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傳》位居《史記》七十列傳之首，按照慣例應該記載伯夷生平事蹟，但全文九百多字，真正涉及伯夷事蹟的卻只有二百餘字，其他部分都在抒發司馬遷個人感慨。這種不按常理的寫法讓後人總感覺文段跳躍，乃至不知所云。國學大師錢鍾書也說：“此篇記夷、齊行為甚少，感慨議論局其大半，反論贊為之賓，為傳記之主。司馬遷牢騷孤憤，如喉鯁之快於一吐，有欲罷而不能者；紀傳之體，自彼作古，本士皆謂破例也。”與其他列傳寫法相比，《伯夷列傳》確實屬於破例之傳，但原因未必僅僅是司馬遷要發牢騷。而在於《伯夷列傳》所處的首傳位置，不僅要為伯夷、叔齊立傳，還要寫明為古代名人達士立傳的宗旨。正是這雙重目的，《伯夷列傳》既是關於伯夷、叔齊的傳記，也是《史記》七十列傳的總傳。
司馬遷
《伯夷列傳》開篇並沒有寫伯夷、叔齊的事蹟，而是論述被古書詳細記載的堯、舜、禹禪讓事蹟，然後筆鋒一轉，感慨夏商時期同樣有禪讓天下之德的許由、卞隨、務光就很少見到記載，幾乎湮滅無聞。與之相比，伯夷應該屬於歷史幸運兒，由於受到孔子推崇，被後人銘記。但所記載的也未必是事實，孔子稱讚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認為，伯夷一生光明磊落心無怨恨，但在司馬遷偶然發現的伯夷、叔齊臨死前寫的一首詩時，他深感歷史記載可能是錯誤的，伯夷、叔齊也有怨恨：“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這首詩大概意思是：登上那西山啊，採摘野豌豆聊以充飢。用兇暴取代兇暴啊，伐紂的武王分不清是和非。神農虞夏古代聖君轉瞬即逝啊，我要去的樂土又在哪裡？多麼可悲啊，即將身赴黃泉，看來是命途多舛啊，這似乎是註定的！這裡明顯表達出伯夷、叔齊對賢人命運多舛、周武王以暴易暴做法的不滿，因此，後人因孔子論述而識知的伯夷並不是真伯夷，而是假伯夷。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古代這麼多賢人要不因無人記載和推崇而被人遺忘，要不就是記載的不真實而被人“誤讀”。
伯夷與叔齊
接下來，司馬遷突然探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個道德命題（文段有點跳躍）。但根據歷史事實和切身體驗，司馬遷基本否認這個命題的真實性，現實社會是是非顛倒、黑白不分，好人無好報，惡人得善終，哪裡有什麼天道來維持正義。生存在這樣無對錯是非的世界，誰都會感到困惑，如同在黑夜裡行走沒有方向。但正因如此，這個世界特別需要能為世人指明正確方向的人，像伯夷、叔齊這類人不就是人間是非對錯標準的載體，也許他們改變不了現實，但保留了可以改變未來的“星星之火”。如果這點火種也沒有了，人類社會將徹底步入黑暗，永世不得翻身。而現在這些“火種”因沒人記載就要湮滅，司馬遷覺得有責任、有擔當要為他們立傳，讓後人知曉他們，知曉人世的對錯是非是什麼？這就是《史記》開創紀傳體敘事方法的根由。
史記
鳥博士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司馬遷立傳之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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