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出国旅游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出国留学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然而，你知道吗
早在一百多年前
荔波就有位公费出国留学的人
今天的荔波轶事
带你了解
荔波第一位公费留学生
红色旅游是荔波旅游资源的三大支撑之一。
位于荔波县城的邓恩铭故居和纪念馆是到荔波旅游的游客体念红色文化、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选择。
1995年被批准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6年成为全国国防教育基地。
2017年，荔波县再次对邓恩铭故居及周边进行整体改造，扩建纪念馆、兴建广场等，总投资约11亿元。
如今走进邓恩铭纪念馆，在参观讲述少年邓恩铭成长经历的篇章中有这样一幅画面会深深吸引您：
荔波地处黔桂边境，虽然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但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自建县以来也出了不少乡绅俊秀，童生、岁贡、拔贡、恩贡、秀才、举人均有记载。高煌作为清朝宣统年间（1909年）的拔贡，其地位和影响不算最大。之所以能在纪念馆有一席之地，原因有二：一是他是清朝光绪年间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二是他是邓恩铭的启蒙老师。笔者查阅了不同时期，多个版本的荔波县志，均未发现有其他早于高煌的公费留学生的记载，
据此表明高煌是荔波第一位公费留学生。
高煌，生于1875年，荔波县城人，字冬心。光绪三十年（1904年）被选派日本留学时29岁。光绪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倒数第二位皇帝，在位34年（1875--1908）。光绪皇帝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皇帝，政治上、生活上都饱受慈禧太后的掣肘，虽有变革之心，却无变革之权。同时，封建制度的没落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也唤醒了无数仁人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翤同等。他们图谋国家振兴、社会变革。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生长在黔桂边陲荔波县的高煌能获得留学的机会实属不易。留学日本
晚清至民国，有许多中国进步青年留学日本，著名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蒋介石、鲁迅、郭沫若等等。高煌从1904年至1908年，就读日本宏文学院。鲁迅先生也于1904年至1909年在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预科，后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他们是同一时期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同学。遗憾的是没有资料反映高煌与鲁迅及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但“留学期间写了10万字的《留学随笔》”的记载充分说明他是勤奋好学的。这也表明，四年的留学生活与学习，高煌完全有机会与许多进步中国留学生接触，有机会一起讨论国内外大事，一起忧国忧民；一起接受西方科学技术、教育、医疗工业制造等先进文化的洗礼。国内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的专制、腐败、封闭、落后、守旧与国外民主、自由、开放、先进、发达的鲜明对比，激发了广大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方略中发奋作为。
学成回国
1908年9月，高煌学成回国，力图报国。当年11月14日、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归天，大清上下一方面忙于治丧，一方面又要按规矩拥立新皇帝。因光绪皇帝无子，围绕皇位之争早已展开，朝廷大臣都为巩固自身势力争论不休，最终还是按照慈禧太后选定的人选继位。12月2日，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太后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
《荔波县志稿 卷七 人物志》记载高煌为清宣统己酉科拔贡，己酉是农历纪年，即公元1909年。拔贡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一部分， 贡生是在秀才中推荐优秀人才入京师国子监读书，没有通过乡试，只能算秀才。拔即选拔，贡即贡奉。按今天说法就是各地挑选优秀人才到京城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以便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
高煌留学回国后返乡，能够选为拔贡，说明他是很出色的。但高煌并没有通过科考走入仕途，虽然被“朝廷分发四川补用直隶州州判，因他在京期间耳闻目睹清朝政府腐败，不想随波逐流，决计不赴四川补缺，留居京城从事文字学和史学研究。”后来高煌又辞去京城差事，几经周折返回家乡，教书育人直至病故。
教书育人
关于高煌教书育人，潘一志（原名潘益智）在他的《荔波县志稿 卷七 人物志》中这样记述：“民初任两等小学教员；当时体罚未废，而先生上课，不执教鞭，从容启告，详细讲解，于和蔼中现庄严态度。勤勉者悉心静听，唯恐失时；顽劣者畏而生敬，寂然鸦雀， 威而不猛也。民国八年，都匀十县合立中学张校长哀白专车迎驾，嘱托坐守，先生不便坚辞，乃就。任国文教学，教授得法，学生受益不浅。民国九年，允继续连任，殊寒假回籍，双目失明，学生闻之，有哀悼涕泣者，其感人之深也如此。失明后，仍教徒数人以消遣，教授经史，闭目朗诵，旁引注证，不假思索。时从学者，均已文理通畅，修改文字，则先由作者诵读数遍，先生口评瑕疵，令作者笔录更易。其热心教育也如此。”又述：“先生掌教都中时，益智正肄业斯校。常请先生寝室侍教。谈及社会，每怃然曰：“叔世浇漓，人心险恶，惟口白而心黑者始能钻营。吾辈笨伯，只好寄生涯于粉笔耳。”蓋平生肺腑之言也。民十二，益智滥竽小学，常寻先生府请益。时先生以失明，犹殷殷以努力教育相劝勉，并以官场角逐为戒。二十年来，益智拳膺弗敢失。而先生光明磊落粹穆之胸怀可见。先生研究字书，颇有心得，汉魏碑帖，家藏甚富。惜著作无存，恐其淹没，谨将目见耳闻者叙其崖略，以备后考。”
潘一志（1899--1977），荔波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三洞里（今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梅山村的一个亦教亦农的私塾教师家庭。被誉为水族史学奠基人，所著《荔波县志稿》、《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潘一志诗词稿》等，是研究荔波县史和水族社会文化史的宝贵资料。他为高煌所写的“列传”饱含着深深敬佩之意和怀念之情。这些历史记载，充分反映了高煌为师为人的品格。
作为邓恩铭的老师，在李肇年、刘昕先生所著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邓恩铭》一书中有这样表述：“辛亥革命这一年，邓恩铭进入了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设于原荔泉书院内）读书。.....当他读到高小时，就开始使用共和国新版的教科书，书上写明教育宗旨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启发国民之爱国心，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由于这时校中有了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这一教育宗旨在教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如教师高煌，在日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拥护辛亥革命。在校中这几位进步教师采用新法教学，向学生宣讲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注重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同时也传授近代科学知识。邓恩铭在这所学校里读书六年，初步萌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书中还写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条约，全国掀起反袁斗争浪潮，“消息传到荔波，山城震惊，群情激愤。
高煌老师立即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作为一名教师，
高煌对少年邓恩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社会需要文化传承，文化是旅游灵魂。高煌在老荔波以自己的方式书写了许多令人敬佩的故事。他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故事依然流传民间。如果我们欣然接受“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的话，那老荔波的一些故事便可以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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