了釀酒的習俗，其釀造工藝也沿黃河流域及通商之路逐漸傳遍全國。馳名中外的白酒名牌汾酒有著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現代汾酒的奠基人楊得齡先生曾帶領汾酒勇奪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甲等金質大獎(1916年出版的《中國參與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紀實》一書和閻錫山時期的督軍府歷史檔案可證實)。
在汾酒廠的博物館裡，陳列著汾酒於1916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所獲得的金質獎狀，據該館的解說員介紹，茅臺酒廠雖然也聲稱在這屆博覽會上獲得了金獎，但就沒有這張獎狀。館裡還陳列了部文獻，上面記載說貴州的茅臺酒是從汾酒廠學過去的。
茅臺鎮原本只是赤水河邊的一個小漁村，後來因運鹽週轉，成了川鹽銷往貴州的邊岸。到了仁懷的茅臺村，水路不能再往上行，需全部卸船進倉，然後再人背馬馱，分運貴陽、安順兩路銷售貴州。
茅臺村由此開始形成一個川鹽銷黔的轉運站和貨物集散地，山西、陝西鹽商雲集，到清康熙年間，已發展成為江邊的繁華小鎮。於是，山陝商人就把山西汾酒的種子傳播到了茅臺村。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了一套“西南叢書”。其中的第二冊為1939年編的《貴州經濟》，作者是張肖梅。
張肖梅是民國期間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她發起成立的著名企業家協會“星五聚餐會”，影響很大。由她主編的書籍應該是很嚴謹的，可信度較高。
《貴州經濟》有關於山西汾酒與茅臺鎮白酒之間淵源關係的記載：“茅臺酒之沿革及製造，在滿清咸豐(1851-1861)以前，有山西鹽商某，來茅臺地方，仿照汾酒製法，用小麥為曲藥，以高粱為原料，釀造一種燒酒。後經陝西鹽商宋某、毛某先後改良製法，以茅臺為名，特稱曰茅臺酒。”
茅臺鎮白酒吸取了山西汾酒工藝和陝西白酒工藝的精華，山西人在茅臺鎮開始釀製燒酒的時間是在滿清咸豐之前。
這個資料表明，茅臺鎮白酒的歷史，咸豐年間是個分水嶺。之前，山陝商人成立了“成義酒坊”，用汾酒技術製造白酒，咸豐年間鹽號業務和制酒業務全部出讓給貴州本地人。
此外，1955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祖國的貴州》記載茅臺酒是“清朝山西人經商於茅臺鎮，依汾酒製法而興。” 由貴州省工商聯編輯、1980年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貴州茅臺酒史》中記載茅臺酒是“從山西僱了釀造杏花汾酒的工人來茅臺村，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研究製造”。
綜上所述，茅臺酒實實在在是在山西汾酒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至於為什麼茅臺名聲要比汾酒名聲好好，那就只能說茅臺營銷策略要比汾酒的高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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