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最後一個」,扶貧幹部快哭了!

為了“最後一個”,扶貧幹部快哭了!


中央提出: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這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扶貧工作的重視和對貧困群眾的關愛。

  我想這個要求是讓每一個有脫貧條件和基礎、有立志脫貧意願的群眾,通過政府的幫扶讓他們實現脫貧。而在實際工作中卻出現很多執行者卻把重點和精力放在了“最後一個或幾個”上,強調極致與絕對,不管什麼情況都必須一個都不能剩,全部通過幫扶實現脫貧。否則就為考核驗收中的貧困發生率能否達標埋下隱患。

  那實際工作中真的可以做到一個都不剩嗎?

  最典型的就是呆傻痴苶者,讓他們脫貧,就是大羅神仙也做不到。

  這本應是政府兜底的對象!還需要費心巴力地去幫扶?可現實中確實有很多幫扶幹部在分包著他們。

  還有本性就是安貧樂道、無慾無求的人,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信念,就像苦行僧一樣。

  他們追求的是把物質生活降到最為簡單的程度來追求心靈的解脫。對物質的享受極為看淡,幫扶他們反而讓其極度不滿,感覺看不起他們。

  

  有一戶貧困戶40多歲,無兒無女,孤身一人。並且貧困戶這頂“帽子“還是村幹部看他過的日子苦強行給他戴上的,自己並沒有申請。幫扶幹部每次去他家時,給錢不要,送東西不收,採取的幫扶措施不用。他說:“我已經過的很好了,有吃有穿,不需要你們的幫助。”確實在農村只要有二畝地,基本上都能實現自給自足,基本的吃喝是可以滿足的,當然肯定不是餐餐雞鴨魚肉、頓頓酒不離口的情況。關鍵是人家根本不在乎這個,追求的更不是這個。

  給他送錢、送物、送政策,簡直就是褻瀆他的理想和追求。但是幫扶幹部為了“最後一個”,用在他身上的精力比全村其它人加起來的還多。到現在幹部們還在為他達到脫貧收入線絞盡腦汁呢。

為了“最後一個”,扶貧幹部快哭了!


  再有一種情況就是饞吃懶做、遊手好閒、完全躺在政府懷裡的人,讓他脫貧也是難如登天。

  從小種下的懶根,他老子娘都管不了,幫扶幹部就能糾正過來?如果能把懶病治過來,哪裡還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個千古流傳的名言?即使現在通過一系列的“送去主義”讓他達到了脫貧條件,這也是權宜之計,短時間內讓貧困面貌得以改善,長遠看是不具備基礎的。對這樣的有勞動能力卻饞吃懶做、遊手好閒的人,就應該讓其遭遭罪、受受苦,苦難的經歷是最能激發潛力的。

  一味的同情、可憐、遷就反而是害了他。同時幫扶政策的不斷落地,更引發了群眾的不公議論,新的社會矛盾突顯,“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人性使然,現實中有眾多沒有被評為貧苦戶的邊緣戶不斷上訪、要求當貧困戶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貧困和富裕是相對的,就連美國等早就實現小康社會、經濟極度發達的國家,也有很多流浪漢,也有經常睡橋底、睡地鐵的窮人,但這瑕不掩瑜,不影響人家是現代化國家。貧困不可能消除,只能是縮小貧富差距。扶貧應該是加大對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配套的支持力度,引導政策和資金向這些地區傾斜,這樣發展才有動力,脫貧才有條件。

  百人百姓,千人千性,萬人萬行。不同人有不同的脾氣性格、行為方式、生活習慣,不考慮客觀條件地要求“千篇一律”是不科學的,十個手指還不一般齊呢。絕對的要求隱含絕對的問題!“一個不能落下”目標是願景式的,但有些人在執行上卻要求基層不能打任何折扣、不能有任何理由、不能講任何條件、必須完成的具體任務,而且是從上到下層層加碼,為了檢查而檢查,為了達標而達標,這種迎合的政績觀,使得個別地區精準扶貧越發形式主義。以至於基層幹部沒有節假日,白加黑、五加二地應付大行其道的問卷填表、各種督查、巡查、檢查、考核、審計等等。

為了“最後一個”,扶貧幹部快哭了!


  在這個過程中,還成為部分上級對下級挑毛病、吹鬍子瞪眼、找事處理人、顯示權威、顯示能力的一種手段,動不動就追責問責,動不動就給予處分。這種用力過猛、矯枉過正的做法,挫傷了很多幹部的積極性。他們還有多大的信心、多高的熱情用於扶貧?唯恐避之不及!

  貧困是動態的,有富必有窮,有出必有進,誰能保證農村每個老百姓都一輩子衣食無虞、富足安樂?誰又是最後一個?最後一個未脫貧,誰敢保證考核驗收順利過關?所以很多幫扶幹部在“最後一個或幾個”上較上了勁,付出大量的精力。

  可實際上,這最後的“釘子”實在不好拔、最後的“骨頭”實在不好啃,用盡吃奶的勁、崩掉滿口牙也拿不下啊!但上級領導卻不管你沒有千個理由、萬般藉口,在他們眼中所有貧困戶都是淳樸善良的,完不成“一個都不能少”的脫貧幫扶任務就是你沒有盡到責任,工作沒有做到位,板子不打在你身上打到誰身上?弄得扶貧人是滿腹委屈、欲哭無淚。

  全國政協常委、湖南省政協副主席張大方在全國政協十三屆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分組討論會上替基層說了話,他說:“督查考核評估應結合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大方向和基本指標,具體的項目指標應全部下放至縣、鄉一級。”《論衡》上也說: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扶貧工作也應該這樣,基層才是上級政策在農村的具體執行者,其優劣與好壞、成功與失敗、問題與不足,他們有最直接的感受和發言權,鞋子合不合腳,基層幹部和群眾最清楚。

  所以替基層說話的張大方常委的說法是很有建設性的,應該給基層更大的自主權,讓基層自己量體裁衣,對症下藥,這樣將極大減少“基層都過了河上層還在岸上”的情況發生。扶貧人也不會再為追求低而又低的貧困率、害怕一個人影響全村乃至全縣脫貧摘帽而愁眉不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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